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代財政管理體制簡論
賦稅，是國家為實現其職能的需要，憑借政治權力，組織財政收入的壹個重要手段，是國家存在的經濟表現。它不但是維持公***權力的經濟基礎，對於經濟發展也起著重要的杠桿作用。馬克思認為，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也是對社會進行管理的形式。管理需要費用，費用來自財政，財政來自賦稅。賦稅在我國始於夏代早期，隨著社會的變遷，不同的社會制度的更叠，出現了不同的賦稅制度，壹方面，它們是當時社會政治、經濟面貌的直接反映，另壹方面，作為壹種經濟制度，它們又對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發生著重要的影響。借古鑒今，研究中國古代賦稅制度的變革，探究其發展規律與歷史得失，對當前的經濟形式發展可以說有著積極的啟示作用。
壹、先秦時期
我國賦稅始於夏代，史載：“自虞、夏時，貢賦備矣。” 。《孟子?滕文公》也載："夏後氏五十而貢"。這些記述表明，我國奴隸制國家建立後，曾經及時采取法律形式確立國有賦稅制度。即以五十畝地為計量單位，並取其平均值地十分之壹，作為向國家繳納的貢賦。賦是夏王朝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是平民向國家交納的實物地租。而夏朝的財政收入的另壹個重要來源是貢納。夏朝的"貢"主要有兩種，壹是直接或間接統治區內的諸侯、方國或部落之貢，壹是公社農民或其他類型農民的"五十而貢"，前者屬於賦稅或捐稅，後者具有租、稅合壹的性質。
商朝仍沿襲夏的貢制。
周朝基本上是沿襲了夏商的賦稅制度。西周實行井田制，國家在修築水渠和道路時把土地劃分為許多“井”字形方塊，故稱為井田。井田制的土地所有權屬於國家，亦即屬於周王，即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周王把土地分賜給各級貴族，讓他們世代享用。他們只有享用權而無所有權，所以不準轉讓和買賣。為了充分發揮地力，並規定了定期“換土易居”的分配制度。西周的井田制根據剝削對象的不同，有兩種不同的區劃，壹種是“十夫有溝”，即國中平民的份地。其收入要上繳國家十分之壹，作為貢稅，以充軍賦。另壹種是“九夫為井”，即國家將方裏土地按井字形劃為九區，中壹區為公田，余八區為私田分授八夫；公田由八夫助耕，收獲全部繳給領主。男子成年受田，老死還田。井田制度是奴隸制國家的經濟基礎，體現了我國奴隸社會生產關系的主要部分。它與宗法制度緊密相連，在西周時期，得到進壹步的發展。
然而兩周時期的賦稅制度在春秋戰國時期有了很大的改變。公元前685年左右管仲相齊，實行"井田疇均，相地而衰征"的稅法，突破了井田制的局限；公元前594年，魯國實行“初稅畝”，實行“履畝而稅”，即不分公田、私田，凡占有土地者均須按畝交納土地稅。井田之外的私田，從此也開始納稅。這是三代以來第壹次承認私田的合法性，是個很大的變化。實行“初稅畝”反映了土地制度的變化，是壹種歷史的進步。“初稅畝”的出現，標誌著我國從奴隸制賦稅向封建制賦稅制轉化的開端。此後，列國紛紛仿效魯國實行“初稅畝”。到了秦國商鞅變法時，幹脆廢除國君對貴族（卿大夫）分封、賞賜食邑的制度，而承認通過買賣所獲得的土地所有權。初稅畝是我國古代賦稅制度的第壹次重大改革，它廢除了按勞力計征的力役地租制，確立了以田畝計征的實物地租制，是稅收由初級階段向高級階段發展的標記。這個時期的賦稅制度改革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也帶動了其他相關制度的改革。
秦代的賦稅制度
《漢書·食貨誌》中載有董仲舒關於秦代賦稅制度的壹段話，很能說明問題：“古者稅民不過什壹，……至秦則不然，……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田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故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秦代的賦役是三代的20～30倍，農民租佃地主的土地，要繳納給地主“見稅什伍”的租賦，因而廣大農民壹貧如洗，許多農民無法生存，只得逃往山林，變為盜賊，許多農民揭竿而起，這是強秦短命的重要原因。
秦代還改“因地而稅”的制度，而改行“舍地而稅人”的制度，即索取“人頭稅”，其稅率20倍於從前。《通考》在評論秦代的土地和賦稅制度時指出：“秦壞井田，任民所耕，不限多少，已無所稽考，以為賦斂之厚薄，其後舍地而稅人，則其謬益甚矣。”
漢代的賦稅制度
漢高祖劉邦記錄了強秦死亡的教訓，在漢初采取了“輕徭薄賦”的政策。《漢書·食貨誌》中說：“漢興，按秦之敝，諸侯記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高祖以是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壹”。這就是說，從漢高祖時起，實行“十五稅壹”的政策，及至漢文帝時期，又有“田租減半”之詔，也就是采取“三十稅壹”的政策。並有13年“除田之租稅”。漢景帝時（前155年）復“三十稅壹”之制。東漢時，劉秀曾經實行過“什壹之稅”，但不久又恢復“三十稅壹”的舊制。縱觀兩漢賦稅制度，除恒帝、靈帝曾加畝稅十錢以外，壹般通行“十五稅壹”或“三十稅壹”的實物地租。
漢初還有所謂“口賦”，也就是人“人頭稅”。這是專指對7歲至14歲未成年人所征的賦稅。原規定：不分男女，每人每年繳納“口賦”20錢。漢武帝時，將起征年限改為3歲，20錢改為23錢。漢元帝時，又將起征年限改為7歲。
漢代還有所謂“算賦”，這是對成年人年征的“人頭稅”。高祖四年（前203）開始征收，凡年15以上至56歲，不分男女，每人每年征112錢，謂之“壹算”。對於商人與奴婢則加倍征收。
漢代由於采取“輕徭薄賦”和“與民休息”的政策，調動了廣大農民生產的積極性，經過70余年的經營，神州大地出現了所謂“文景之治”的盛世。《史記·平準書》中對此有極為生動的描述：“漢興七十余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余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這是中國歷史上值得大書的篇章。
隋代的賦稅制度
隋代於開皇二年（582）頒布租調令，規定壹夫壹婦為“壹床”，作為課稅單位。據《隋書·食貨誌》記載：“丁男壹床，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以布絹。絁以疋，加綿三兩。布以端，加麻三斤。單丁及仆隸各半之。未受地者皆不課。有品爵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役。”開皇三年（583）正月又規定：“減調絹壹匹為二丈”。開皇十年（590）五月又規定：“丁年五十，免役收庸”。
唐代的賦稅制度
唐代前期實行“租庸調”法，後期實行“兩稅法”。
1、租庸調法
唐武德七年（624）在實行均田制的同時，推行“租庸調”的賦稅制度。所謂“租庸調”，就是：“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口則有調。”（《陸宣公集》卷22）
租：就是農民向政府繳納谷物，作為田稅。據《唐六典》記載：“每丁租粟二石。”
調：就是農民向政府繳納當地的土特產，壹般指的是絹物等。據《唐六典》記載：“其調隨鄉土所產陵、絹、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壹，輸綾、絹、絁者，綿三兩，輸布者，麻三斤。”
庸：就是農民為政府服勞役代替納物，艱險所謂“輸役代庸”。按規定：每丁每年須服勞役20日，閏月加2日，如不服勞役，則以納絹或布代替，每天折合絹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
在受災時，則有減免之制。據《唐六典》記載：“凡水旱蟲霜為災害則有分數。十分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租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若桑麻損盡者，各免調，若已役已輸者，聽免其來年。”
唐代前期的租庸調法，稅額較輕，尤其是采取“輸庸代役”的辦法，讓農民有體養生息的機會，多少提高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利用唐代初期的經濟繁榮。
但是，在開元以後（713～741），租庸調法則“陷於敗壞”。據《新唐書》記載：“開元以後，天下戶籍，久不更叠，丁口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不實，乃盜起兵興，財用益絀，而租庸調稅法，乃陷於敗壞。”
2、兩稅法
楊炎於德宗時任宰相，他鑒於當時賦稅征收紊亂的情況，乃於德宗建中元年（780）介議實行兩稅法，為德宗所采納。據《舊唐書·楊炎傳》記載：“凡有役之費，壹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郡縣稅三十分之壹（後改為十分之壹），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其田畝之稅，率以大歷十四年（779）墾田之數為準而均征之。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壹月。逾歲之後，有戶增而稅減輕，及人散而失均者，進退長吏，而以尚書度支總統焉”。由此可見，兩稅法的要點是：（1）按各戶資產定分等級，依率征稅。首先要確定戶籍，不問原來戶籍如何，壹律按現居地點定籍，取締主客戶***居，防止豪門大戶蔭庇佃戶、食客，制止戶口浮動。依據各戶資產情況，按戶定等，按等定稅。辦法是：各州縣對民戶資產（包括田地、動產不動產）進行估算，然後分別列入各等級（三等九級），厘定各等級不同稅率。地稅，以實行兩稅法的前壹年，即大歷十四年（779）的墾田數為準，按田畝肥瘠差異情況，劃分等級，厘定稅率征課。其中丁額不廢，墾田畝數有定，這是田和丁的征稅基數，以後只許增多，不許減少，以穩定賦稅收入。（2）征稅的原則是“量出制入”。手續簡化，統壹征收。即先計算出各種支出的總數，然後把它分配出各等田畝和各級人戶。各州縣之內，各等田畝數和各級人戶數都有統計數字，各州縣將所需糧食和經費開支總數計算出來，然後分攤到各等田畝和各級人戶中，這就叫“量出制入”，統壹征收。（3）征課時期，分為夏秋兩季。這主要是為了適應農業生產收獲的季節性，由於農業的收獲季節是夏秋兩季，所以在夏秋兩季向國家繳納賦稅。（4）兩稅征課資產，按錢計算。因為要按資產征稅，就必須評定各戶資產的多少，就必須有壹個***同的價值尺度，這就是貨幣（錢），所以兩稅的征收，都按錢計算，按錢征收。但是有時將錢改收實物，官府定出粟和帛的等價錢，按錢數折收粟帛。
對兩稅法的評說：（1）兩稅法是符合賦稅征課的稅目由多到少、手續由繁到簡、征收由實物到貨幣的發展規律的。它是適應農業生產力提高、社會經濟繁榮與貨幣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的。按社會貧富等級、資產多寡征稅也是合理的、公平的。（2）兩稅法以“量出為入”作為征的標準，有壹定的片面性。按理說，理財的指導思想應是“量入為出”。（3）兩稅法在按稅制估定資產之後，不應隨著後來物價的變動作適當調整，但實際上只是為了國家多收入，不適時調整資產價格和稅率，使農民負擔不斷增加。
五代的賦稅制度
五代之際，戰亂頻仍，統治階級雖說沿襲唐代的兩稅法，但是，實際上是橫暴斂，錙銖必取，已無稅制可言。
地稅和丁稅
元代的地稅和丁稅，在太宗時期規定每戶科粟二石，後以軍食不足，增為四石。繼定利征之法，令諸路驗民戶成丁之數，每丁歲科粟壹石，驅丁（亦稱驅口）五升，新戶丁、驅各半，老幼不與。其間有耕種者，或驗其牛具之數，或驗春土地之等，丁稅少而地稅多者納地稅；地稅少而丁稅多者納丁稅。工匠、僧、道驗地；官吏、商賈驗丁。《元史·食貨誌》記載：“地稅，上田每畝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每畝五升”。《元史·耶律楚材傳》記載：“至元十七年（1280）規定，全科戶每丁粟三石，驅丁粟壹石，半科戶每丁粟壹石。”
秋稅和夏稅
元初江南只收秋稅，至元十九年（1282）二月，令江南稅糧依宋貞例，輸米三分之壹，其余折輸綿、絹雜物。成宗元貞二年（1296）始定江南征收夏稅。秋稅只令輸糧，夏稅則折收木綿布、絹、絲、綿等物。均視糧數為差，糧壹石或輸鈔三貫，或輸二貫，或輸壹貫500文。
科差法
太宗八年（1236）始行“科差法”。其名曰絲料、包銀。“絲料”，是每戶出絲壹斤，以供國用。五戶出絲壹斤，以供諸王功臣沐浴之資。各驗其戶籍上下等級而征收。“包銀”，僅民科納六兩，半輸銀兩，半折輸顏色絲絹。以銀納稅，從此開始。
經理法
《元史·食貨誌》中說：“經界廢而有經理。魯之履畝，漢之核田，皆其制也。夫民之強者，田多而稅少；弱者產去而稅存。非經理無以去其害。然經理之制，茍有不善，則其害又將有甚焉者矣。”有元謂之經理者，在宋曰經界，在金曰通檢推排。
《元史·食貨誌》中載有章閭對經理法的評說：“經理大事，世祖已嘗行之，但其間欺隱尚多，未能盡實，以熟田為荒地者有之，懼差而折戶者有之，富民買貧民田，而仍欺舊名輸稅者有之。由是歲入不增，小民告病。”
元代統治者，為了“稅入無隱，差役亦均”的目的，采行“經理法”，但是並未達到預期目的。延佑二年（1315），仁宗遂下詔廢止經理法。
普查土地人口，制定“魚鱗冊”和“黃冊”
朱元璋推翻元朝後，廢除了元代的各種苛捐雜稅，普查土地和人口，制定“魚鱗冊”和“黃冊”作為賦役制定的基礎。
1、魚鱗冊
據《廣治平略》記載：“履畝丈量，圖其田之方圓、曲直、寬狹，書其主名，及田之四至，編匯為冊，謂之魚鱗圖冊。”魚鱗冊是土地清冊，它是征收賦稅的依據。
2、黃冊
所謂“黃冊”，就是戶口簿，以此作為科派差役的依據。據《明史·食貨誌》所載：“黃冊，以壹百十戶為壹裏，推丁糧多者十戶為長，余百戶為十裏，裏凡十人。歲役裏長壹人，甲首壹人，董壹裏壹甲之事，先後以丁糧多寡為序，凡十年壹周。”
明代前期的賦稅制度
明初的田賦，分夏稅和秋糧，夏稅無過八月，秋糧無過明年二月。夏稅以麥為主，秋糧以米為主。但均得以銀鈔錢絹代納。例如，米壹石，折銀壹兩，錢千丈，鈔十貫。麥的折算比米減十分之二。凡以米麥交納者，稱為“本色”，而以其他實物折納者，稱為“折色”。
征收的稅率，壹般通則，官田畝稅五三合五勺；民田減二升，即三升三合五勺。重租四八升五合五勺。蘆地五合三勺，劃塌地三合壹勺等等。浙西地區土質肥沃，稅率較重，蘇、松、嘉、湖、杭，皆為重租地區。
明代後期的“壹條鞭法”
明代前期賦稅制度的尚稱嚴整，但日久弊生，狡猾之徒，逃避賦稅，貪官汙吏，受賄枉法，使原來的賦稅遭到破埡。魚鱗冊和黃冊與事實不符，有的地方自行捏造簿冊，名曰“白冊”，破壞賦役的依據。以致富戶權貴，田連阡陌而不納稅，貧苦農民往往“產生而稅存”。
為了挽救財政危機，必須重新清查土地和戶口，改革賦稅制度。萬歷六年（1578），明政府根據張居正的建議，下令清丈全國的土地，包括勛戚的莊田和軍屯在內。經過三年的努力，***清丈出土地7 013 976頃，比弘治時稅田多出300萬頃，“於是豪猾不得欺隱，裏甲免賠累，而小民無虛糧”（《明史·食貨誌》）。
萬歷九年（1581）通令全國實行“壹條鞭法”。據《明史·食貨誌》記載，壹條鞭法的主要內容是：“總括壹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壹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並為壹條，皆計畝征銀，折辦於官，故謂之壹條鞭。”
“壹條鞭法”有以下四個特點：
（1）把各種目的的賦稅和徭役，合並為壹種，都按田畝計征，簡化了稅目和征收手續。
（2）取消了“力役”，農民可以“出錢代役”，不再直接負擔力役，統由官府雇工應差。
（3）將以征收米麥實物為主的田賦，改為除國家需要的米麥以外，其余所有實物改用銀折納。
（4）改過去的賦役催征、收納與解運由糧長、裏長辦理為地方官吏輸。
“壹條鞭法”新稅制，將明初的賦役制度化繁化簡，並為壹條，並將征收實物為主改為以征收銀兩為主，即由實物稅改為貨幣稅，結束了我國歷史上實行了2000多年的三征（粟米之征、布帛之征、力役之征）稅制體系，可以說是中國賦稅制度繼兩稅法之後又壹次重大的改革。
“壹條鞭法”的實行，對減輕農民賦稅負擔，緩和社會階級矛盾，安全社會秩序，促進農業和工商業的發展，都有壹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它觸動了官僚地主階級的切身利益，在各地貫徹實行時，受到種種阻撓和破壞，時有反復，終不能徹底實行。
清代前期的賦稅制度
清代前期的賦稅制度，沿襲明代的舊制，以田賦和丁役為國家的主要賦稅方式。
所謂“田賦”，就是土地所有者，每年按畝數向國家繳納壹定的稅額。
所謂“丁役”，就是年滿16歲到60歲的男子（壯丁），每人每年為國家負擔壹定日期的無償徭役。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封建統治階級需要的貨幣數量日益增多，於是國家對田賦和丁役，除了征收部分糧食（漕糧）之處，其余征收貨幣。這叫“折征”和“丁役銀”。
順治十壹年（1654）頒布的《賦役全書》，詳列了田賦和丁銀的繳納規定和辦法。
1、田賦
根據《清朝會典·食貨誌》記載，田分上中下三則，按等級稅率征收。“征收辦法，有本征者，有折征者，有本折各半者。本征曰漕，漕有正糧（米），有雜糧（麥、豆、蕎、麻等）。折征者，如定以銀，繼則銀錢兼納。”
2、丁役
各省多寡不等，據《清朝文獻通考·戶口考》記載：“率沿明之舊”，“有三等九則者，有壹條鞭者，有丁隨地派者，有丁隨丁派者”。
清代的地丁制度，其中所謂“地”就是“地賦”；而“丁”就是“丁銀”。地賦是土地稅，丁銀是人頭稅。
清代初期的賦稅制度，除了田賦和丁銀以外，還有其它種種附加稅。
（1）火耗：又叫“耗羨”，是把實物換為銀兩後，因零碎銀熔鑄成整塊上繳時有損耗，因此，征收田賦時，加征火耗。實際上，改鑄銀兩時的損耗只不過百分之壹二，而實際征收的火耗則多達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或者更多。
（2）平余：是收稅時，每正稅銀兩百兩，提解六錢的附加稅，以充各衙門之用。
（3）重戥：重戥是用銀納稅過秤時，將戥頭暗中加重。
（4）漕折：就是各省運往京師的租米（漕糧）換算為銀兩時，任意決定換算比例而不利於納稅者的差額。
清代後期的“攤丁入畝”
清代中後期實行“攤丁入畝”、地丁合壹的賦稅制度，就是將田賦和丁銀合並在壹起的單壹稅。實行“攤丁入畝”，有利於貧民，不利於富室，因為富室地多而丁少，貧民地少而丁多，采用這種賦稅制度能解決賦役負擔不均的問題，有利於農民安居鄉裏，致力於生產。“攤丁入畝”簡化和稅種的稽征的手續，是清代賦稅制度的壹項重大改革。
北宋的賦稅制度
北宋的賦稅分民田稅、官田稅和身丁稅等多種，現分述如下：
1、民田稅
北宋的田稅規定，向土地所有者按畝征稅，每年夏秋各征收壹次（沿襲唐代的兩稅法）。北方各地大致每畝中等土地可收獲壹石，須納官稅壹鬥。江南各地由於產量較高，每畝須納稅三鬥。唐代的兩稅法是按資財多少征稅的，而宋代則是按土地面積定額征稅的。秋稅，是在秋熟後按畝征收糧食；夏稅，是以收錢為主，或者折納綢、絹、綿、布。
按畝征稅是征稅的基本標準，但是在實際征收時，還有所謂“支移”、“折變”的計算，從而提高了實際征稅的稅額。
“支移”就是在征收秋稅時，要求農民運至指定地點交納，如果農民不願隨長途運輸之勞，就要多交壹筆“支移”，也就是“腳力錢”。
“折變”就是在征收夏稅時，錢物輾轉折變，也提高了實際交稅額。
2、官田稅
官田招佃農耕種，由政府收取地租，稱為“公田之賦”。但官田本身無人交納秋夏二稅，往往又把二稅加到佃農頭上，加重地租數量，即所謂“重復取稅”。
3、身丁稅
北宋的身丁稅規定，男子20歲為丁，60歲為老。凡是20歲至60歲的男丁，都要交納身丁稅，交錢或交絹，與兩稅同時交納。
4、雜變
北宋承襲五代十國的苛捐雜稅，以類合並，統稱之為“雜變”。其中名目繁多，如農器稅、牛革稅、蠶鹽稅、鞋錢等，即所謂“隨其所出，變而輸之”。雜交也必須隨同兩稅輸的。
5、和糴與和買
和糴是官府強制收納民間糧米；和買是官府強制收購民間布抽。在實行和糴與和買之初，是按土地多少，分別派定強制征購的數量，並付給壹引起價款，到後來，則都是“官不給錢而白取之”。
南宋的賦稅制度
南宋統治集團以大敵當前為借口，實行苛刻的賦稅政策。秋夏田稅、身丁稅、折變、和糴、和買等，均較北宋定額為高，而且新立的稅目和正稅附加，也是名目繁多。
1、經總制錢
紹興五年（1135）總制司使孟庚創立“總制錢”，後來與北宋陳遘所創立的“經制錢”合稱為“經總制錢”。其征收辦法是：所有民間的錢物交易，每1000文交易額由官府抽取30文。以後增至56文。每年實際可收1000多萬貫，有些地方達到秋夏兩稅（正稅）的三倍。
2、月樁錢
所謂“月樁錢”，是南宋時期為佳應軍事開支而勒令各州縣按月解送的壹種賦稅。
3、版帳錢
所謂“版帳錢”，是南宋初年，東南各路借口供尖軍用而征收的壹種稅款。
4、附加稅
南宋時期，除了正稅（秋夏二稅）以外，還有以下各項附加稅：
（1）耗米：官府收稅時，每納米壹石，要附加耗米五鬥，甚至壹石。正耗以外，還有什麽“明會耗”、“州用耗”等名目。理宗時，壹石秋糧，要加耗壹石多。
（2）折帛錢：在帛價上漲時，要農民在夏稅納絹時，按時價折交現錢，稱為“折帛錢”。在絹價降低時，折帛錢照收。農民往往被迫以市價的二倍到三倍的價格交納“折帛錢”。
（3）和預買：南宋時，官府向民間買絹，當時並不給錢，後來索性改為民間只交錢，不交實物。和買絹也名存實亡。官府不償值，憑空課取，不再有所謂“買”。交納稍遲，就要鞭打，不再有所謂“和”。
（4）預借：官府經常向民間預借賦稅，實際上是提前征收。預借的稅目有秋夏兩稅，免役錢和田宅買賣的契稅錢。
（5）課配：實際上是壹種攤派。官府任意向民間征收錢物，壹般按秋夏兩稅的多寡來征收，有時秋稅米壹石，要課配五六石；夏稅錢壹貫，要課配七八貫。
兩宋的幾種“均稅法”
1、王安石的“方田均稅法”
北宋神宗時（1068～1085），王安石倡“方田法”。所謂“方田法”，就是清丈，清其契籍，丈其頃畝，使隱昌者無所施技，而有稅無田者，可以豁免牽累。其最大的作用就在於以田之肥瘠，定稅之上下，使賦稅負擔合理。所以又稱“方田法”為“方田均稅法”。據《宋史·本傳》記載：“方田方法，以東南西北各千步當四十頃，壹百六十步為壹方。歲以九月令佐分地計劃，驗地色肥瘠，定其色號，分為五等，均定稅數。”又據《宋史·食貨誌》記載：“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定肥瘠而定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揭以示民，壹季無訟，即書戶帳，連莊帳付之，以為地符。”
方田法提出之後，時行時廢，神宗行方田法，哲宗廢方田（1086），徽宗又復方田（1104），至宗寧五年（1106）又罷方田。
2、李椿年的“經界法”
南宋紹興十二年（1142），李椿年受命主持經界事宜，先在平江府（江蘇吳縣）設經界局，開始試行“經界法”。以鄉為單位，清丈田地，核實頃畝，厘訂田地等級，制定稅率，然後按官戶、民戶分造砧基簿，簿後附有地形圖，官府即按此簿征稅。“經界”壹詞來源於《孟子》所說的“仁政必自經界始”壹語。所謂“經界法”，就是查實田畝，均平賦稅的措施。據《宋史·食貨誌》記載：“十二年，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且言平江歲入昔十七萬有奇，按籍雖三十萬斛，然實人才二十萬耳。詢之土人，皆欺隱也，望考按核實，自平江始，然後施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由此可見，經界法的實質是：欲使“田盡登籍，田皆出稅”而已。據《通考》記載：至紹興十七年（1147）“兩浙經界已登者四十縣”。紹興十九年（1149），雖說經界法有成，但李椿年卻於同年因觸犯權貴的利益而被罷官。
3、朱熹的“經界法”
自高宗紹興二十年（1150）罷經界法後，至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而有經界制度之復治，又四年而至光宗紹熙二年（1191），又所謂措置經界之舉，而竭力為之者，朱熹也。朱熹知漳州，常病經界不行之害，會朝論欲行泉汀漳州三州經界……有旨先行漳州經界。朱子所以竭力推行經界之法者，其留意之點，無非在“版籍之所以不正，田稅之所以不均”，故推行“圖保”以定籍，隨田定產比均稅。朱子所為當為壹般地主所不喜。朱子已認識到此點：“蓋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滑吏皆所不喜。喜之者，多單獨困若無能之人，故雖有誠奶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財力辨智有余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為說辭以惑眾聽。甚者以資賊為辭，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安靜、惡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怯，例為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