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麽試問，將“暴力”和“美學”揉捏在壹起矛盾嗎？答案是顯而易見的：這並不矛盾。因為在時代的洪流裹挾著歷史的車輪不斷向前滾動時，“暴力”與“美學”便有機地結合在了壹起，變成了壹個廣義的、泛審美的概念，其現階段的主要特點是展現富有攻擊性的、誇張且荒誕不經的、強烈感官刺激的、極強形式感的藝術美感。
接下來我便簡單闡述下自己對“暴力”與“美學”在融合過程中互促互交的理解。
首先，人類崇尚暴力源於動物原始的本能。在那時，暴力作為物競天擇的生存法則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是生命伊始就開始蘇醒的可達成欲望與訴求的工具。古人類為了爭奪食物、地盤、配偶、資源，使用暴力的手段去達成目標，換言之就是原始人在支配暴力的同時，同樣也被暴力支配。因而從遠古時期開始，人類就必須依賴暴力存活和繁衍，其對“暴力”迷戀的種子從這時起就已經生根發芽。穿孔、留疤、刺青等等以肉體疼痛為代價的暴力行為，既可以作為遠古時期人類表達自己大無畏的英勇的方式，也可以作為圖騰符號與標記將群體區分開來，還可以作為恐嚇其他種群的壹種裝飾，更是古人類審美的部分體現。
時勢變遷，當帝國開始建立，大規模的掠奪也隨之而來，這些都是君主抑或是國王信奉暴力的體現。隨著暴力體制下帝國霸權地位的不斷鞏固，社會繁榮的局面應運而生：象征權力與財富的宮殿鱗次櫛比、象征信仰與寄托的寺廟華麗雄偉。這些宏大的建築物內外都用了大量的雕塑與壁畫來裝飾，浮雕是建築的史書，當妳翻開這史書的篇章，血腥暴力便充斥其間。
然而現代文明與禮教制約逐漸戰勝了原始暴力，並給人與人之間加固了諸多的社會屬性。因此緣由，暴力就被埋在了社會的陰暗面中，既是禁忌之物，也是“戴著鐐銬”的物什。
可是人大都是不安於室的，他們渴望打破禁忌的鐐銬，將極具神秘氣息的“暴力”釋放出來，越是被禁錮的東西他們越渴望觸碰，越是被禮教唾棄的東西他們就越是興致盎然。他們追求刺激，追求冒險，追求血淋淋的痛快與肆意。
?什麽可以完美地體現血淋淋的痛快與肆意呢？是戰爭。但是試問為何在戰場上廝殺可以成為被歌頌的英雄，在戰場以外的鮮血橫流就是人人唾棄的過街老鼠呢？又是誰賦予了“暴力”在戰場上的合法權益？基於此問，人們愈發憤懣。所以戰爭的免責事由無法被論證，世界大戰後，社會傳統觀念的轉變的與精神文明岌岌可危的狀況讓現代主義或者說是超現代主義抓住了破綻——暴力，他們給它賦予了“娛樂”屬性，滿足了人們對禁限之物的向往。在戰爭的陰影籠罩下，暴力與藝術就像是並蒂蓮壹般生長並紮根在了電影中，血腥、死亡、黑暗、械鬥、犯罪等成為了兩者的養料。陰冷、料峭、低沈、失衡的構圖場景加上憤世嫉俗、恐懼、焦慮、荒謬絕倫、孤獨的情緒色彩凝聚在壹起又被打碎了揉爛了融在電影中，開始愈發賁張與熱烈。
紙是包不住火的，教條與約束就像紙壹般脆弱，正是這樣，紋身刺青、鼻環唇釘、飆車族飛車黨、拳擊搏擊、甚至是帶有捆綁、鞭打性質的性虐戀等等暴力的表達形式開始毫無顧忌地蓬勃發展，擁有虬結肌肉的施瓦辛格和史泰龍也作為暴力權利的象征被極度崇拜，由於藝術這個不被叱責的高雅神聖的擋箭牌，暴力被默許，諸如《英雄本色》、《低俗小說》、《殺手雷昂》、《變臉》、《天生殺人狂》、《黑客帝國》、《V字仇殺隊》等影片如雨後春筍般噴發。在此之中，藝術成為了釋放暴力的媒介，人們開始敢於直面血淋淋的畫面、敢於放浪形骸、敢於享受快感與刺激。
現如今，我想合法暴力與非法暴力已經達到了壹種平衡，過於極端腐敗的暴力形式被明令禁止，輕微的被美學包裝改造過的暴力可以被大環境容忍與包容。這讓我想起在前段時間第69屆柏林電影節中，張藝謀導演的電影《壹秒鐘》曾入圍主競賽單元，但最終因為“技術原因”而退出了柏林電影節。在閉幕節上，全體評委向張藝謀致辭，主席朱麗葉·比諾時為張藝謀導演朗讀了壹封信：“我們需要藝術家來幫助我們理解歷史與情感。”所以說將暴力納入審美範疇無可厚非，因為“暴力美學”作為人的內心需求的體現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換言之就是人需要宣泄情緒的閘口，而暴力就可以是這個閘口，來幫助人們消化在被社會群體認可和接納的過程中無可避免產生的負面情緒，這些情緒亦可以是攻擊性的，過於壓制這些情緒可能會郁結並對人格的堤壩產生不可逆的破壞。
但並不是壹切的暴力都具有美感的外延，也就是說並不是壹切的暴力都是藝術，壹旦諸事萬物都演變成了藝術，那藝術也就不復存在了。不同種類的“暴力”的“美感”也是需要丈量和商榷的，電影中的誇張刺激的打鬥場面、那些血腥的背景、子彈的碰撞與穿梭可以是“美的”，但是虐殺等以生命的消逝與痛苦取樂的暴力就沒有壹點點美的影子。特別的壹點是，對暴力的展示需要壹個掌握好的尺度，如果沒有，確實對於沒有形成自我價值觀與普世觀的未成年人存在危害。他們並不是所有人都具有甄別好惡的能力，亦不是所有人都具有將不良情緒正確輸出的能力。從我們所接觸到的事件就可以看出，校園霸淩隨處可見，名校生虐殺動物也屢見不鮮，更有甚者沈浸在暴力作品比如說虛擬電子遊戲中而喪失了自我並在現實生活中的持刀砍人。
因此在我看來，首先我們可以向壹些西方國家那樣建立嚴格的電影、遊戲、文學作品分級制度，可以在壹定的程度上將暴力納入可控範圍，雖然做起來肯定非常復雜與耗費精神，但我想這是壹個為人民著想並秉持著人民群眾往更高的精神追求方向發展必不可少的壹步，壹味的逃避與遮掩抑或是強制性的壓制只會適得其反；其次我們的社會組織和正規媒體可以多在“是非與暴力”上“做文章”，即正確地引導與教育，幫助未成年人去合理區分虛擬暴力與真實社會生活；最後是我們周圍人也責無旁貸，不應該對現如今這些在“暴力”範疇下的事物避而不談，或者是表達直接的憎惡。“暴力”可以和“美學”合二為壹，那麽壹定也存在合理的途徑，兼顧藝術的自由、市場的有效需求以及社會和人性的健全與發展，只不過這需要我們進壹步的探索，而探索往往是艱辛的。
我曾經在某處閱讀到壹段話，摘抄在這裏很恰切：“很多東西從非流行到流行，從亞文化到主流文化，或許源自不同的審美和語境的可能性，這些可能性也許會遭遇不同的態度或者是質疑。它們之間也許會產生沖撞，並導向不同的結果。但創造出可能性的那個本體和它所代表的精神內核是不會輕易改變的。”我想，暴力美學有史詩壹般的磅礴氣勢，也有強烈刺目的感官沖擊。壹方面它可以直面人心最荒謬最不可思議的地方，壹方面它也能作為人宣泄無法消化的情緒的出口。無論個體是否贊同這種看似負面無序的藝術形式，接納和尊重都是值得贊揚的。
“暴力美學”可以成為壹個永恒的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