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經濟金融發展離不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我國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廣東面臨壹系列重大挑戰，對其財政狀況產生重大影響。壹是逆全球化和全球貿易摩擦導致全球經貿活動低迷，必然影響外向型經濟特征明顯的廣東財政收入。第二，中國經濟已從高速轉向高質量發展，並從房地產繁榮轉向科技和制造強國時代。雖然廣東對土地出讓收入的整體依賴度不高，但土地出讓收入貢獻的收入絕對額和部分城市（如廣州）的高依賴度意味著房地產下行將沖擊廣東尤其是部分城市的可支配財力，增加省級政府調控壓力。第三，都市圈城市群戰略和粵港澳大灣區區域發展戰略逐步推進，人口持續流入廣東，公共服務需求增加。中央要求完善常住地基本公共服務提供制度，廣東財政支出壓力明顯，部分城市民生和社會保障需求上升壓力較大，區縣財政運行需要大量上級轉移支付。第四，推動科技創新高質量發展、保障糧食和能源安全，都需要財政支出的有力支撐。五是廣東實現區域均衡發展、推進鄉村振興、實現共同富裕的任務比東部其他省份更加艱巨。因此，廣東作為壹個優秀的“排頭兵”，雖然財力雄厚，但未來在財政收支方面將面臨壹系列矛盾和問題。
短期內，“開源節流”“抽肥補瘦”是靜態思維下解決收支矛盾和區域不平衡的方法。但是，區域協調發展不是城市之間的簡單絕對平均，也不是消除區域差異，而是縮小區域之間的人均發展差距，不能以犧牲整體經濟增長為代價追求區域平衡。中長期來看，推動經濟轉型升級、調整省以下財政體制是治本之策。壹方面，要進壹步加強廣東財政統籌和效能，推進財政體制機制改革，切實降低粵東粵西粵北部分市縣財政風險。另壹方面，區域協調發展需要變“極化效應”為基於比較優勢的“擴散效應”。廣東需要立足自然稟賦，因地制宜精準施策，充分發揮金融在產業結構轉型中的引導作用，增強欠發達地區內生發展動力。
壹、廣東省財政體制和稅源結構概況
經濟決定稅基，深刻影響財政收入。地方財政狀況，特別是市、區縣財政，不僅與宏觀經濟總量和中觀產業結構密切相關，還受到微觀企業和省以下金融體系的影響。根據最新的《中國稅收年鑒》和《廣東稅收年鑒》，分析廣東省財政體制和稅源結構可以得出四個基本結論。
首先，從對全國財政的凈貢獻來看，廣東省對中央財政的凈貢獻在全國排名第壹。地方政府對中央財政的凈貢獻由地方政府創造的中央稅收收入和地方政府接受的中央可退還收入來衡量。2019年廣東對中央財政的凈貢獻領跑全國，達到8307億元，高於上海（8202億元）、北京（7310億元）、江蘇（40910億元）、浙江（3274億元）和山東（210億元）。
第二，從廣東省的財政體制來看，由於廣東省經濟發展不平衡，省級財政需要掌握壹定的財力進行統籌平衡，因此省級收入占比高於其他省份，市縣留存收入占比較低，屬於相對集中的地方財政體制。在分稅制下，廣東各城市（除深圳外）應與中央政府和廣東省分享稅收。例如，增值稅在中央、省和市的分配比例分別為50%、25%和25%，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在中央、省和市的分配比例分別為60%、20%和20%。深圳實行計劃單列市財政管理體制，享有省級財政稅收管理權限，主要與中央財政掛鉤，與中央分享稅收，接受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和稅收返還。浙江屬於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相對均衡，稅收分配向市縣傾斜。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在中央、省、市政府之間的分配比例為60%、0%和40%（即省不參與分享）。在廣東省加強省級財政統籌的背景下，2019年廣東省壹般公共預算收入占比分別為26.0%、40.5%和33.5%，其中省級收入占全省比重明顯高於江蘇省、浙江省和福建省。值得註意的是，二次分配後，省、市兩級政府將以轉移支付的形式向縣級政府下沈財力。
從支出看，縣級政府承擔主要支出責任。2019年，廣東省壹般公共預算支出占比分別為8.2%、36.5%和55.3%。從支出結構來看，除教育支出在各級政府中占比較高外，廣東省在公共安全支出中占比最高，達到20.9%；市本級以城鄉社區、壹般公共服務等基礎設施和運行支出為主，縣級政府城鄉社區支出和社會保障支出占比較高。
第三，從產業結構來看，廣東省產生的稅收主要來自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制造業、房地產業、批發和零售業以及金融服務業的貢獻約為80%。2019年廣東省三次產業產生的稅收分別占全省稅收的0.1%、37.3%和62.6%，第三產業成為稅收的主要來源。相對而言，深圳的稅源結構與廣東其他地區差異較大，第三產業稅收占比81.8%，平均高於全省（不含深圳）29.4個百分點。其中，金融業對深圳稅收貢獻最大，達26.5%，高於全省（不含深圳）平均水平20.2個百分點，這與深圳金融機構總部聚集有關。
具體來看，從工業部門創造的稅收來看，廣東稅源分布整體呈現“小聚集”特征，這與工業在城市中的分布高度相關。珠三角九市的制造業各具特色，對稅收貢獻巨大。例如，廣州的汽車和化工制造業，珠海、佛山和中山的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業，深圳和東莞的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以茂名、湛江為代表的粵西地區礦產資源豐富，石油、煤炭等燃料加工業、黑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業對稅收貢獻較大。粵東地區批發零售相對發達。汕頭、揭陽、汕尾以出口傳統輕工業為主，紡織服裝產業占比較高。粵北地區經濟增長更多依賴煙草、房地產等傳統產業，導致稅源結構相對單壹。以梅州為例，2019年，煙草制品業、房地產業和建築業共繳納稅收1057億元，占全市稅收的52%。
第四，從微觀主體看，廣東民營經濟活躍，是稅收的重要來源。2019年廣東民營經濟產生的稅收超過1.36萬億元，占廣東稅收的57.5%。這主要得益於廣東經濟活力強勁，優質民營企業數量領先，業務規模位居全國第壹。2019年廣東民營經濟增加值（不含外資控股企業）達5.89萬億元，占地區生產總值的54.6%。2018年，廣東65%的發明專利和75%以上的創新成果來自民營企業，80%的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為民營企業。
二、廣東2021年財政狀況:總量全國領先，區域分化嚴重。
第壹，廣東省財政收入總量較大，但省內21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財稅表現差異較大，分化嚴重。2021年廣東省壹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超過1.4萬億元，占地方壹般公共預算收入的12.7%，連續31年位居全國第壹。全省第1名深圳壹般公共預算收入突破4000億，占全省的30.2%。最後壹個潮州剛剛超過50億元，深圳的財政收入是潮州的82.2倍。人均壹般公共預算收入方面，排名第壹的深圳（21.875元/人）是排名最後的揭陽（1.326元/人）的16.5倍。從區縣來看，壹般公共預算收入超10億的區縣有13個，均集中在廣州、深圳和佛山，其中深圳6個、廣州4個、佛山3個。其中，深圳市南山區以361億元的規模排名第壹，是排名最後的清遠市連南瑤族自治縣的1.72倍。
從財政收入質量來看，廣東整體財政收入質量有待提高，而珠三角地區財政收入占比較高，粵北地區對非稅收入依賴程度較高。2021年廣東省稅收收入占壹般公共預算收入比重為76.5%，低於全國平均水平8.8個百分點。珠三角地區財政收入質量最好，其中東莞2021年稅收收入占比82.2%。粵東粵西粵北地區稅收收入占壹般公共預算收入比重分別為64.7%、60.6%和60.3%，位於粵北地區的雲浮（50%）財政質量最低。
二是財政自給率區域分化明顯，非珠三角城市財政自給率較差，對轉移支付依賴度高。除肇慶外，珠三角各市財政自給率均在50%以上。深圳（93.2%）、東莞（88%）和佛山（77.6%）位居全省前三。肇慶的財政自給率最低，但也有36.9%。其他非珠三角城市的財政自給率低於36%，高度依賴轉移支付。其中，汕尾（18.8%）、梅州（21.4%）、揭陽（21.5%）、河源（24.4%）和潮州（24.7%）的財政自給率較低。其中揭陽市揭西縣財政自給率低至9.1%。
第三，珠三角核心城市由於人口持續流入、城鎮化率高、房價地價高，政府資金收入規模較高，但總體來看，廣東各城市對土地財政的依賴程度並不高。從規模看，廣州、深圳、佛山、東莞、惠州政府性基金收入位居全省前五位，分別為2388.6、1373.7、1163.5、7022和53170萬元。其他城市政府性基金收入規模較小，其中雲浮收入規模最低，僅為24.8億元，排在第壹位的廣州是雲浮的96倍。以政府性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壹般公共預算收入）衡量，汕頭、佛山和廣州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度最高，分別達到60.6%、59.1%和56.5%，深圳最低，僅為24.4%。
第四，2021年廣東省地方政府債務余額超過2萬億元，位居全國第壹。但廣東省經濟體量大，負債率僅為16.5%，遠低於60%的國際警戒線，在全國31省份中排名倒數第二，整體償債壓力不大。珠三角地區債務規模普遍較高。廣佛深莞四市債務均在千億元以上，其中廣州以3727.7億元位居第壹，占全省總債務規模近五分之壹。粵西粵北地區債務余額普遍在400億至700億元之間，其中湛江債務規模較大，達到699.5億元。除汕頭（628.4億元）外，粵東地區債務規模普遍較小，汕尾、揭陽、潮州均低於400億元。同時，廣東省如期完成“隱性債務清零”目標，成為全國首個無隱性債務省份。
第五，考慮到各地經濟發展水平，珠三角城市債務規模雖大，但負債率普遍較低；粵北地區負債率普遍較高，債務壓力較大。深圳（4.6%）、東莞（10.1%）、廣州（13.2%）、中山（14.7%）等珠三角城市已逐步擺脫投資驅動，經濟增長對債務的依賴程度較低，償債壓力較輕。相對而言，粵北五市的負債率均在30%以上，最高的梅州達到47.4%，全省負債率最高的10個區縣梅州占6個。粵東粵西等壹些經濟發展落後的市縣債務風險較大。
第三，促進廣東省區域均衡發展
首先，確立區域協調發展是壹種相對平衡的發展戰略的基本認識。區域協調發展不是簡單的絕對平均，它不是要消除地區之間的差異，而是要縮小地區之間的人均發展差距。我們不應以犧牲整體經濟增長為代價追求區域平衡，而應增強初次分配的合理性，加強政府的二次分配，鼓勵發展三次分配，促進共同富裕。
二是從財政體制改革入手，推進省市縣支出責任劃分改革。當前，土地出讓收入下降和民生領域剛性支出不減反增，將加大廣東省部分市縣財政壓力。要進壹步加強廣東財政統籌和效能建設，推進財政體制機制改革，切實降低粵東粵西部分市縣財政風險。
壹是加快推進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省與市縣支出責任劃分改革，整體比例向北部生態開發區等欠發達地區傾斜，在北部生態開發區率先實現基礎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由省級財政統籌由中央和省級資金承擔，並逐步向沿海經濟帶擴展。
二是上級財政加大財政轉移支付補助力度，增加縣級基礎財力，由縣級結合本地實際統籌使用，更好地投入到“保工資、保運轉、保民生”領域。
三是充分發揮金融對社會資本的引導作用，加大對粵東粵西金融的金融支持力度，促進省內金融資源均衡。
三是立足比較優勢有序推進經濟轉型升級，變“極化效應”為“擴散效應”，因地制宜精準施策，優化粵東粵西地區營商環境，增強欠發達地區內生發展動力。
第壹，對於相對發達的珠三角地區，要充分發揮粵港澳大灣區作為連接內地、港澳的重要窗口和廣東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的作用，不斷推動產業升級和可持續發展，助力構建新發展格局。
二是對於人口密度較高的粵東西北“沿海經濟帶”，要充分利用沿海海灣的有利條件，加快打造汕頭、湛江兩個新增長極，發揮輻射帶動作用，共同引領周邊地區發展。
三是對於人口密度較低的粵北山區，要以精準扶貧和鄉村振興為重點，兼顧特色產業發展。
註: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系作者“行走的中國金融版圖”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