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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在經歷了持續30多年的調整增長後的隱憂是什麽?並構建擺脫這些隱憂的制度安排。

經歷了30多年的持續快速增長後,中國經濟的國內外環境都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國際方面,金融危機大大削弱了發達經濟體的購買力;國內方面,生態環境、人力資本和技術創新等生產要素也正在遭遇瓶頸。"外患"與"內憂"下的中國經濟增長是否還能持續已經成了中國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思考的問題。

日前,在由上海世紀出版集團和上海市經濟學會聯合主辦的《超常增長》壹書出版座談會(下稱"座談會")上,20多位學者專家***同探討了"超常增長"的可能性以及具體實踐。

超常增長可持續?

財政和金融方面的積極改革以及經濟發展模式的正確選擇令日本和德國在百廢待興的二戰後實現了經濟跨越式發展;隨後,推行出口導向型戰略的亞洲四小龍也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的騰飛。值得註意的是,不論是日本、德國,還是亞洲四小龍,這些經濟體的高速增長都沒能超過30年,那麽是否意味著中國持續快速增長的勢頭很快也會戛然而止?

對中國而言,當前經濟增長的重點並不在於是否可以實現9%或者更高的經濟增長速度,而恰恰是在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歷史經驗下,能否維持更長時間的增長。

"超常增長假說認為,與發達經濟體之間的差距決定了發展中國家未來的經濟增長率,認為中國經濟不太可能再回到高速增長的軌道上可能違背了超常增長的基本假說。"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在座談會上表示。"中國目前的人均GDP大約是美國的20%,而在上世紀70年代的日本,這壹比例為65%。這說明增長的潛力和空間還是很大的。"張軍進壹步解釋到。

上海市人民政府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經濟學會會長周振華對上述觀點也表示贊同,他指出人均GDP在達到發達國家的65%之前增長仍可持續,但超常增長的可能性能否真的實現還需要進壹步的結構分析。

沒有前車可鑒固然是判斷中國"超常增長"不可持續的原因之壹,但更重要的是,反觀中國自身,人口紅利消失、資源短缺、自然環境的破壞以及技術創新不足等因素也對經濟增長造成了壹定的約束。

正如張軍在座談會上所提出的:討論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否會終結,不僅要看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出口疲軟所產生的周期性的問題和現象,更重要的是中國自身是否可以掙脫上述約束。

如何發現新需求

作為《超常增長》壹書的作者,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提出用設立綜合性國家發展戰略性投資基金的方式,實施對生態資產和戰略性資源的長期投資正是保證"超常增長"的新需求。通過此投資,既可以解決供給瓶頸以及生態建設需要籌集的巨額資金,又可以填補國際超常購買力的空白。

史正富教授認為,中國經濟持續發生的高額投資與高速產能擴張所形成的相對生產力過剩沒有造成經濟危機的原因是,來自國際市場的巨大購買力對其的消化。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累積的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恰好與美國在同壹時期的對華貿易赤字與財政赤字相對應,但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國際金融危機則徹底暴露了兩國經濟配對的不可持續性。

"壹方面,國際超常購買力消退導致有效需求不足,儲蓄過多;另壹方面,解決各種增長要素的瓶頸和生態環境問題均面臨資金的供給不足,因此,需要探索恰當的機制將兩者連接,用瓶頸要素供給的投資增長對應需求方的過多儲蓄。"史正富在《超常增長》中提出了這壹新的匹配,並且設計出"國家戰略發展基金"這壹構想,利用該基金對國家發展的戰略性基礎能力進行投資開發,助推中國經濟增長的勢頭。

張軍在座談會上評論綜合性的戰略國家基金將產生兩個效應。首先從供給上解決了上述約束,創造了巨大的增長空間,其次,從需求來看,國家戰略發展基金的超級計劃在某種意義上替代了美國成為了超級購買力,供給和需求從兩個層面維持中國較快的增長趨勢。

作為座談會上唯壹的"異議者",復旦大學經濟思想與經濟史研究所所長韋森在接受《第壹財經日報》采訪時表示,中國經濟在經過上壹輪的高速發展後,再談"超常增長"可能已不是時機,而應順應當下的形勢,消化地方債務等風險。

韋森指出,縱觀東亞國家的發展軌跡,經過壹段時期的高速增長後,都會下壹個臺階,這很正常。實際上,在全球經濟普遍萎靡的情況下,中國即使是維持5%~7%的經濟增速,也已經是非常不錯的成績了,繼續通過加速投資來追求經濟增長,反而可能會對中國經濟造成壹定的傷害。

不過需要註意的是,供需匹配的同時還能完成超常增長的構想雖然非常有吸引力,但實施的難度也不容小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