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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也會交稅 古人交的都是什麽稅?

交稅,這是每個人都會遇到的事情,很多時候即便是買個東西,其實都是在不知不覺中交稅,有人算過壹個人壹生究竟會交多少稅,雖然不壹定適用於每個人,但也的的確確說明了我們在交稅的事實。其實,古代人同樣會面臨這樣的問題,他們也是壹樣需要交稅的,只不過,古人的稅都是壹些什麽樣的稅,他們又是怎麽交稅的呢?

李淵和長孫皇後的離世,對李世民來說,感情上固然有喪親之痛。但從權力的角度,其實去掉了兩個潛在的制約。

自李淵去世那年(625年)起,壹系列重要的法規制度紛紛出臺,包括‘折沖府’制、‘貞觀律’、‘新禮’等等。府兵制和貞觀律前面介紹過,這裏對另外壹件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稅收,作壹點簡單介紹。

李淵時期,定下了‘租庸調制’這樣壹個交糧納差的規矩。它本質上是種人頭稅:男女老少,每年分別交多少糧食、布匹,出多少天的公差,都有固定的標準。幹完這些是不是就沒事了呢?其它還有壹些負擔。

第壹種叫‘戶稅’。顧名思義,戶稅按戶征收,收稅的依據是家庭財產,說白了還是土地。家裏有多少畝好田、多少畝差田、多少畝棗園,按產值折算個總數,根據這個總數來定納稅的等級。李淵那時候比較簡單,就分了三級。到李世民這時候,老百姓開墾田地、恢復生產,戶數也慢慢增多。貞觀九年(635年),‘敕天下戶立三等,未盡升降,置為九等’,嫌三等太粗,改為按九等征稅。具體稅值,從四千文到五百文(壹千文錢為壹兩銀子),差不多現在壹千多到壹萬多塊錢,算是筆不大不小的開支。

第二種叫‘義倉稅’。義倉不是什麽新東西,李淵時期叫‘社倉’,壹般的稱呼為‘常平倉’,就是國家物資儲備庫的意思。糧食豐收,糧價下跌,國家按保底價收購進來存著;歉收的時候,糧價上漲,國家再按保底價賣給大家,起到壹個調節糧價、救濟饑荒的作用。歷朝歷代都有這個東西。

義倉的運轉模式有兩種。壹種是國庫出錢買,壹種是老百姓每年交。兩種本質差不多,因為國庫的錢也是老百姓手裏收來的。漢朝以國家買的多,隋唐則實行征收制。

李淵時期的情況不太清楚,李世民上臺後,義倉的建設就比較規範了。起先提出這個事的是戴胄,他上了個報告,說現在國庫空虛。存的那點家當,只能夠勉強維持日常運轉。要有個突發事件,政府就很被動。建議把義倉給它普遍地建起來。李世民看完報告批示說:這個事是好事,但不要把它搞成老百姓的負擔,請有關部門好好議壹議。報告轉到財政部,部長(戶部尚書)組織人員研究壹番,擬了個方案:‘畝納二升。貯之州縣,以備兇年。’壹是隨田地征收,相當於地稅;二是稅率為每畝地征兩升,差不多兩斤半糧食;三是全國鋪開,各縣市都要建立儲備庫。

和‘租庸調’相比,戶稅和義倉稅不算‘正供’,應該屬於壹個‘小稅種’吧。但若幹年後,它們發展成了舉足輕重的稅種,並且壹舉吞並掉‘租庸調’,成為國家的‘正供’。

自貞觀十年長孫皇後去世,李世民沒有再立新的皇後。貞觀十壹年(637年),壹個十四歲的女孩進入後宮,被封為‘才人’(皇後以下,是妃、嬪、婕妤、美人、才人)。這個小女孩的名字,叫武則天。武才人在宮中並未引起多大的註意,她的戲份,要到二十年後才正式上演。

李世民大刀闊斧修訂了壹批規章制度,對外又老打勝仗,大概對自己比較滿意,再次張羅著要搞封禪。但在這件事上,老天爺不知怎麽就是不給面子。壹說封禪,不是這個災就是那個災。年初剛研究完封禪儀式,四月份來次地震,把乾元殿前壹顆槐樹給震倒了。七月份更不得了,洛陽發大水,把皇宮都給淹了,‘溺死者六千余人。’祥瑞沒有就算了,還這麽些災異。這時候魏征同誌又來湊熱鬧,頻頻上報告,說皇上要善始善終、居安思危呀!上次封禪,李世民就沒爭過他,這次想想還是算了。

馬周這時候還在國家監委(禦史臺)當局長(侍禦史),也上了個報告,那話說得就更不客氣了,壹是說現在老百姓負擔太重,怨氣很大;二是說國家剛剛復蘇,根本經不起折騰。這時候要鋪張浪費,後果很嚴重。他還打了個比方,說漢武帝好大喜功,幸虧是在‘文景之治’、國家積累元氣之後。假設高祖劉邦之後就是武帝,那國家非給搞垮不可。李世民剛給老爹上的廟號‘高祖’,妳說這話什麽意思呢?

貞觀十二年,李世民升格做了爺爺,壹高興大擺宴席。酒宴上問魏征:“妳看我最近幹得怎麽樣?”

魏征給了他壹個意想不到的回答:“要論威名功德,那比當初強多了。要說讓人心悅誠服,那恐怕就不如當年。”

“威德更盛,大家應該更服氣呀,怎麽反而不如當年?”

“可能有點驕傲自滿吧,驕傲使人落後。”

“我怎麽沒感覺呢,舉個例子聽聽。”

魏征就給他舉例子:陛下最初是怕沒人提意見,孫伏伽第壹個提意見,重獎他壹座莊園;後來是能正常聽取意見,象判案子的事戴胄提出疑義,能夠欣然采納;最近變成勉強接受意見了,前些時候皇甫德參上書反對修洛陽宮,陛下差點要收拾他,還是聽了我的勸才勉強接受。這不是驕傲了是什麽?

皇甫德參的事這裏多講兩句。這家夥可不僅僅反對修洛陽宮那麽簡單。他壹個小小的副縣長(中牟縣丞),給皇上打個報告,壹口氣批評了三件事:壹是修洛陽宮,屬於勞民傷財;二是收取地租(應該不是指正稅‘租庸調’裏的租,可能指義倉租),屬於搜括百姓;三是社會上流行壹些奇形怪狀的發型,都是皇上家帶的壞頭。(‘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李世民看到這報告,氣不打壹處來。對房玄齡說:“我看這皇甫德參,最好政府不差使壹個人、不收取壹鬥米,我宮裏這些女人都剃上光頭,他才稱心如意!”已經準備按誹謗朝政的罪名來收拾他(‘欲治其謗訕之罪。’)

這時候魏征出來勸,說皇甫德參是不懂事,但底下人提意見,不把話說得激烈壹點,恐怕上面人根本不當回事。他的話雖然狂妄,但陛下揀可聽的部分聽聽,不就完了。(‘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李世民想想,還是做聖人要緊,不但沒治皇甫德參的罪,還給他又發獎金又升官。所謂勉強聽取意見,指的就是這事。

國家搞得好是好事,但如果因此而驕傲自滿,那就必然變成壞事。李世民成為壹流帝王,取得多少成績還在其次——歷史上比他成績大的還有,比如不久之後的唐玄宗。但能夠壹直堅持到底,就極其罕見。上有老天爺的敲打,下有敢說話的直臣,更關鍵自己能聽進去,才有最後那樣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