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象的背後，究竟有哪些深意？
壹1.為什麽居民存款會大幅度增加呢？首要原因，壹定是在於疫情的影響。
我們知道，2022年以來奧密克戎變異株在國內多點開花，各地普遍都采取了更為強有力的封控措施，致使人流物流受阻，很多具有出行、聚眾屬性的線下服務類消費場景減少，對於居民的消費增長形成了壹定壓制。
2.從數據上看，2022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中商品零售和餐飲收入的同比表現壹直不及疫情之前，其中1~11月餐飲收入累計同比下滑了5.4%。通常情況下，消費與儲蓄呈現出此消彼長的態勢，消費受到壓制，儲蓄自然會擡升。
與此同時，在疫情沖擊下，很多企業難以正常開展業務，生產經營壓力不斷增大，部分公司甚至面臨著裁員倒閉的風險。疊加本輪疫情的長尾效應和未來的不確定性，很多居民的收入和工作崗位不再穩定，不安全感日益上升，尤其是那些以工資為主要收入來源的中低收入群體對於未來的預期更加偏謹慎態度。
從數據上看，壹面是2022年居民消費信心的急速下降，另壹面則是失業率的攀升。如此壹來，很多人的避險心理壹再強化，引發了預防性儲蓄的攀升。
事實上，央行於2022年四季度進行了壹輪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傾向於“更多儲蓄”的居民占61.8%，比上季增加3.7個百分點；傾向於“更多消費”的居民占22.8%，與上季基本持平；傾向於“更多投資”的居民占15.5%，比上季減少3.7個百分點；同時四季度收入感受指數為43.8%，比上季下降了3.2個百分點。
這些數據都可以反映出居民預防性儲蓄意願的增強，從這個角度看，居民部門存款的大幅度上升，似乎可以理解為由疫情引發的“金融後遺癥”。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疫情的影響，導致居民存款增加的因素還有以下兩點：
壹則，資本市場遭受重創。回顧整個2022年，受美聯儲加息、俄烏沖突等因素影響，全球資本市場普遍遭受較大沖擊，很多國家都經歷了股債雙殺，投資者風險偏好下降，避險情緒上升。我國更是疊加了人民幣貶值、疫情反復等因素，市場預期不振，引發了資本市場的巨震，不僅股市大跌，基金類產品大幅度回撤，就連銀行理財產品都出現了“破凈”。如此便導致多數普通投資者的財富都出現了縮水，資金流入資本市場的意願有所下降。
相比之下，銀行存款的安全性更高，收益也更為穩健，故而越來越多的人都選擇將錢存入銀行，將其視為資金絕佳的避險場所，繼而讓存款金額不斷增加。
二則，房地產行業不景氣使然。根據《中國財富報告2022》的相關數據，我國居民資產中近70%是實物資產，其中房地產占絕對主導地位。然而2022年以來，房地產行業持續不景氣，部分民營房企陷入融資困境，個別地區保交樓出現問題，致使居民購房意願大幅度降低，其中不乏壹些人將原打算用於購房的錢存入銀行，這同樣在壹定程度上推升了居民存款。
3.人們越來越愛存錢，這是好事嗎？
某種意義上講，愛存錢體現了壹種勤儉節約的品質，而這亦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理應被大力提倡，然而從經濟學的角度看卻不然。
經濟學宗師凱恩斯在其著作《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提出了壹個著名的“節儉悖論”：勤儉節約對於個人或家庭來說是美德，但對整個社會來說卻不然，因為消費的變動會引起國民收入同方向變動，儲蓄的變動會引起國民收入反方向變動，節約意味著支出減少，會導致社會總需求不足，繼而引起經濟的降速甚至衰退；換言之，儲蓄雖然可以為個人致富鋪平道路，但若是整個國家都加大儲蓄，將不利於經濟社會的繁榮壯大。
事實上，按照各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壹般規律，在生產力水平較低、經濟基礎較為薄弱的時期，全社會物質相對匱乏，市場供給遠遠無法滿足需求，此時確實需要崇尚節儉，鼓勵居民多儲蓄，以此來實現資金的積累，繼而擴大投資規模，提高生產能力。
不過，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進步，生產力水平大幅度提升，物質財富日益豐富，逐漸出現了供過於求的現象，而收入水平的提高讓居民對於消費有了更高的要求。這時就需要通過促進消費、擴大需求來帶動產業端的升級，從而讓供需雙方在更高的層次上實現新的動態平衡，如果消費不振，勢必會對各行各業的生產造成制約，從而影響到國民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步伐。
就我國而言，此前受到疫情等因素的影響，消費市場持續承壓，但反彈空間亦是巨大。而隨著疫情防控的逐漸放開，曾經擾動各行各業運行的不利因素將日趨弱化，加上高層對於“做好經濟工作”的多次表態，2023年國民經濟復蘇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情。而在近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特別強調，“要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充分體現了高層對於提振消費市場的迫切希望。
在此過程中，那些因消費場景受限下的被動儲蓄積累以及居民預防性儲蓄的增加部分，有望在接下來成為支撐消費市場增長的壹股重要力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儲蓄向消費轉化勢必需要時間的消化，從節奏上看很難在短時間內“傾囊而出”，原因有三：
壹來，受三年疫情影響，居民部門的資產負債表受到了沖擊，特別是中低收入人群承擔的壓力往往更大，後續難免需要壹定時間去修復，客觀上需要居民部門整體減少消費，並積累足夠的盈余；
二來，如前文所述，當前居民消費信心急劇下滑，目前尚未看到反轉跡象，反映出此前疫情的沖擊給相當壹部分居民造成了較大的心理沖擊，並在壹定程度上改變了居民部門整體的消費預期，形成了所謂的“疤痕效應”，很多人在短時間內很難放開膽子敢於花銷；
三來，提振居民消費信心的關鍵在於經濟回暖、就業增加和收入提升，只有各方面都逐漸重回正軌，居民對於未來經濟不確定性的擔憂才會趨於緩解，這些都需要時間來改善。
參考華西證券的研究報告，當前居民部門的超額儲蓄約有3.3萬億元，而要將這3.3萬億元的超額儲蓄全部轉化為消費，大概需要3~4年的時間，對應的是2023年超額儲蓄中可能會有8000~11000億元的資金流向消費，規模約占2021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1.8%~2.5%。
同時參考美國經驗，防疫放開後兩個季度超額儲蓄才會開始逐漸釋放。
正因如此，2023年裏超額儲蓄對於消費增長的貢獻力度可能是溫和而非暴力，過程亦是難以壹蹴而就。
三
需要指出的是，當前居民儲蓄結構背後同樣暗藏玄機。
Wind數據顯示，在居民部門存款當中，定期存款占比長期保持在60%以上，進入2022年後該比例進壹步提升至69%左右，而活期存款占比則是壹再下降；與此同時，2022年以來定期存款當月同比增速不僅持續上行，而且顯著高於活期存款的當月同比增速。可以反映出，居民部門的超額儲蓄有大部分是來自於中長期定期存款的貢獻。
而這些中長期的新增定期存款，更多應該是集中在中高收入群體上。究其原因，根據西南財經大學發布的《中國財經報告》，從我國的儲蓄結構數據來看，儲蓄金額最多的10%的家庭的存款金額占到全部儲蓄金額的70%，儲蓄較多的35%的家庭占全部儲蓄金額的25%，而剩下50%的家庭基本沒有儲蓄。
另外，中低收入群體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工資，而中高收入群體則是有部分財產性收入，在此前疫情因素影響之下，中低收入家庭資產負債表的受損程度往往要明顯高於中高收入家庭，其儲蓄率很可能是不升反降，甚至是零儲蓄。
考慮到高收入人群的邊際消費傾向要低於中低收入人群，且後者又占總人口比重的大頭，故而想要通過提振消費來促進經濟回暖，勢必要重點關註中低收入人群，通過改善他們的處境來挖掘消費潛力。
那麽，具體應當如何做呢？
短期來看，發放消費券依然是可以提振居民消費的有效手段。但是對於那些低收入家庭和貧困群體，還可以考慮直接發放現金。因為對於多數低收入家庭和貧困人群來說，他們更為真實的境況常常是消費能力達不到使用消費券的標準，即“缺的不是那10元消費券，而是缺100元現金”，特別是在此前疫情影響下，不少人收入下降，甚至不排除失去收入來源的可能性，平日裏只能節衣縮食維持生活，根本沒有錢進行高額消費。
同時，低收入家庭與貧困群體對收入的變動更加敏感，哪怕僅有幾百塊的“意外之財”，都能極大地改善他們的生活。
從這個意義上講，發放現金的效果可能比發放消費券更好。
與此同時，還要加大力度穩就業，尤其是要支持作為吸納就業重要載體的中小微企業，要過減稅降費、發放補貼、減少裁員、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等多方面措施來穩定企業運行，繼而讓更多的中低收入者擁有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來源，繼而提振消費信心。有關部門也應當針對就業市場中的弱勢群體來制定相關的就業政策，完善靈活就業人員勞動權益保護、保費繳納、薪酬等政策制度，更好開辟消費和就業新空間。
長期來看，我們勢必要著力提升中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盡可能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形成“橄欖型”橄欖型分配格局。
具體需要把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作為調整收入分配的重點，並在再分配過程中，通過財政、稅收等措施，調節各收入主體之間的收入差距，註重公平。
此外，還應不斷完善社會保障體系，進壹步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在醫療、衛生、教育、住房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使體制更合理、機制更規範，切實減少廣大居民的後顧之憂，從而真正讓人們敢於消費、願意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