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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壹位國文老師》註意,是懷念,從維熙寫的,有沒有人有這篇文章的閱讀題和答案?

多少年了,我壹直難忘我的文學啟蒙老師。那是我在通師附中讀初中二年級時的1948年,開學之後壹位風風火火的新老師,走進了我們的國文課堂。他向同學們問好之後,開場白便驚呆了所有的同學。他說中國文學界有“三峰”,接著便在黑板上寫下這“三峰”的名字:胡風、雪峰、田秀峰。正當同學們不解其意的時候,他直白地告訴同學:“胡風、馮雪峰的大名,妳們壹定聽說過———我就是尾隨其後的田秀峰。”我明白了,他是用“峰”與“風的諧音,幽默地介紹他自己。

在我的學生生涯中,如此公開張揚個性的老師,我還是第壹次碰到。但就是這位不拘小節的老師,給予了我文學上的火種,讓我義無反顧地走上了從文之路。記得,這位田秀峰老師,在上作文課的時候,從來不出題目,而是讓我們自由命題。他的理論依據是:同學們來自不同的生活領域,個性又各自相異,都在壹個命題下行文,難以發現人才。全班的同學對這位老師,充滿了好奇。有人說他在標新立異,還有的同學則反串了“峰”與“風”的諧音之策,將“吾師”叫成“巫師”———給他起了個巫師的綽號。弦外之音,意在針砭田秀峰老師離開國文教學的常規。

當時,語文的通稱為國文。學生們雖然已經不再穿長袍馬褂,但思想還處於絕對的封閉狀態。我內心則對這位老師十分欣賞,為了摸清他是不是“狗掀門簾子———只憑壹張嘴”的巫師,便自動擔任起福爾摩斯的任務。當時,我是學校裏的住宿生,去他的宿舍十分方便,便在壹天下課之後,敲開老師宿舍的屋門,借口是來補交作文課堂上沒能完成的壹篇作文。就在這天,我在他的書架上有了發現,壹本題為《壹串念珠》的書皮上,印有田秀峰的名字。對我說來,這個發現引起的震撼,無異於壹聲雷鳴,因為在我的學生時代裏,這是第壹次看見有個人著作出版的國文老師。盡管那本書開本很小,書頁也不太厚,但還是激起我對這位老師的崇敬。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則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了。在上作文課的時候,他興沖沖地在全班同學面前,朗讀了我那篇補交上去的作文。記得,那篇作文題為《青青的河邊》,是記載我們幾個同學,星期天去通縣西門外壹個叫小閘的水塘去玩水的趣事。其中壹個家在白洋澱、名叫陳景文的同學,是個水中超人,在遊泳比賽中如水中蛟龍,把所有參加遊泳比賽的同學,遠遠地甩在了後邊。在文章中,我把他譽之為《水滸傳》中”浪裏白條張順“。更有意思的是,田老師在朗讀我的作文時,全然沒有了老師之尊,壹會兒搖頭晃腦,壹會兒停步凝思;猶如壹個大頑童,在與全班的同學嬉戲。此舉,頓時拉近了與同學們的距離,同學們有的笑,有的叫———唯有我的心跳如同擂鼓,因為此時此刻,同學們的目光都拋向了我———從小學到初中,雖然作文課也曾受到過老師的表揚,但沒有被老師朗讀過。多少年後,我感知從那壹刻起,已然決定了我壹生從文的歸宿,因為我的文學潛能,在這壹刻被田老師激活了,並得到了他的認可。

第二件難以忘卻的事情,還是源於作文。有壹次在自由命題的作文時,我寫了壹篇題為《桃花盛開的時候》的作文。文中敘述了我童年時,與山村的小夥伴在遍山的桃花叢林中,疊壘石塔的悲愴記憶:壹個綽號叫“小馬駒子”的童年夥伴,是我們中間的頭頭,他不僅臂力過人,還曾有過騎在壹匹沒有馬鞍的馬,馳騁過家鄉的北山,到山後壹個村鎮去看皮影戲的紀錄。可是當我們用石頭壘起壹個個石塔後,悲劇降臨到了他的頭上———他脖子上長了壹個疔瘡,沒過三天他就與世長辭了。他走了之後,讓這個小小山村失去了寧靜。有的鄉親說:他不該在山巔上壘塔,讓山神背上馱著它,山神惱火了……有的鄉親說:那石塔正好對著他的家宅,冒犯了地下神靈,陰氣便順著地下中軸線進了他的家……我年紀小,心中沒有那麽多迷信傳說,只是再看那滿山桃花時,感到那些艷麗的花瓣如同浸染了血漿……我之所以寫出這樣壹篇作文,全然因為通師附中院內盛開的桃花,勾起了我對童年生活的壹段回憶。

田秀峰老師看了我這篇作文後,沒有像上次那樣在班上進行通讀,而是拿著我的作文去找了我的家叔從陸人去了。家叔畢業於北平輔仁大學國文系,曾在當時的天津《大公報》馮至主編的副刊上,發表過模仿莎士比亞十四行詩體之詩作,此時家叔在通師任教導主任之職。當天,我叔叔便把我叫到了他的辦公室,並把我寫的作文從抽屜裏拿了出來,問我說:

“這真是妳寫的嗎?”

我答:“叔叔,妳該知道咱們村‘小馬駒子’這個人呢!”

“他真的死了?”

“長疔毒死了!”

家叔告訴我:“這篇作文是田老師送來的。他認知妳身上蘊藏著有待生發的文學細胞,我看了妳的作文之後,也認同他的意見。妳以後要多多向田老師請教,他是個有見識的國文老師。”

從此,田秀峰老師的宿舍成了我常去的地方。他壹邊用拳頭敲擊著木桌,壹邊激勵我要多讀多寫多投稿。他說他雖然不是算命的先生,但他能管窺到我的未來,有可能是與文學結緣的人生。我仔細地搜索過他的書架,想看看這位老師有沒有其他的著作,找了許久還是只看見他那本《壹串念珠》;盡管這位老師難與胡風、雪峰相比,但他那百無禁忌、心口如壹的個性,還是在我少年時播下了行文的種子和做人的羅盤。可惜,他只執教了我們壹年國文課,就被調往天津去任教了。壹年之後,我也來到北京師範學校求學,並於兩年之後的1951年在報刊上發表了處女作。所以,我對這位老師給我的文學初步加薪助燃之情,壹直牢記於心。

十分巧合的是,在上個世紀的九十年代,有壹次我接受報紙記者的采訪時,曾提到了這段往事。不曾料想到的是,這篇記者的報道被壹個認識田秀峰老師的人看到,將報紙轉給了田老師。他通過報紙給我寫來壹封長信,除了與我敘說別情之外,還用他年輕時任教師時的幽默,在信中問我:“我能算上個識別千裏馬的當代伯樂嗎?”我給他任教的天津財經學院復信說:“田老師,您是壹個傑出的教師,凡是好的老師,都是識馬的伯樂;但您在我眼裏,是伯樂中的伯樂,之所以這麽說,因為我不是千裏馬,而是壹條只會拉車的笨馬,您把壹匹‘笨’馬,調教成壹匹‘奔’馬,不是需要更多的精力和智慧嗎?!”

適逢教師節到來,寫此短章,壹向教師中的伯樂們致敬;二借此短章,向催生我文學初步的老師,表達壹片真摯的感懷之情。壹個優異的教師,除了教人豐腴的知識之外,還有壹個重要天職,那就是善於發現學生的素質和潛能———在某種意義上講,能否對學生的潛能有所發現,本身也是對教師智能的考核。

2006年9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