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多說壹句，當王石和田樸珺搞曖昧，背叛妻子的時候，他今天的出局就已經是必然，失去嶽父家這條大腿，他王石算個屁
作為中國的企業領袖，作為中產上中產的榜樣，王石的引退必然引發熱議，或心靈雞湯，或深度分析，洋洋灑灑，壹時刷屏。但是，對中國經濟發展微妙而深刻的事情，被有意或無意的忽略了。
目前，萬科的股東排序為，深鐵占29.38%，寶能占25.4%，AB股占6.18%，萬科管理層4.14%。如果根據相關法律甚至常識，按照持股比例算，正常應該是這樣，非獨立董事方面，深鐵第壹大股東2-3席；二股東寶能占2-3席；萬科管理層1-2席；AB占0-1席，此外各方還能競爭4個獨立董事的推選。
然而，在中國常識和法律都是柔軟的。深鐵提名的11人名單中，深圳國資背景者5人，萬科管理層3人，剩余的獨立董事也包括劉姝威這樣站隊明顯的學者。這就意味著，這次萬科新壹屆的董事提名中，沒有第二大股東寶能、第三大股東安邦的身影。
時至今日，仍有部分媒體質疑寶能對於萬科董事的提名權。但無法否認的是，法律學界和市場業界均普遍認同，保監會的處罰並不意味著證監會的處罰，違反《保險法》也不代表違反《證券法》，不影響前海人壽的提名權。
還有觀點從寶能的資金層面質疑，但正如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組織的研究報告認為，寶能將資金組織方式用到了“極致”，雖然蘊含了風險，需要監管方面針對監管漏洞加以彌補，但在現有法規下，其資金組織方式並未有違規之處。更何況，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司法機關宣布剝奪前海人壽持有萬科股權和相應股東權利。根據公司法，寶能的股東權利是應該受到保護的。
但即便如此，持股達到25%的寶能系，竟然能不出現在萬科的董事會提名中。
由此，萬寶之爭的結局已經較為清晰：前海人壽與姚振華本人遭到重罰，王石出局，郁亮等萬科管理層力量也被削弱，深圳地鐵集團為代表的深圳國資成為“寶萬之爭”這場股權紛爭的最大贏家。
從2016年開始進場，起初打算通過資產註入方式增資入股，經華潤集團與寶能系反對未能成行，到寶能系成為第壹大股東，恒大集團進場等各種戲劇情節。最終，今年深圳地鐵集團通過現金購入華潤集團、恒大集團股份的方式，成為萬科持股29.38%的第壹大股東，超過寶能系25.4%。從目前的董事席位來看，不出意外將獲通過，深圳國資擁有最多的董事會席位，對萬科的擁有絕對的控制權。
那麽，誰輸了呢？首先是是混合所有制改革。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並強調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201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加快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
在2014年的，政協會議經濟界別第34組小組討論會上，談及混合所有制，民企老板們猜疑，在央企（包括國企）不放開控股權之下的混合所有制，民企是否會淪為“陪太子讀書”的角色。擔心沒有控股權，很容易“羊入虎口”，只投錢而沒有話語權，“公平”難以得到保障。
他們的擔心並不是杞人憂天，在這場股權爭奪中，混合所有制需要的民營股東不見蹤影。這就在提醒人們，民營企業，畢竟還是壹個民字。民和國，民和官還是有著深刻的差別。從更大層面上來說，混合所有制改革已經被寶萬之爭做出了宣判，即使萬科管理層和最大股東深鐵都反復強調過，堅持萬科的混合所有制體制。
更重要的是，市場輸了。以後恐怕沒有民營企業的大資金會去爭股權了，因為股權起不到決定性作用，權力的作用遠大於股權，有股權也無法取得控制權。
正因為如此，才有壹位資深投行人士的評價：達能股權之爭、萬科股權之爭是中國經濟發展史性質最大的負面事件。前者是民族主義情緒擊敗了規則，後者擊敗規則的，是規則制定者。
公元前356年，商鞅變法之前城門立柱的典故，眾所周知。商鞅之所以這麽做，是為了向老百姓表明法令的權威、有效，這或許是中國最早的普法宣傳。這次普法宣傳，確立的民眾對法令的穩定預期，從而完成法家思想對秦國的改造，為秦統壹天下奠定基礎。
而另壹個與之相反的典故則是周幽王烽火戲諸侯，在這個典故中，周幽王通過自己的行動，告訴臣民，我的最高法令、最緊急的法令“烽火”，是不算數的，沒有意義的，誰相信誰就是傻瓜。
那麽，寶萬之爭的這個局面，到底是當年秦國城門的那根立柱，還是周幽王的烽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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