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蔚華：和深圳壹起轉型
這副對聯既是招行始自2002年的第壹次轉型的註解，也是2002年開始的“二次轉型”的宣言。
上網搜索有關招商銀行的新聞，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壹定是“轉型”。巧合的是，進入而立之年的深圳，也以“轉型”作為下壹步發展的關鍵詞。
招行，這個誕生於深圳的中國民營銀行“招牌”，和它所在的城市，總是那麽息息相關。用招行行長馬蔚華的話來說：深圳是我們的根，我們的情都融化在這裏。
“五優”深圳
“我們生在廣東，生在深圳，這裏的水土養育了我們。”在與《第壹財經日報》記者聊到有關招行和深圳的話題時，馬蔚華語帶深情。他開門見山地回應了壹度盛傳的“搬家”傳言：“那些關於招行要搬離廣東和深圳的傳言，都是無稽之談。我們從來就沒有壹絲壹毫搬離的想法。”因為“招行的發展是跟廣東和深圳分不開的。我們必須飲水思源。”
撫今追昔，馬蔚華認為，招行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招商局集團的貢獻。”在他看來，招商局在近代中國經濟發展道路上功不可沒。進入改革開放，招商局又“建立了新的功勛”——獨資開發中國第壹個對外開放的工業區蛇口工業區，創辦新中國第壹家股份制商業銀行招行及第壹家股份制保險公司：平安保險，“這是中央力圖從體制外推進體制內改革的壹個嘗試”，而這些，都發生在深圳。
馬蔚華說，招行能有今天，要感謝深圳，是深圳給招行的成長“提供了壹塊沃土”。他註意到，深圳有壹個全國獨有的現象：這裏產生了壹大批歷20年而不衰的企業，它們在國內外都有不錯的競爭力，而且大多還不屬於國有企業，“這個要歸功於深圳的環境。”
馬蔚華分析，上述“深圳現象”背後有五大原因，這也是深圳的五大優勢。首先，這是個移民城市，包容性很強，富於創造性和想象力，這給企業創新提供了很好的環境。招行就充分吸收了這方面的很多營養。比如堪稱中國私人零售銀行發展史上壹塊“裏程碑”的壹卡通，以及2008年設立的全國首家小企業信貸中心，就是招行從深圳的發展經驗中摸索出來的創舉。
第二個原因是年輕。深圳特區成立至今只有30年，這裏沒有老企業、老街道，年輕人多，“創新的城市加上壹幫年輕人，造就了這裏的企業的生氣勃勃”，這是馬蔚華眼裏招行和其他諸多深圳企業賴以成功的重要基礎。
毗鄰香港則是深圳獲得超常規發展的地利原因。由於與香港聯系緊密，深圳企業的很多思路和做法都受香港影響，也比較早地適應了國際化的遊戲規則。馬蔚華說，招商局辦銀行，最早就是吸收了香港很多國際化的、科學的東西，像用人機制、治理結構等。
這也是招行比較早地適應了國際化的原因之壹。
馬蔚華認為，促成深圳民企勃興的第四個原因是，深圳是壹座“改革的城市”，政府是“小政府”，不太幹預，給企業創造了很寬松的環境，有利於企業自主發展。
前述四大原因融合在壹起，就構成了產生“深圳現象”的第五大原因——富有活力的城市文化。馬蔚華說，這個文化是思想化、競爭性的，它給人以感染力。正因為這樣，不僅招行所屬的金融業，其他很多行業在深圳也都獲得了很好的發展氛圍。誠然，中央曾給的壹些特殊政策，也是深圳企業快速壯大的重要原因，但在馬蔚華看來，“這也是跟上面五點相關的。”
轉型使命
回過頭來看，既可以說是深圳這個移民城市的文化血脈滋養了這裏的企業，也可以說，是這些“野蠻生長”的企業成就了深圳。招行正是這壹完美“DNA分子雙螺旋結構”中的典型範例。
馬蔚華很喜歡壹副對聯：鳥在籠中，關羽不能張飛；人在世上，八戒尚需悟空。這副他在出差福建途中看到的對聯，可謂招行始自2002年的第壹次轉型的註解。
在向記者解讀這副對聯時，馬蔚華用到了創新、制度、文化幾個詞。他寄望通過不斷的創新，來使招行獲得掙脫“籠子”、展翅高飛的能力，分別代表制度與文化的“八戒”和“悟空”，則是創新能力賴以產生的土壤和發揮作用的保障。
招行的兩次轉型雖然背景不同、目標各異，但總的來看，不外乎是為了適應不同時期的競爭環境，尋找差異化的競爭優勢和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這與深圳這個走過改革之路的城市的“主旋律”何其相似。
在深圳特區建立30周年前夕，國務院正式批復“原則同意”《深圳市城市總體規劃（2010～2020）》。對於這壹醞釀了近4年的城市總體藍圖，深圳官方稱為“轉型的規劃”。為何這麽說？如下解釋，深圳人耳熟能詳：進入新世紀以來，深圳面臨著人口、土地、資源和環境“四個難以為繼”的矛盾，成為中國第壹個真正面臨空間資源硬約束的特大城市。在此背景下，轉變發展模式以實現城市成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成為深圳市的必然選擇……
馬蔚華說，深圳乃至整個廣東的經濟的確面臨轉型的壓力。廣東是最早對外開放的地方，和整個沿海地區壹樣，曾經為中國的經濟發展起過示範，立過戰功，做過貢獻。但是今天遇到了新問題，最大的就是發展成本增加。“富士康連跳事件只是個表面現象，實際上體現了所謂劉易斯拐點的問題。如果繼續沿用勞動密集型的舊發展模式，深圳和廣東就不再會有優勢，走不下去。所以必須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加快新形勢下的創新。”
在馬蔚華看來，如果不實現生產方式的轉變，深圳將很難獲得進壹步的發展。在這方面，深圳雖然比國內其他很多地方都早覺醒、早邁出了壹步，但還不夠，還需繼續前進。過去那些特殊的政策已經沒有了，深圳必須依靠自己的努力，在城市轉型和可持續發展方面摸著石頭過河。
展望深圳改革的新旅途，馬蔚華說：“我覺得現在的方向是對的。發展高新技術，進壹步推動金融創新，以及利用香港的優勢等，對深圳這個土地這麽少的地方，很有意義。”至於像招行這樣因深圳而生、因深圳而強的企業，則要旗幟鮮明地支持經濟結構調整，“要了解時代的變化，走在時代的前面。”
馬蔚華談中國銀行業
中國銀行業確實面臨復雜的外部環境，除了利率市場化之外，至少有兩點重要變化：壹是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信貸結構優化;二是從資本性脫媒到技術性脫媒的趨勢。
首先，經濟結構不合理，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是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為妥善解決經濟結構失衡問題，中國“十二五”規劃綱要中明確提出，要堅持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並且將其取得重大進展納入規劃的主要目標。隨著經濟結構調整步伐的加快，中國政府的金融監管政策和信貸政策將隨之發生重大變化，進而對中國銀行業加快調整信貸結構、強化信用風險管理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
其次，去年以來，中國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情況發生了顯著變化。壹方面，存款增速趨於下降。存款增長乏力，有負利率狀態持續近兩年的因素，但更深層次的原因是社會公眾特別是年輕人的消費觀念轉變以及金融市場可選擇的品種增加，中國長期保持的高儲蓄率發生了變化，壹部分資金流出了銀行體系之外。另壹方面，貸款增速趨於放緩。2011年，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自營貸款同比增長14.1%，低於2001年前平均水平3.4個百分點;2011年第壹季度繼續同比下降2.2個百分點。上述情況表明，資本性脫媒正在中國加速顯現。資本性脫媒使得銀行同時面臨負債和資產兩方面的去中介化，而且使得銀行利差收入比重不斷下降，進而導致銀行陷入經營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