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家庭委員實話實說：春節前後，我從電視上看到不少地方在搞扶貧濟困送溫曖活動，讓人很感動，也引起了我的思考。逢年過節，看看生活困難的群眾十分必要。但如果只是逢年過節才想起他們，平日卻少管少問、不聞不問，顯然不能解決困難群眾的根本問題。黨中央要求改變工作作風，逢年過節要看望生活困難的群眾，平時更要深入了解這些群眾生活困難的癥結，幫助他們解決問題，使困難群眾早日脫貧。
關鍵是經常化、社會化
扶貧幫困工作經常化、制度化、社會化，是從年終關懷轉向終年關懷的關鍵。張子鵬委員向記者介紹了天津市困難職工救助中心的情況。
這個中心集中資金、集中物資、集中崗位、集中援助，對遇到特殊困難的群眾實行壹站式服務，對職工的求助反應靈敏、服務快捷，解決問題不隔夜，受到廣大職工的歡迎，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初步形成工會運作、企業參與的運作模式。
困難職工救助中心為何作用顯著？張子鵬說，壹是認識到位，能夠站在貫徹黨的宗旨和實現“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去理解這項工作的意義；二是定位準確，目的就是為社會保障制度拾遺補缺、為特困職工雪中送炭；三是運作方式融入了市場機制。
終年關懷，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廣開就業門路，多渠道安置就業。安啟元委員說，在安置就業的方式上要有所創新，通過勞務輸出、社區服務、成立下崗職工再就業擔保中心、對下崗職工加強培訓等措施，大力發展服務業，鼓勵民營企業、三資企業、鄉鎮企業吸納下崗職工。
終年關懷不再遙遠
我國農村尚有貧困人口3000萬。截至去年10月，全國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數為1589萬。
“但目前各地尚未建立城鎮貧困群體監測系統，對城鎮貧困人群缺乏全面準確的量化統計，給黨和政府研究解決貧困人口問題帶來壹定難度。”安啟元委員為此建議：盡快建立貧困群體監測系統，準確掌握城鎮貧困人口動態變化，為決策提供依據。
“政府要鼓勵企業家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發展社會慈善事業。”孫柏秋委員提出，要培育和發展壹批能幫助解決社會問題、減輕政府負擔的公益團體，加快實現“小政府、大社會”的格局。
吳建國委員也頗有同感。他說，公益機構是社會自我調節的重要方面，要采取切實措施改變目前公益機構數量少、規模小的局面。
按時足額發放國企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和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完善職業保險制度；實施最低生活保障要做到“應保盡保”……壹條條建議，壹項項對策，昭示著委員對弱勢群體的深情厚愛。
終年關懷，不再是遙遠的夢。
“把困難群眾的生活‘保’起來”----代表委員***話社會保障體系
新華網北京3月9日電
新華社記者賀勁松 呂諾 李恒娟
社會保障事關職工的切身利益，事關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的大局，成為“兩會”代表委員關註的熱點話題。結合審議政府工作報告，代表委員紛紛就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建言獻言，***議大計。
辨形勢：制度尚不完善 壓力又有增加
來自全國各地的代表委員的發言，匯總成這樣壹個基本的判斷：以養老保險、醫療保險、事業保險為支柱，我國初步構建了城鎮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對維護改革、發展和穩定的大局作出重要貢獻。但仍然面臨著較大的困難。
西南財經大學教授王永錫委員分析說：“首先是社會保障基金籌措比較困難。近年來由於人口老齡化和失業下崗人員增加，社會保障資金支出需要量急劇增長。而作為這壹制度的基礎的企事業單位繳納社會保險費，卻由於多種原因普遍存在拖欠，甚至有的單位逃避責任。”
“近3年來，國家財政***支持‘兩個確保’資金達1100億元，但有的基層發工資都困難，使地方財政的社會保險資金很難到位。社會保障資金來源的不穩定性和支出的剛性，影響著社會保障制度的可持續性。”王永錫說。
農民的社會保障問題也被代表委員們納入視線。福建代表徐承雲說：“我國當前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上只覆蓋城鎮，廣大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還未形成。而壹些地區農民收入下降，7800萬民工的社會保障又很薄弱，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應早日提上議事日程。”
代表委員們認為，加入世貿組織，對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來說好比壹支“雙刃劍”，壹方面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從而增強社會保障的實力；另壹方面，WTO又會對我國某些行業和企業造成沖擊，增加社會失業，給社會保障體系帶來新的壓力，必須盡早提出應對之策。
謀對策：管好“養命錢” 推進法制化
搞好社會保障，資金是關鍵。
王永錫委員說：“必須加大籌措社會保障資金的力度，增加社會保障支出在財政支出中的比重，使更多的資金用於充實社會保障基金。手中有錢才能保障無憂。”
他還建議嚴格企事業社會保障稅費的征繳辦法，堵塞各種漏洞。可以考慮采用發行特種債券、征收特種稅、發行社會保障彩票等方式，拓寬資金來源渠道。
“要把社會保障基金管好用好，要運用科技手段，改進社會保障資金的收繳、支付，錢發到職工手上沒有，發了多少，都應有壹筆清清楚楚的帳。可別讓困難群眾的‘養命錢’被擠占、挪用了！。”陳大鵬代表說。
“新的社會保障制度目前還停留在政府行政條例的階段，立法工作滯後，使這壹新的制度權威性不足，推行起來難度大。必須加緊制定我國的《社會保障法》以及各類社會保障基金的管理條例，使社會保障體系法制化。”王永錫委員說。
抓突破：清除保障“死角” 實現應保盡保
社會保障工作是壹項“系統工程”，與千家萬戶的生活息息相關。必須選準突破口，把各項社會保障政策和措施落到實處，讓老百姓得到看得見摸得著的實惠。
“當務之急是繼續落實‘兩個確保’，采取措施清除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的‘死角’，把社會保障的‘安全網’覆蓋到每壹位下崗職工和離退休人員，確保他們的基本生活。不能再發生拖欠的情況了。”葉繼革代表說。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也必須落到實處。盡管全國***有1120萬人得到最低生活保障，但仍有群眾生活堪憂。各級地方財政在今年預算中必須優先安排最低生活保障所需資金，保證資金專款專用，讓困難群眾真正拿到錢。對於特困行業和企業的職工，也應想辦法幫助他們解決困難。”來自福建南平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的基層代表楷清海說。
代表委員壹致認為，在遼寧進行的完善社會保障體系試點開局較好，取得初步成效，應積極穩妥地推進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業保險並軌，對企業新裁減人員和出中心的下崗職工及時提供失業保險服務，積極促進再就業。
北京代表團：熱說“低收入弱勢群體解困”
新華網北京3月9日電（記者徐仁傑 趙承）北京代表團代表分組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對低收入弱勢群體生活困難問題表示關心。他們建議各級政府應加大扶貧解困工作力度，切實解決好這壹日趨明顯的社會問題。
北京壹商集團副總經理王玲飛代表認為，針對如何關心弱勢群體問題，朱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談得比往年要多。今年中央政府著重做的八項工作的第壹條第壹款就是強調“擴大內需，首先必須增加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培育和提高居民的購買力”；“強化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設，使所有符合條件的城市貧困居民都能得到最低生活保障，做到應保盡保。”這說明黨中央、國務院十分重視這項工作，也說明低收入弱勢群體現象已越來越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
王昭鉞代表在發言中談到，低收入弱勢群體的組成是非常復雜的。既然低收入弱勢群體已經成為無法回避的現實社會問題，政府有關部門就應該仔細研究這部分人群的組成和分類，分析他們致困的原因，這樣才能找到針對性解決辦法。比如農村扶貧靠開發，城市扶貧靠教育，搞教育扶貧。除了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還要為弱勢群體走出困境開辟出路。
國營第798廠財務部計算機工程師陳倫芬代表對國企下崗職工和退休老職工生活相對處於弱勢感觸很深。她說，國企老職工早年奉獻國家，後來承受了國企改革的陣痛。但陣痛不能成為“長痛”。國企改革的配套措施壹定要跟上，不能忘記歷史，不能讓這部分職工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比較利益每況愈下，更不能讓這部分人成為新的不穩定因素。穩定也是生產力。政府在醫療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政策的具體實施過程中，應該綜合考慮他們的切身利益。
任明代表認為，擴大就業，完善社會保障機制，是維護和提高低收入弱勢群體生活質量的根本性措施。她建議政府應該鼓勵中小企業、個體私營經濟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大力開發信息、中介和環保等新興領域的就業機會，提高吸納勞動力就業的能力。通過開辦各種便民利民項目，積極發展社區保安、保潔、保綠等組織，再開發、置換新的就業崗位。同時，推行全日制、季節工、短期工等彈性就業形式。政府有關部門應該考慮為大齡下崗職工落實保護性政策，維護破產、改制、搬遷企業職工的合法利益。建立滿足不同群體需求、多層次的醫療保險體系。政府應該逐步使所有社會困難群體全部納入最低生活保障範圍。
關懷弱勢群體重在政策落實——人大代表為完善社會保障體系獻策
新華網北京3月9日電（記者南辰）朱镕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強調要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完善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對弱勢群體給予特殊的就業援助等政策。報告的這部分內容在廣大代表當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遼寧代表楊傑說：“關懷弱勢群體，中央制定的政策很好，關鍵看地方的落實情況。地方領導不能光把錢扔在那些‘面子工程’的建設上，扔在蓋辦公大樓、賓館招待所的政績上，讓老百姓覺得越渴越添鹽。地方領導要按照‘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真正把弱勢群體的困難放在心上，不打折扣地執行國家政策。”
浙江民營企業家南存輝代表說：“我國社會保障雖然已經發展到壹定規模，但在運營與管理方面還不完善，當前以統籌繳費方式籌資至少存在四個方面的缺陷：壹是法律強制力不夠，基金收繳效率難以提高；二是社會保障覆蓋面小，企業繳費能力差異大，籌資水平有限；三是繳費比例不統壹，繳費形式不規範，嚴重影響了政策執行效果；四是現行繳費方式不利於社會保障基金管理，挪用社保基金的現象時有發生。所以國家應該開征社會保障稅。”
南存輝代表認為，這種改費為稅的做法，有利於增強籌資的強制性，強化社會保障基金的征收力度，可以解決當前收繳難的問題，可以克服“多繳的作貢獻，少繳的沒辦法，不繳的無法管”的怪現象，為社會保障提供穩定的基金來源。采取稅收的征管形式，還可以在全國範圍內使用同壹稅率，這既可以克服不同地區、企業、職工之間苦樂不均、待遇有別的弊端，又可為建立統壹的社會保障制度創造條件，為勞動力在全國範圍內流動提供物質保障。
河南代表虎美玲、遼寧代表楊傑等很多代表都盡自己所能，資助了壹些孤兒或困難學童，但是壹兩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虎美玲代表呼籲：“條件好的企業應當多行善事，多關心弱勢群體的疾苦，這也是為國家分憂。”不少代表也認為，先富起來的人要主動帶動弱勢群體致富，不能為富不“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