首先需要指出壹點，普查數據、小普查數據、年度數據口徑不同，不可混用。普查數據 10 年壹次，我們可以把它簡單理解為“存量數據壹次性修正”。比如按 2020 年底總人口的 141178 萬人，比 2019 年底增加 1173 萬人（正常年份每年增加 400萬~800 萬人）。實際上，這 1173 萬人並不是 2020 年壹年增加的，它的另壹個重要組成部分是對存量數據統計的修正。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全國人口***141178萬人，與2010年的133972萬人相比，增加了7206萬人，增長5.38%，年平均增長率為0.53%。
我們需要簡要了解普查口徑和年度口徑的關系。
根據國務院2010年頒布的《全國人口普查條例》，人口普查每10年壹次，位數逢0的年份為普查年度；在兩次人口普查之間開展壹次較大規模的人口調查，也就是1%人口抽樣調查，又被稱為“小普查”。在不進行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樣調查的年份進行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
不同口徑的數據是不可直接混合計算的。
比如2016年初，統計局公布的2015年總人口數為137462萬人；而2016年4月20日《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主要數據公報》公布的“小普查”數據顯示，2015年人口總數為137349萬人。
存量人口的 141178 萬人，以及 2020 年比 2010 年增加 7206 萬人（ 2010 年比 2000 年增加 7389 萬人）這兩個數字都超出前期市場過於悲觀的預期。過去 10 年凈增加人口幾乎持平於再往前 10 年（只少了 183 萬人）。當然，這很大程度上與 2016 、 2017 年二胎政策所帶來的短期人口脈沖有關。 2017 年之後新生兒人數逐年下降的趨勢還是十分明顯的，增量形勢仍比較嚴峻。
2016年、2017年新出生人口分別為1786萬、1723萬人，比2010~2015年年均值高了110萬人左右，比2000~2010年的年均值高了126萬人。
2017年之後，新生兒數據下降比較明顯，2018年、2019年、2020年分別為1523萬、1465萬、1200萬人。
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5月11日在發布會上表示，2018年以來出生人口數量有所回落。初步匯總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出生人口為1200萬人，這個規模依然不小。
1200萬人是確切數還是約數尚待詳細數據，按照1200萬人，則環比2019年下降18%左右，大致符合預期。
2021年2月8日，公安部戶政管理研究中心發布《2020年全國姓名報告》，報告顯示截止到2020年12月31日，2020年出生並已經到公安機關進行戶籍登記的新生兒***1003.5萬人。2019年同壹口徑數據即戶籍登記的新生兒數為1179萬人。這意味著這壹口徑下2020年新生兒下降15%左右。
2020 年新出生人口的下降是三個因素的疊加， 第壹個因素是疫情影響。 全球主要經濟體的出生率在2020年均出現顯著下行，出生率 歷史 新低的情況比較普遍。疫情影響出生率主要緣於產檢醫療條件的變化、收入預期的變化和未來不確定性的上升導致推遲生育計劃。數據顯示疫情導致較大比例歐洲育齡夫婦推遲 育兒 計劃。另壹個可參照案例是2003年非典，北京地區出生率從2002年的6.6‰大幅降至 歷史 最低點的5.1‰。考慮到新冠肺炎疫情對年初的影響會落在2020年，二季度起的影響主要落在2021年，2021年出生率數據可能會繼續偏低。
第二個因素是育齡人口的代際下行。 由於國內出生人數在1987年是壹個高峰，1987和1990年之後曾出現兩輪明顯下行，這對應2017年後育齡女性人數的變化以及這輪新生兒人數的快速下降。
第三個因素是工業化-生育率悖論。 這幾乎是工業化國家面臨的壹個***同問題，需要對這壹過程的艱巨性有充分預期。比如韓國粗出生率已從1980年的22.6‰降至2018年的6.4‰，印度粗出生率已從1980年的36.2‰降至2018年的17.9‰，越南粗出生率從1980年的31.9‰降至2018年的16.8‰（相當於中國1996年前後水平）。歐美下降較慢，但同樣處於下行趨勢中，美國1970、1980、2018年分別為18.4‰、15.9‰、11.6‰；德國同時段分別為13.4‰、11.1‰、9.5‰。
以總和生育率來看，1990年美國、韓國、印度、越南分別為2.1、1.7、3.6、3.6，2018年分別為1.7、1.0、2.4、2.1。總和生育率顯著偏高的國家，如尼日爾、索馬裏、剛果（金）、馬裏、乍得、安哥拉、布隆迪、尼日利亞，均屬前工業化國家。
簡單來說，第壹個因素代表“生育條件”，屬短期擾動，估計主要影響 2020~2021 年；第二個因素代表“育齡基數”，需要及時、迅速進行政策調整，否則下壹個階段壓力會進壹步加大；第三個因素代表“生育意願”，它作為壹個全球難題的規律性被很多人所忽視。但恰恰是這種規律性意味著挑戰會更大。它可能和壹系列內生原因有關，如現代 社會 體力勞動邊際回報率下降、女性勞動參與率上升、住房和教育成本上升等，對新興市場國家來說還有壹個原因是流動人口比例偏高，年輕人面臨“打工 - 返鄉 - 結婚 - 生子”“城市就業 - 買房 - 結婚 - 生子”兩種典型路徑，均會導致婚育年齡偏晚，從而帶來生育率的變化。
所以，出生率和生育率下降具有內生性，對這壹過程的艱巨性要有充分預期。
從這個框架去理解，要影響人口曲線，壹要優化生育政策，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二要有針對性地瞄準“工業化 - 生育率悖論”，比如通過壹系列組合政策降低女性生育的機會成本；通過降低住房成本、教育成本、提升教育資源可得性來降低年輕人生養育的成本預期；通過更廣泛的城市群建設，推動工作機會的區域多元化，降低因人口流動模式固化導致的代際晚育的現象。
老齡化特征繼續上升， 65 歲以上人口比重達到 13.5% ，上行速度也比上壹個十年更快。從世界銀行口徑數據看，全球 65 歲以上人口比重大約在 9.1% 左右，高收入國家這壹比例為 18.3% ，中等收入國家為 7.8% 。老齡化對經濟結構、產業結構都會產生深刻影響。
本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口已有 2.18 億人，較 2010 年的 1.19 億人大幅增長。和 2010 年相比，每 10 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由 8930 人上升為 15467 人。這壹點是“工程師紅利”形成的基礎。
核心假設風險：宏觀經濟變化超預期，外部環境變化超預期，政策去杠桿力度強於預期。
（作者系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第壹 財經 獲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原標題為《郭磊：七普人口數據簡評》，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