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中央 財經 委員會第十次會議召開，會議聚焦於紮實促進***同富裕和防範化解重大金融風險、做好金融穩定發展兩大問題。
其中關於***同富裕與三次分配的問題引起了諸多討論。會議指出，要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加大稅收、社保、轉移支付等調節力度並提高精準性，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促進 社會 公平正義，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使全體人民朝著***同富裕目標紮實邁進。
提出***同富裕背後：
消費需求不足影響經濟可持續發展
***同富裕是全體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數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齊劃壹的平均主義，要分階段促進***同富裕。
“現在中國還是壹個啞鈴型的收入分配結構，大概有4億中等收入群體，比例過低。”徐洪才表示，未來要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難度很大，所以這時候就要考慮到收入分配結構優化的問題。
川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所所長陳靂表示，***同富裕是 社會 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人民群眾的***同期盼。在推動***同富裕過程中，必然要求政府能動地優化再分配，進行必要的制度建設和政策設計。在“做大蛋糕”的基礎上，更要重視“分好蛋糕”，提高收入分配質量，不斷縮小城鄉差距、收入差距。
如何進行三次分配？
公益慈善是對 社會 公平的必要支撐
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同富裕，正確處理效率和公平的關系，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
陶金表示，第三次分配可理解為不同於市場主導和政府主導的“第三類分配”，是指出於自願，在習慣與道德的影響下，通過合法合規途徑，將可支配收入的壹部分進行捐贈，更多與公益事業相關聯。當 社會 總體財富積累到壹定水平後，公益和慈善事業發展的空間被打開，其與第壹次和第二次分配的互相補充，是對 社會 公平和縮小貧富差距努力的必要支撐。
“第三次分配是對第壹次、第二次分配的補充，第壹次分配的主導者是市場，第二次分配的主導者是政府，第三次分配的主導者則是 社會 。”陶金稱。
徐洪才認為，二次分配是從中央到地方政府的轉移服務，三次分配是各級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針對低收入群體的壹種補貼。“普通老百姓面臨看病難、就業難、上學難等問題，解決這些問題需擴大就業、改善醫療衛生條件，提高老百姓的相關保障很重要。”
陳靂表示，初次分配是市場機制主導的，再分配中的政府主導特點非常明顯，有更多的參與，更多地體現政府和企業、政府和居民關系的調整。第三次分配是建立在自願的基礎上，以募集、自願捐贈和自主等慈善公益方式，壹般認為就是指公益慈善機構和誌願者組織，主要表現為以倫理道德為驅動力，自治和多樣性為特征的進壹步均平化的調整，其中，政府也要適當地引導和扶助。
合理調節高收入：
縮小兩極分化，遺產稅房產稅在醞釀中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合理調節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分配結構
陳靂強調，在第三次分配方面，主要包括與捐贈相關的所得稅優惠政策等，對慈善行為的激勵作用不足。應進壹步加大對個人、企業的捐贈優惠力度，如擴大對個人捐贈所能享受的最高優惠扣除比例額度。
他還表示，收入分配問題直接會影響到國內需求狀況,而需求不足是當前我國經濟運行中的壹個主要問題。政府應對慈善公益組織進行有效的監督和扶植，使其能夠進壹步發展壯大，然後彌補前兩次分配的缺陷。
“在慈善公益組織發展的初期，政府應對其進行盡可能多地資金支持。中產階層是 社會 消費的主導者，若收入分配改革聚焦於擴大中產階層數量，可能會帶來全 社會 消費率快速提升。”陳靂說。
陶金表示，對過高收入進行調節可以幫助縮小貧富差距，但調節力度要合理。“調節過高收入，並非要沒收過高收入，更不是“打土豪分田地”，若調節力度過大，很容易打擊市場積極性和 社會 階梯流動性。”
在他看來，構建合理的市場機制和監管體系，有助於獎勵合法合規收入，減少非法收入，自動調節過高收入。市場運行機制逐步成熟 健康 ，通過資源配置和流動的自由化，能夠更好地實現對過高收入的調節。當經濟中壹個部門的收入高於其邊際貢獻率時，資源加速流入這壹部門，競爭加劇，會自動地減少該部門的利潤和收入。
徐洪才也認為，***同富裕和三次分配能夠促使收入分配結構進壹步優化，兩極分化差距會逐漸縮小。“這是壹個現象級的表現，同時隨著低收入群體的消費能力增加，消費需求上升，經濟增長動能也會隨之增加。”
在陶金看來，針對***同富裕目標的實現，稅收方面，寬稅基、低稅率、稅制簡化，可能是改革方向，尤其是對直接稅的改革，可能是未來從稅收視角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例如房產稅、遺產稅制度的建立健全，以調節高收入群體的過高收入。
“社保和轉移支付的力度和精準度會持續加大。”陶金說，壹是加大高收入群體對低收入群體的轉移支付，這需要精準定位高收入群體和低收入群體；二是加大富裕地區向貧困地區的轉移支付；三是可能會引導 社會 中的具體部門或群體加大對具體群體的幫扶和救助。
徐洪才也認為，在這個過程中，對企業或資本市場產生的影響會有，但影響是漸進的。如果老百姓整體購買力強了，企業發展的訂單就多了，產品的市場空間就擴大了。它不可能馬上立竿見影，跳躍式的增加業績。
徐洪才還表示，調節過高收入、鼓勵高收入人群和企業更多回報 社會 的行為還是壹個鼓勵階段，其產生的影響現在還看不出來，涉及的財產稅、遺產稅、房產稅等相關措施都還在醞釀過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