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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發展應以經濟發展為前提的論據!!

中國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關系的實證研究

——東部、中部與西部

賈彥東 張紅星

(西南財經大學統計學院 610074)

內容提要: 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關系,但這種關系的每個傳遞環節並不總是必然協調的。本文通過面板數據模型(panel data)對全國31個省份的教育與經濟增長的相關關系進行實證分析後發現,中國教育與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在東、中、西部三個地區的情況各有不同,差別較大。隨著經濟的增長,不同區域的教育投入均有所增加,而教育投入的增加到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教育發展推動經濟進壹步增長的過程均不協調。

關鍵詞:協調發展、經濟增長、教育發展、面板數據模型(Panel Data)

壹、引 言

政府教育投入的增加促進了人力資本形成以及技術創新的速度,進而推動了整個經濟的增長。而經濟的持續增長又為教育的投入提供了必要的條件,並激發了教育投資的進壹步增加。對於這種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的相互促進、相互影響的關系,諸多理論與實證研究均得出了基本壹致的結論。如果這種由教育投入到經濟增長再到進壹步投入的關系存在,則我們認為這種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協調的。然而,通過對不同國家不同時期的經濟、教育發展過程的回顧以及近年來國內出現的教育體制改革後的教育結構不合理、擴招帶來的教育水平的下降以及畢業生就業的困難等壹系列問題的分析後我們可以發現,教育與經濟的這種協調發展關系並不總是必然存在的。蔡增正(1999)通過對194個國家三個時間段的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情況進行分析後發現,教育部門與經濟中其他部門相比生產力低;教育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並不相同,表現為先弱、後強、最後稍有降低的趨勢。陸根堯、朱省娥(2004)等則通過對中國近十幾年的數據進行分析後得到了中國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偏低等結論。由此我們認為,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是隨著國家的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發展模式與環境的不同而存在差異的,而且並不總是協調的。

特別是對於處於轉軌時期的中國而言,由於制度的強制性與誘致性變遷的並存(林毅夫 1989)、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教育產品供給的特殊性,更導致了這種相互關系的表現有所不同。因此,如何判斷目前中國的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狀況、如何分析中國地區之間的教育經濟協調發展關系與問題、如何處理發展過程中的教育供給和教育發展問題以及尋找不協調發展的可能成因就顯的極為重要。

二、背景與文獻

探討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關系的研究大多只關註於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是與人們的認識過程相聯系的。根據教育經濟學學者對教育經濟學發展的歷史考察,2000多年前,無論是中國的孔子,還是古希臘的柏拉圖、亞裏斯多德等思想巨人都有相關的論述(蔡增正 2003)。泰雷克(Tilak 1989)認為柏拉圖不僅最早指出了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最早涉及教育與壹國經濟增長關系問題。蔡增正(2003)等認為中國的孔子也有相似的觀點,並對此作了簡單而有效的綜述和總結。不僅如此,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威廉?配第、亞當?斯密、馬爾薩斯、卡爾?馬克思、馬歇爾、費雪等人都曾提出過教育能夠促進壹國經濟增長的經濟思想(姚益龍 2004)。

從現代經濟增長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真正把教育當成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的現代學者是索羅(Solow 1957 1960),他使用生產方程考察投入產出關系時,對除去資本和勞動力這些傳統生產要素作用之外無法解釋的“殘余”貢獻,提出了技術進步因素的觀點,實際上是間接指出了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毫無疑問,有關教育對經濟增長發生作用、提供貢獻的最全面、最詳盡、最經典的理論應當是人力資本理論。舒爾茨在1960年美國經濟學年會上發表了題為“論人力資本投資”的演說,系統、深刻地論述了人力資本理論,開創了人力資本研究的新領域。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有五個主要觀點:第壹,人力資本存在於人的身上,表現為知識、技能、體力(健康狀況)價值的總和。壹個國家的人力資本可以通過勞動者的數量、質量以及勞動時間來度量。第二,人力資本是投資形成的。投資渠道有五種,包括營養及醫療保健費用、學校教育費用、在職人員培訓費用、擇業過程中所發生的人事成本和遷徙費用。第三,人力資本投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舒爾茨說,人力投資的增長無疑已經明顯地提高了投入經濟起飛過程中的工作質量,這些質量上的改進也已成為經濟增長的壹個重要的源泉。有能力的人民是現代經濟豐裕的關鍵。第四,人力資本投資是效益最佳的投資。人力投資的目的是為了獲得收益。舒爾茨對1929-1957年美國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關系作了定量研究,得出如下結論:各級教育投資的平均收益率為17%;教育投資增長的收益占勞動收入增長的比重為70%;教育投資增長的收益占國民收入增長的比重為33%。也就是說,人力資本投資是回報率最高的投資。第五,人力資本投資的消費部分的實質是耐用性的,甚至比物質的耐用性消費品更加經久耐用。

舒爾茨之後,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呈現出多樣性。壹方面,以加裏?貝克和丹尼森為代表的學者沿著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進行思考。另壹方面,壹些學者將信息經濟學和國際貿易理論的壹些見解用於教育對經濟增長貢獻的研究,得到壹些看似批駁人力資本理論,實際上與人力資本理論殊途同歸的結論。

國內相關的研究也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壹方面是運用計量模型,從數量上對教育投入或教育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剖析。主要有:蔡增正(1999)利用194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考察了教育在1965—1990年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並且分別對低收入、中等收入和工業化國家的三個樣本分別進行了估計。得到了教育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巨大而具實質性,外溢作用不僅是正的,而且頗為可觀;同時也發現,教育部門與經濟中其他部門相比生產力低;教育對於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表現為先弱、後強、最後稍有降低的趨勢的結論。林勇(2003)利用灰色系統的分析方法對中國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得出了,教育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教育的發展應註重內部的結構協調等結論;孫彩虹(2003)則應用聚類分析、主成分分析以及灰色系統方法的灰色關聯度來對不同教育水平的教育與經濟的相互關系進行分析,得到了中國省級區域教育發展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關聯度整體水平不高,且呈現由落後類向高類逐漸提高的梯度差異的結論。另壹方面的討論則主要集中在對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的測算與分析上。較具代表性的有:陸根堯、朱省娥(2004)運用教育與非教育兩部門模型,對教育部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內部與外部作用以及教育部門對非教育部門的外溢作用進行了測定。李玲(2004)利用靜態指標體系計算了我國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與貢獻度;並通過建立動態回歸模型進壹步證明了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水平。然後從教育投資總量、教育投資結構和教育投資效益三方面詳細剖析了教育投資對經濟增長低貢獻水平的成因。而劉生元、張世晨(2000)以及葉茂林等(2003)等壹類的研究則主要側重於從教育部門的產出的角度,引入生產函數的方法對教育促進經濟增長的程度進行測量與分析。

從以上的綜述中我們得出,現有的相關研究壹般是從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壹方面出發,從理論上或方法上對教育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作用進行測量與分析。而且表現出了總體層面分析較多,對結構以及區域差異分析較少;單方面的相關測算為主,而教育經濟協調關系的分析不足等特點。

基於此,本文我們試圖從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的角度出發,以全國31個省為對象通過對中國的中部、東部和西部三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教育投入水平與教育發展狀態的協調相關關系進行壹系列的實證檢驗,以對中國的區域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調狀況進行描述和判斷,並對其結構和形成特點進行壹定的定量分析。

三、研究思路與實證模型

1、研究思路

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是相互促進、相互制約的。這種協調的相關關系通常表現為三個環節上協調相關。首先是從經濟的發展到教育投入的增加,這是壹個政府行為的過程,反映了國家在教育經濟之間的直接作用。其次是由不斷增加的教育投入導致的教育水平的提高,這壹過程反映了投入教育資源的利用率以及教育體系自身的協調發展水平與發展能力。最後壹個環節是由教育水平的量上的提高促進了經濟的進壹步增長,這壹過程則不僅是教育體系培養人才能力與效率的體現,亦是壹國教育體系人力資本轉化能力的反映。這種協調的相互關系的具體表現如下圖1。

在中國,教育作為壹種“準公***產品”,其主要是由政府進行供給的。政府不僅通過財政支持以撥款的形式建立各種學校、提供各種學習機會促進教育產業的發展,而且通過稅收等協調機制促進個人對教育支付規模的擴大。這壹過程中不僅涉及教育投入總量上的變化,同時也含有政府教育投入方式上的轉變與調整。對於教育部門而言,教育內部結構的不合理、不同層次教育資源分配的不協調等影響教育部門資源利用效率的情況還普遍存在。因此,結合區域經濟發展現狀,對中國目前教育經濟協調發展的不同環節的協調性進行實證檢驗就顯的十分必要。

基於以上對協調關系的認識和分析,我們將對中國教育經濟協調發展狀況的分析和判斷的過程劃分為以下三個有待驗證的基本命題:1、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教育投入的增加;1、教育投入的增加使得教育水平得到了改善;3、教育水平的改善又對經濟增長起到了促進作用。本文將主要圍繞著以上三個命題進行實證檢驗。

2、實證模型的選擇

對於以上命題的檢驗,我們可以歸結為如下的待估計的關系方程:

(1)

(2)

(3)

我們采用壹個動態模型來描述這種相關關系。當期的教育投入規模受到當期的經濟增長水平與上期的教育投入規模的影響;當期的教育發展水平受到黨旗缺的教育投入與以前的教育水平的影響;經濟的發展水平受到當期的教育水平的影響與以前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 為第 個省份的教育投入規模, 為教育發展水平, 第 個省份的經濟發展水平。 若教育與經濟協調發展的關系較為顯著,則每個方程的β系數值應該顯著異於0。

四、數據及變量的度量

本文以省(或直轄市)為單位把全國劃分為31個省(市)地區。並且按照國家中、東、西部劃分標準將省份劃分為中部、東部和西部三類(見下表1):

表1: 區域劃分

區 域 省 份

東 部 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海南

中 部 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

西 部 重慶、四川、貴州、西藏、甘肅、青海、寧夏、新疆、陜西、內蒙古、廣西、雲南

時間上,選取了1996-2003年度的相關數據。需要說明的是,在分析的過程中我們將重慶與四川的相關指標進行了加總處理。這是因為統壹口徑核算的教育投入相關指標 的時間長度為1996-2003年度,重慶的獨立數據1997年後才開始公布,為了盡量增加樣本容量,我們對1996年的四川、重慶進行了相關的合並。

1、對教育發展水平的衡量

遵循綜合性、可比性、操作性等原則以及中國的具體情況,我們按照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及教育的效果等方面選擇了如下19項指標組成教育水平衡量體系,並運用主成分加權綜合的方法分別得到中國各地區不同時期的教育總體發展水平、基礎教育水平、職業教育水平、高等教育水平等指標。

具體而言我們選擇了各地小學學生數、各地普通中學學生數、各地中專學生數、各地職業中學學生數、各地大學學生數、各地小學教師數、各地普通中學教師數、各地中專教師數、各地區職業中學教師數占該地總人口比重、各地大學教師數、各地區小學學校數、各地區普通中學學校數、各地區職業中學學校數、各地區大學學校數、各地非文盲及半文盲人口數、各地區擁有小學文化程度人數、各地區擁有初中文化程度人數占、各地區擁有高中文化程度人數、擁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數。在這裏,我們選擇的指標均為某壹時期的總量指標,在進行主成分處理之前,我們分別計算以上指標的變化率以反映該時間內教育發展變化的狀態。

2、對教育投入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衡量

對於教育的投入,本文選擇了各地區人均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額(包括預算內教育經費投入)進行的衡量。對於經濟發展水平而言,由於我們考慮的是某壹段時期內與教育相關的經濟發展指標,因此我們選擇了地區GDP、固定資產總額、勞動生產率、第三產業總產值同樣利用主成分加權的方式進行綜合。

3、指標的主成分分析

由於本文利用的是面板數據(Panel Data),因此,在指標的主成分處理過程中我們分別對不同地區近3年的教育發展水平進行主成分分析,選取累計貢獻率達到85%以上的主成分,並按其方差貢獻率進行加權。取三年平均權重為最終權重,得到每個區域的不同年份的教育發展水平指標。對人均教育投入指標進行標準化處理,同時將GDP指標等經濟發展指標主成分加權平均,分別得到不同地區不同時期的教育投入和經濟發展水平。教育發展水平指標、經濟發展與教育投入等各項相關指標數據均來源於《中國統計年鑒》1997-2004年相關各期整理所得。

五、實證分析

接下來,利用不同地區的數據分別對方程(1)、(2)和(3)進行估計並對參數的顯著性進行檢驗。由於我們選擇了動態的滯後變量,所以在模型上並未考慮到時間維度上的異質性。

在估計方法上,我們在兩種假設下采用了兩種估計方法。第壹種是固定效應,在無異方差的條件下我們選擇了LSDV來對參數進行估計;另壹種是隨機效應,應用GLS進行估計,最後通過Hausman檢驗 來檢驗這兩種假設,以確定模型的具體形式。

由於是三個地區的三個方程的兩種效應的估計,涉及的方程估計與檢驗結果較多,所以我們僅以西部地區為例,其它地區的情況我們將直接給出相關結果。

1、西部地區:

經過Hausman檢驗方程(1)為固定效應模型,其具體結果如下:

T值 (1.668) (0.121)

=0.7051

經過Hausman檢驗方程(2)為隨機效應模型,其具體結果如下:

T值 (8.44) (5.12)

=0.81

命題3方程為固定效應模型:

T值 (1.51) (1.2) (18.68)

=0.93

由以上結果我們可以得出,西部地區經濟與教育的協調發展程度並不理想。經濟增長與教育投入的增加之間的相關性並不顯著,方程中參數的估計量並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教育發展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也並不明顯,其中無論是包括小學與中學在內的基礎教育還是高等教育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均不顯著。但其教育投入與教育的發展之間的相關性明顯,而且教育總體水平的發展存在著時間上的累積效果,這壹點與教育產業的發展是相符的。因此,西部地區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存在著教育投入的不足以及教育產業的培養效率與人才轉化的有效性較低等弊端。

2、中部地區:

中部地區的具體情況如下表:

從中部地區FE模型的估計結果,我們可以看到,由經濟增長到教育投入的增加與從教育投資的增大到教育教育水平的提高均顯示了明顯的正向相關關系。而且其中的滯後效應亦較為明顯。而從方程(3)的估計來看,教育水平的提高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並不清晰。其中基礎教育以及中等職業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並不顯著,高等教育的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雖然明顯,但絕對值較小。因此,中部地區的教育與經濟發展之間的相互關系亦並不協調,存在著教育效率偏低的可能。

地區 相關關系方程 結 論

中部

=0.96 T值 (3.19) (9.35)

(固定效應)

相 關

=0.86 T值 (5.09) (10.85)

(固定效應)

相 關

=0.93 T值(1.65) (-1.95) (4.08) (7.34)

(固定效應)

較 弱

3、東部地區:

東部地區的具體情況如下表:

地區 相關關系方程 結 論

東部

=0.98 T值 (4.17) (13.4)

(固定效應)

相 關

=0.90 T值 (1.31) (22.1)

(固定效應)

=0.97 T值(3.15) (0.55) (4.74) (14.75)

(固定效應)

相 關

東部地區的估計結果顯示,東部各個省份的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顯著。然而教育發展水平與政府部門之間的教育投入之間的相關關系並不明顯。這壹點與我國的現實並不矛盾。自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我國加速了教育體制改革的步伐,辦學主體的放開與教育收費制度的改革,使得東部發達地區的教育經費的來源日益多樣化。教育水平的提高與經濟的進壹步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較為顯著,但其中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正面作用明顯,而職業教育在其中的作用較弱。

六、若幹結論

本文關心的問題是中國教育與經濟協調關系的區域特點,通過以上的實證分析,我們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與教育發展之間的相互促進關系並不協調,具體而言:

第壹、從教育經濟協調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教育與經濟發展在東、中、西部的情況具有各自不同的特點。從地區層面來看,西部地區經濟增長與教育投入以及教育水平提高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不強,說明政府的相關教育投入以及不同的教育投入策略的不合理以及教育資源向人力資本的轉化能力較弱;中部地區則不僅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關系密切,而且其教育投入向教育資源的轉化能力強於西部,但教育資源的經濟轉化能力依然不強;與此相對,東部地區盡管教育投入到教育水平提高之間的轉化能力較弱,但較之中西部地區而言,其總體的相互協調關系已經得到明顯提高。

第二、從總體的橫向來看,無論那個地區教育投入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關關系都相對較強,說明政府對於教育產品的供給行為是有利和適當的;教育投入對教育水平變動的影響則是中部強,東西部均較弱;但是對於教育向經濟轉化能力而言,從西部到東部體現出了逐漸增強的趨勢。這告訴我們,教育與經濟作用的不同環節,不同地區的發展進度不同。教育發展水平的差異並不完全來自於投入的差異,教育投入的實現以及教育向經濟生產能力的轉化方面的差距也是明顯的。不同層次教育水平的提高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並不相同,但中等職業教育在全國範圍內均處於較弱的地位。

第三、從時間的方向上看,上述不同地區的相關關系的特點隨著時間的延續不但沒有改善,反而有增大的跡象。這說明我們對教育經濟協調發展問題的看法還不夠全面,時至今日仍然存在著只重投入不重管理,只重數量不重質量的情況存在,及時的判斷在中國教育投入與經濟發展關系的協調情況對於經濟發展與教育產業的發展都是非常重要的。

基於以上實證結論,我們提出以下幾點:

其壹、教育與經濟是相互促進相互制約協調發展的。任何壹個環節的不合理均會導致整個發展的不協調。因此,政府應該從作用機制入手,理清相互作用的機理,才能制定出更有效的相關政策。

其二、從實證分析中我們得出,如何有效的將現有的教育投入合理的利用,增強投入向提高教育水平的轉換是解決目前教育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之壹。

其三、提高教育的有效性,特別是西部地區教育資源向生產能力的轉換是我們在西部發展中面臨的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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