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經濟全球化經歷了從全球商品鏈（GCC）到全球價值鏈（GVC）的轉變。
全球商品鏈是圍繞最終消費品的相互關聯的勞動生產的鏈式過程。隨著完整的商品貿易組織的碎片化和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獨立生產要素體系的解構，高度復雜的生產經營活動可以在大規模精細分工和重組的基礎上實現全新的跨國聯系，進而引發了20世紀90年代後國際生產體系的系統性重構。
在這種情況下，價值分析被引入全球商品鏈，並進壹步形成了今天的全球價值鏈，即生產和銷售產品及服務以增加產品價值的壹系列階段，其中至少有兩個階段是在不同國家完成的。換句話說，如果壹個國家、部門或公司（至少）參與了GVC的壹個階段，那麽它就是參與了GVC。
當前，國際國內環境日趨復雜，新冠肺炎疫情和中美經貿摩擦交織在壹起，催生了新壹輪全球價值鏈調整。
全球價值鏈從擴張到收縮
全球價值鏈被提出來解釋將產品的R&D、設計、生產、營銷和售後分包給全球不同國家的貿易活動，企業通過參與產品生命周期的不同環節獲得相應的增值。可以說，全球價值鏈是過去三十年來各國經貿融合的最重要產物。
20世紀90年代後，隨著關貿總協定升級為世界貿易組織（WTO），全球生產不斷擴大，全球價值鏈的深度和廣度得到極大發展——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不斷提高，價值鏈長度迅速延長。與此同時，中間貿易開始超越最終產品，逐漸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組成部分。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逐漸發展成為世界工廠和全球價值鏈和國際貿易的中心之壹。根據第壹財經研究所的ULC數據庫，就參與全球價值鏈而言，中國已超過美、德、日等傳統制造業國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國家。與此同時，中國已成為全球價值鏈中的核心環節，幾乎所有行業都在壹定程度上依賴中國。
麥肯錫研究院選取了20個基礎產業和制造業來分析世界各國對中國消費、生產、進出口的依賴程度。研究發現，隨著中國制造深度融入全球價值鏈，特別是在電子、機械和設備制造等領域，中國不僅在全球價值鏈中扮演著“世界工廠”的角色，而且近年來作為“世界市場”的需求方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從1990到2007年期間，全球價值鏈增長最快。運輸、信息和通信領域的技術進步以及貿易壁壘的減少吸引了制造企業將其生產流程延伸到國外。不僅如此，在全球範圍內還形成了以中國、德國和美國為中心的亞洲、歐洲和北美三大區域價值鏈網絡。
然而，這種全球價值鏈擴張趨勢在2008年後開始發生變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在這壹年，全球價值鏈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達到52%的峰值，隨後該指數呈下降波動趨勢。這壹現象與全球貿易增長放緩不謀而合。
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除2001年外，全球商品貿易的增長壹直保持在1.5倍至2倍於全球GDP增長的水平。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情況發生了變化——
2012年和2013年，全球商品貿易增長與全球GDP增長相當；隨後三年，全球商品貿易增速低於全球GDP增速；2017和2018出現反彈；2019年，在美國和其他國家持續的貿易緊張局勢下，全球商品貿易停滯不前，並在接近年底時有所下降，總體小幅下降0.1%。
如今，全球貿易增長率低於低迷的全球GDP增長率，而在過去的繁榮時期，全球貿易增長率約為全球GDP增長率的兩倍。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貿易造成了巨大沖擊。根據WTO的預測，2020年全球貿易將下降13% ~ 32%。全球價值鏈轉型已成為基本事實。
多因素驅動的全球價值鏈轉型
全球價值鏈的轉變有多種原因。
首先，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各國經濟並沒有完全出清，產能過剩導致世界經濟增長放緩，特別是在投資方面。與此同時，金融危機後過去20年快速發展積累的經濟社會問題也開始顯現，特別是圍繞人口和債務的結構性矛盾被放大和激化，導致全球保護主義擡頭。
其次，主要新興市場經濟體（如中國）開始用國產中間產品廣泛替代外國中間產品，使純國內生產活動取代全球價值鏈生產。
此外，在過去二十年中，中國制造業的勞動生產率（APL）和單位勞動力成本（ULC）迅速提高，而同期世界第三和第四大國家日本和德國的單位勞動力成本持續下降。這也使得制造業移出中國，並在全球範圍內影響價值鏈的變化。
三是發達國家采取措施吸引制造業回流，多國政府對產業轉移的幹預加強。在美國轉向“美國優先”貿易保護主義之前，全球經濟的結構性變化已經在不同程度上造成了發達國家的制造業回流現象。
在2011至2014期間，美國、德國、法國和意大利四個國家中，制造業回流最活躍的前四個子行業分別是化學制品、金屬制品、電子電氣產品和其他制造業，其中化學制品企業回流最為顯著。
美國采取的關稅和技術禁令等保護主義措施增加了跨國貿易成本，大幅提高了中間產品和產業鏈的成本，影響了跨國公司在全球的生產決策布局，加速了部分產業鏈的搬遷和轉移，引發了全球價值鏈、產業鏈和供應鏈的重構。
最後，勞動力替代工具（如機器人）越來越多地用於制造業生產，這進壹步降低了在全球成本最低的地方配置資源的必要性，也形成了就業市場的不匹配。
根據Marin和Chirici的研究，在金融危機之前，全球價值鏈與機器人的使用呈正相關關系，這意味著當市場環境良好時，企業可以通過增加機器人的使用和促進全球價值鏈來降低成本和擴大生產規模。
然而，金融危機後，全球價值鏈與機器人的使用呈負相關關系，這意味著在產能過剩的情況下，機器人將更多地作為全球價值鏈的替代品出現。他們進壹步發現，如果新冠肺炎疫情導致經濟不確定性增加300%，利率下降30%，機器人的應用率將增加76%，全球價值鏈將大幅收縮。
因此，長期以來，各國都在積極應對全球價值鏈的挑戰，旨在在全球競爭中進行創新和排名重組或重新配置整個價值鏈。
後疫情時代全球價值鏈的重構
在此背景下，疫情進壹步沖擊全球價值鏈並加速其重構。例如，疫情和疫情防控措施導致中間產品的生產和運輸延遲或停止，增加了企業無法獲得關鍵投入的風險。許多高生產率的全球價值鏈參與者依賴於及時交付投入和精益庫存管理，但這些措施可能導致處於全球價值鏈中心的國家成為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壹。
此外，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認為，全球爆發的新冠肺炎疫情將影響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進而影響全球價值鏈。受疫情影響，全球排名前5000位的跨國公司（MNE）平均將年度利潤預測修改了30%，這壹趨勢將持續下去。
受沖擊最大的行業是能源、基本金屬、航空和汽車行業。發達經濟體跨國企業利潤預期下調幅度最大，下調幅度為35%，高於發展中經濟體的20%。利潤前景的斷崖式下降將使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減少30%至40%，而跨國外國直接投資是進壹步深化全球價值鏈的主要動力。
但同時也要看到，疫情作為催化劑，也加速了數字經濟的發展。隨著移動互聯網、物聯網、雲計算、大數據等新壹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壹些產業特別是高新技術產業的制造模式和組織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推動了價值鏈在全球範圍內的分解、整合和創新，國際產業分工的“微笑曲線”嚴重變形，各環節附加值也隨之發生變化。
這為後疫情時代全球價值鏈的重塑增添了新的要素，使得價值鏈逐步向更高層次的新經濟和新鏈條延伸。以Al、5G、智慧物流、在線支付等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初具規模，國際影響力逐步擴大。
全球價值鏈重構是兼顧價值鏈升級和價值鏈治理的國際分工。事實上，隨著國際格局的深刻變化，全球價值鏈的重構是客觀必然的，疫情為全球價值鏈重構增添了科技元素。
如果我們說早期討論的是“全球競爭和排名重組”，那麽“重構”意味著價值鏈參與者在價值鏈活動的實施過程中對整個價值鏈進行創新或重新配置。那麽，現階段全球價值鏈的重構也與價值鏈分工在縱向和橫向維度上的延伸和收縮以及網絡節點的位移有關，也受到產業革命、技術進步和全球經貿規則等變化的影響。
把握全球供應鏈調整機遇已成為現階段各國政府的共識。中國政府要想抓住全球價值鏈重構的浪潮，搶占經濟和技術的雙重制高點，就必須選擇合適的重構路徑，並迅速做出價值鏈轉型和路徑選擇的戰略設計和政策。
首先，我們應該認識到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真正地位。研究發現，盡管中國與發達國家的整體技術差距正在縮小，但它們之間的絕對差距仍然很明顯。
目前，中國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提升壹般是相對於除美國以外的其他國家和地區的提升，而不是直接挑戰美國的領先地位。中國從全球價值鏈低端邁向中高端將是壹個長期、漸進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在核心技術研發和品牌推廣方面的競爭將逐步加劇。
二是選擇合適的重建路徑。壹國參與全球價值鏈重構有三種路徑:主動嵌入全球價值鏈、被動進入國家價值鏈和創造區域價值鏈。根據壹國產業國際競爭力的不同，選擇的路徑也不同。
按照“雙循環”的國家宏觀經濟理念，每壹條路徑都不是獨立存在的。醫藥制造業和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傾向於選擇全球化背景下被動進入國家價值鏈的重構路徑，而化學制造業、電氣設備制造業和電子光學設備制造業傾向於自主創新並創造領先的區域價值鏈的重構路徑。
三是提高技術水平，完善國內供應鏈網絡。在與發達國家技術競爭加劇的情況下，中國應加強基礎科學研究和人力資本積累，促進自主技術創新，通過改革優化創新環境，努力提升中國的整體技術競爭力。
從長遠看，要堅持推進供給側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改善企業營商環境，增強我國企業對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的適應能力，吸引高水平生產要素在我國集聚，為不斷完善國內供應鏈網絡、促進產業升級創造有利的制度條件。
疫情打亂了全球價值鏈，也在危機中孕育了新機器，順勢而為，打造了壹條全新的升級和競爭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