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曉原沈浸於性學領域的跨文本寫作已有將近30年，既有在國際著名漢學刊物上發表的學術文本，也有在時尚雜誌上發表的大眾閱讀文本。經由他本人的編撰，遴選出的23篇不同時期的文章結集為《性學五章》，於日前出版。
上世紀80年代，江曉原在北京的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讀研究生，研究所院子裏清壹色的男生，年長的師兄們喜歡講述自己文革落難時下層社會見聞的性風俗和性趣事，也講自己的性經驗，而經歷簡單的師弟們也擺出壹副無所不知的架勢參加討論。性的寂寞與煎熬，通過這類討論聊以排遣。
江曉原想把同學間性的漫談推進到學術的層面，而作為好古成癖之人，方向自然也清晰明了性的文化史。1986年，他的論文《中國十世紀前的性科學初探》發表，這也是他發表的第壹篇學術論文。此後，他的或學術或大眾的性學文章與著作不斷寫就，這位科學史博士也成了中國性學會的發起人之壹，目前他是該學會的常務理事，也是上海市性教育協會的副會長。
在自己的著作裏，江曉原最得意的有兩本，壹本是寫於1990年的《天學真原》，討論天學在中國古代社會的作用，是他本行的成名作;另壹本就是《性張力下的中國人》，這壹本不僅在性學領域頗有影響力，也得到了眾多盜版書商的青睞。
日報：《性學五章》是過往文章的結集，它對當下讀者的意義?
江曉原：書中的大部分文章我都放在了自己的博客裏，從留言來看，壹直有人在讀。我基本上不討論臨床問題，討論的大部分都與文化、歷史有關。這樣的話題時效性不強，很長的時間裏壹直會有人閱讀，因為文章討論的問題壹直困擾著人們。
日報：在整理編撰這本書的過程中，妳是否也如在《性張力下的中國人》壹書的序言中所說，有時間停滯之感?是否能體現出妳的性學研究的訴求，即通過對歷史與文化的回顧和分析，來解釋和解決當下人們的性問題?
江曉原：這種訴求在我這裏基本沒有。這涉及到我最初進入這壹行時的狀態，這壹行最初大多依托於醫學界，我最初是玩票，從來不給自己使命感，即所謂的解決當下問題。我之所以把古代和現代連接起來，只是為了說明問題，我認為指出古今的相似之處，更能說明問題，更容易理解古代的情況。反過來，古代的例證對於當下也有參考意義，有些問題古人也有，他們也有壹些應對和解決辦法。這些辦法是不是今天也可以用?未必不可以。
有些性學家會把那些方法直接說出來。比如李銀河、潘綏銘，他們提出的壹些訴求，盡管現在政策不會接受，但並不禁止他們說。我提供古代的例證，表明他們的觀點其實在古代的壹些地方官那裏恰恰就是那樣實行的。
日報：妳提出了性張力這樣壹個概念，認為性張力不可能變成零，不同時期張弛度不壹樣。當代與歷史時期比較，處於怎樣的狀態?
江曉原：現在顯然還沒有達到歷史上曾經有過的最開放的程度。這壹點我多次講過，比如唐代，絕對比現在開放，無論是觀念還是行為。在《性張力下的中國人》壹書中能找到不少例子，這些例子體現出的開放程度，是我們當代人不能想象的。
禁錮發端於南宋，後來張力就變得強了。兩端拉得越開，張力越大，兩端越靠近，張力越小。明清時，講禮教的這端勢力大起來，張力就變得比較緊。在唐代，這條橡皮筋很松。盡管提供張力的思想資源
禮教的最基本思想觀念在先秦的《禮記》中已經有了。
性張力的概念其實特簡單，壹端就是縱欲，另壹端就是禁欲。我們每個人都活在兩端中間，跑到縱欲的極端，就是病態，到禁欲的極端，大家也不甘心，只能活在當中。
現代人的性張力還是很厲害，現在很多心理醫生負責解決這個問題。古代沒有這壹職業，古人有了類似困擾，找方外之人，比如和尚、道士，他們負責解決這類問題。在西方，可以找教士，還可以找星占學家。
現在更開放了，社交更方便，為什麽反而有更多困擾?而且比古人更困擾?這直接從性學角度解釋也有困難，我傾向於從哲學的視角解釋。越是現代社會，人的疏離感越強烈。在我們能看到的文字裏，孤獨感、疏離感，起碼在中國的古典文學作品是很少看到的。現代人常常覺得人與人沒有辦法溝通，就算睡在壹張床上也不行，這個問題古人很少表達，我傾向於認為它非常少。
日報：這種孤單感和疏離感是現代化的產物?
江曉原：就是現代化的產物。在歐美文學作品中曾經表達的問題，在我們身上也都出現了。這些問題，如果歸納為性張力，有不能涵蓋之處。人際關系裏最復雜的就是與性有關的那些。現代化的結果導致很多人社交能力下降，互聯網包括現在的移動互聯網，讓人們的社交能力進壹步下降。通過新型社交工具進行的人際交往，與能給人們帶來心理滿足的社交是有差異的。
年輕白領靠父母幫忙找對象，這種景觀的出現是非常荒誕的。
日報：現在諸如小三等話題很容易引發公眾的關註和討論，其中是否有太多排斥、憤慨甚至恐慌情緒?
江曉原：我倒覺得，在這類問題上社會正變得越來越寬容。其實沒有什麽恐慌，它不斷地進入公***話語空間，被討論，本身就說明禁忌成分越來越弱，大家越來越寬容，人們已經開始把小三這個詞當做典故，用來比喻其他壹些事物，說明這個詞匯被接受的程度提高了很多。
這種寬容與西方發達社會的總體情況是壹樣的。有人讓我想象未來的婚姻制度，我說其實非常簡單，有非常簡單的辦法解決所有與婚姻相關的難題將來法律可以保護多種婚姻形式。如果包括壹夫壹妻在內的多種婚姻形式都得到保護，不就沒事了麽?還有壹位德國學者曾經提出，婚姻為什麽必須是終身的呢?可以合同制，先簽上五年合同，到時可以續簽，也可以結束。這也是壹種思路。
主張壹夫壹妻制的基督教文明成為世界的強勢文明，這有偶然性。它把這壹制度推廣給全世界，但妳不能保證永遠這樣。其實在基督教文明的西方社會，人們也用其他壹些方式來解決和補償壹夫壹妻制的問題。
這個問題基本上是個觀念問題，很多事情，妳把它當回事它就是回事，妳不把他當回事他就不是回事。如果越來越多的人在觀念上得到解放，這個問題自然就沒有了。我並不主張采取任何行動去改變和推進這壹過程，我覺得什麽也不要做，聽其自然就行了。
日報：今年有同誌社團通過媒體發聲，希望推動同性婚姻立法，但我覺得可能他們的主要目的是希望相關議題在更大範圍內得到討論。
江曉原：通過這種方式獲得某種合法性和話語權，當然是無可非議的。《性學五章》裏有壹篇《三城記》，柏林、巴黎、倫敦這三個城市的那20年，恰好是變化最劇烈的時段。這些國家在同性戀問題上都是逐漸寬容的，都有個過程，確實也有壹些群體壹直在努力，但這是民間自發的，政府最早是要鎮壓的，後來是不作為，再後來，民間的努力成效越來越大，觀念深入人心，大家都比較寬容了，法律法規有所修訂也就順理成章了。
日報：妳怎麽看壹些官員等公眾人物陷入性道德困境?
江曉原：作為官員、公眾人物，私生活天然地要被公眾侵入，這是沒辦法的事情，如果不願意付出這個代價，就不要做高官或著名公眾人物。人們對妳的私生活要求更高，這沒什麽好說的。
這讓我想起壹件前朝舊事。袁枚有同性戀傾向，有壹次他的上司就這個事情找他談話，袁枚就寫了壹封信與上司辯論。他說，我作為妳的屬下，在本職工作上無懈可擊，那個事情是我的私事，我太太沒意見，我的那些妾也沒意見，妳就不用操心了。袁枚的觀念很現代，他希望把私生活和履行公***職責的部分分開來。但其實他的上司也可以為自己辯解：作為官員，對妳的私生活的要求比壹般人要高，即使妳太太沒有意見，公眾呢?我作為妳的上司有意見呢?
但其實公眾有時也是非常寬容的，比如克林頓，當年還是有很多人同情他，在萊溫斯基事件鬧得沸沸揚揚的時候，很多好萊塢女明星上街支持他，她們認為克林頓總統的職責履行得不錯，揪住他的私生活不放幹什麽呢?況且調查花了那麽多納稅人的錢，有必要麽?克林頓現在的名聲也並不壞，很多人很喜歡他。還有意大利的貝盧斯科尼，意大利公眾對他的寬容度其實很高。當然，每個民族都不壹樣，不能壹概而論。在不同的文化裏，在同壹個文化的不同歷史時期，寬容度都是不壹樣的。
中國性學會籌備了十年，1994年才被批準正式成立，此前以籌委會的形式活動了十年。活動受到的寬容程度在十年裏的變化非常大。我在相關文章裏舉了壹個例子，舉辦壹個展覽時，因為壹幅男女擁抱的畫，領導就覺得有問題。而在後來的壹次展覽中，連G點都可以討論了。
另壹個例子，《性張力下的中國人》1995年準備出版時，我把全部插圖都提供給出版社了，據說當時上級審查書稿的是個有些年紀的女同誌，她居然沒有要求把插圖拿掉。但當時出版社有顧慮，還是要求拿掉。到了第二版，插圖就恢復了。
日報：性的開放程度往往被認為與政權集權化之間有密切關系?
江曉原：表面上看上去二者有同構的傾向，在中國，明清時期中央集權強化，對禮教的鼓吹也更多，看起來差不多同步。但是實際上，這個同步是否成立，也不是沒有商榷余地。主要是西方的壹些漢學家和中國社會的觀察者建構了這樣壹個同步的公式，試圖用這個公式來衡量今天的中國社會。他們認為這兩方面是同步的，所以某壹天，在媒體上看到我們在性方面開放了，就認為這是政治開放的壹個信號，或者看到保守言論出現，又認為政治要趨於保守的先兆。這些觀點其實都是很難成立的。
日報：中國史料與西方的研究方法與視角，如何有良性互動?
江曉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把西方的時髦理論拿過來用可以，但這些理論本身也是建構的，
完全可以用中國的史料改變理論。所以我提出中國和西方的理論及史料可以互為石玉。中國的史料對於西方而言也是他山之石。性學本身人為建構的特質很明顯，西方的理論可能可以用來分析和解釋西方的現象，不等於在中國就管用。
妳說的互動，不是壹種單向的東西，壹邊在理論的高度，壹邊是應用的田地，不是這樣，完全可以反過來做。只不過中國學者的語言障礙是壹個不得不承認的問題，如果我們有更多林語堂那樣雙語精深的學者，情況就會好很多。性學本身面向比較寬，討論性心理、性社會、性文化，範圍非常廣，對語言的要求成倍增加。
文章來源：第壹財經日報
原文標題：為什麽我們永遠都會談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