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2010-2011年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的數據分析，當將社會心態的指標體系設計為兩個方面：壹是社會認知和感受方面，二是社會態度和行為傾向方面。社會認知和感受方面主要包含生活壓力感、生活安全感、社會穩定感、風險認知、幸福感等，社會態度和行為傾向包含個體或群眾對社會各方面的態度和價值觀，以及對社會行為、矛盾和沖突的應對策略和人際溝通模式等。
我們先來分析第壹個方面，當前中國城鄉居民感受的生活壓力感明顯增大，尤其近兩年來消費者物價指數持續走高，影響到了許多老百姓日常基本生活物品的購買，據國家統計局2011年第壹季度數據顯示（），其次生活安全感方面，由於受到幾乎存在於中國整個奶業的三聚氰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影響，居民民眾對食品安全、交通安全、醫療安全和社會治安的擔憂，導致了居民評價的各項安全感基本上處於“比較安全”的水平。市民對社會信任得分僅為62.90分，到了信任的底線，即“極低信任”的最下限。。兩年來國家統計局2010年11月11日數據
中國社會心態：問題與建議
本文所說的社會心態，是壹段時間內彌散在整個社會或社會群體/類別中的宏觀社會心境狀態，是整個社會的情緒基調、社會***識和社會價值觀的總和。在壹個劇烈變動的社會中，社會心態既是社會變遷的表達和展示，也是社會建構的壹個無法忽視的社會心理資源與條件。正因如此， “民意”、“民心” 的重要性總是作為執政者的行政基礎不斷被提及。可以說，社會心態是社會的“晴雨表”和“風向標”。要構建和諧社會，沒有和諧的社會心態是不可想象的。值得註意的是，目前我國社會心態中存在壹些不和諧因素，需要我們高度關註並積極設法引導。
壹、我國社會心態存在的主要問題為了分析的方便我們通常把社會心態分為社會認知、社會態度與價值觀念、社會情緒和社會行為策略，但實際上這些內容時刻是融合在壹起的。筆者認為，目前社會主要存在以下壹些社會心態問題。
（壹）生活壓力加大與社會支持不足零點研究咨詢集團2010年4月在全國進行的調查顯示，盡管城鎮居民對物價上漲感受明顯，但54.8%的居民表示對於當時的物價水平可以承受，30.5%的人表示“壹般”，僅有14.2%的人表示難以承受。2010年10月中旬零點研究咨詢集團再次進行了類似調查，結果顯示，在城市、小城鎮和農村地區，分別有49.8%、40.5%和47.7%的受訪者表示當前的生活壓力比較大或壓力很大。壓力主要來自物價上漲、就業難、房價高、看病難等方面。
在競爭日趨激烈、生活節奏不斷加快的背景下，生活壓力加大是壹個不爭的事實。而另壹方面，我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單位社會已趨終結，而填補單位社會社會支持功能的公民社會卻未見雛形。社會學認為社會支持是壹個可以運用壹定的物質和精神手段對社會弱勢群體進行無償幫助的社會網絡。在惡性壓力下如果得不到社會支持，個體會產生無助感、絕望感，產生心理問題或出現極端消極行為。如2010年富士康員工發生連續自殺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根據我們的調查，當前人們獲得社會支持最多的是家庭、朋友、同鄉等傳統社會關系，社區、工作單位和地方政府在社會支持系統中，基本上處於“沒有幫助”和“幫助較少”水平。僅僅依靠以家庭為核心的社會支持難以支撐每個人的生活壓力。
（二）安全焦慮與風險漠視並存壹方面，不斷發生的食品、藥品安全事件使得民眾長期處於焦慮狀態，而另壹方面，社會整體的風險意識並不高，導致壹些安全事故、災難頻發。
2010年6月，《小康》雜誌社聯合清華大學媒介調查實驗室，對全國12個城市開展公眾安全感調查。調查結果顯示，群眾最擔心食品安全的比例為72%，擔心社會治安的比例為67%，擔心醫療安全的55%，擔心交通安全的51%，擔心環境安全占39%。
壹個本不屬於熱點的新聞受到中國媒體和民眾的持續關註，從智利礦難的發生到33名礦工在69天後被成功營救，民眾不可能不將之與我國頻繁的礦難和高投入的救援和很低的救援成功率相比較。2010年1—10月全國發生礦難22起，死亡人數456人，僅3月份就發生5起，每期最高死亡46人，最低死亡10人，***死亡111人。
當前風險防範的突出問題是對於關系個人的風險意識較強，而對關系到群體或社會的風險重視不夠，對於突發的、傷害性大的風險警惕性較高，而對緩釋性的、無直接生命傷害的風險防範不足。
（三）社會信任面臨困境社會心態藍皮書課題組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的社會信任最新調查結果顯示，三市總體的社會信任狀況堪憂，社會信任總體得分僅為62.9分，到了信任的底線，即“低度信任”的最下限。市民的特殊信任程度高，而普遍信任程度低，不適應以生人為主的工商社會生活，也極大地影響了人們對制度、規則、機構等的信任和對契約、規範等的遵從。
雖然我國的公***權力機構和管理部門的社會信任程度高於其他機構和組織，但市民對這些機構的社會信任評價水平並不算高，接近“中度信任水平”，而市民對商業行業則處於“基本不信任”的水平；對中央政府的社會信任度高於地方政府；對中央媒體信任程度高於地方媒體。對中央政府的高信賴，仍然是重要的社會整合的心理資源，但是，另壹方面也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較低、社會組織健康成長的環境比較差的現狀。在人際信任上表現出傳統的人際觀念，最信任的是“家庭成員”和“親密朋友”，其次為熟人、單位同事、壹般朋友、單位領導和鄰居，最不信任的是網友和陌生人。人際信任退縮在家人密友中，說明信任壹般人的風險過大，是壹個影響社會正常發展的問題。
許多人認為，與其說現代社會存在著信任危機，不如說當前社會存在社會信任困境。
第壹個困境是社會信任不斷降低與社會信任重建艱難。信任可分為水平信任和垂直信任兩大類，水平信任是指對周圍他人的信任, 比如人際信任，垂直信任是指對層級機構或領導者的信任。第壹個困境可以看做水平信任的問題。
社會信任的第二個困境是民主和信任的矛盾。這是關於垂直信任的問題。沃倫指出，民主的成分越多，就意味著對權威的監督越多，信任越少。這說明，信任和民主之間有著內在的沖突，使得我們難以判斷垂直信任高低的優劣。
研究者發現, 信任在個人、組織等不同層次之間可以轉移, 人際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對層級化社會組織的信任, 比如對各級政府機構和管理者權威的信任。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對於組織機構某些工作人員、公***權力機關某些權威的不信任也可能轉化為對於機構、行業、組織和政治的不信任。
社會信任重建是全社會的事，既包含了水平信任的重建，也包括了垂直信任的重建。在壹定意義上，垂直信任的重建更為關鍵，直接影響到水平信任的建立。公***權力執行者和公***權力機關的失信不僅僅造成成本增加，而且也意味著社會普遍規則的失靈，交易將無法進行。
（四） 經濟增長與幸福感提升不同步根據調查，目前百姓覺得幸福和有尊嚴的比例約為7成多。在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中國民生指數課題組2010年8月的調查中，認為自己“非常幸福”的比例為14.9%，認為自己“比較幸福”的比例最高為59.2%，兩項相加得到傾向於認為自己生活得幸福的居民比例為74.2%； 13.6%的人選擇了介於幸福和不幸福之間的“說不清”；但9.8%的人認為自己生活得“不太幸福”，2.5%的人選擇了“不幸福”，傾向於不幸福回答的比例為12.3%。
我們看到調查中七成的人感到幸福，但是，我們知道幸福的人數再多也抵消不了不幸福的人數，而反過來，很小比例的不幸福人群可能會消減很大的總體的社會幸福。另外，幸福不等同於幸福感，使人民幸福並非單純提升人們的幸福感，那樣的話，社會政策可能還沒有心理輔導和宗教教義更立竿見影。對於社會來說不可能做到使人民絕對的幸福，因為幸福是非常主觀的個體感受，受很多因素的影響。但是，幸福也包含了客觀的成分，社會約定俗成地對於人的生活狀態是否幸福有大致的評價，政府就是要為社會的大眾提供滿足幸福的基礎方面，換言之，就是消除那些可能使人民不幸福的社會因素，比如貧困、失業、不安全、災難、不公平、社會秩序混亂等。
（五）底層認同可能導致群體極化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結構變動相對劇烈，社會階層的差距也逐漸拉大。然而，多年來，中國居民的階層認同特點變化很小，居民的階層認同偏低，多數人自我認同為中等和中下等。我們要警惕底層認同產生群體極化現象。
2007年壹位記者要寫壹篇《中國中產階級調查》，壹個月時間采訪了50位他認為屬於中產階層的人，但令他困惑的是這些人幾乎都不認同自己是中產階層。許多人都覺得自己是弱勢群體，甚至壹些國家公務員也這樣認為。多年來的調查都是類似的結果，好像這種階層認同已經定型化，階層認同壹直偏低，出現了較大比例的底層認同。
這種現象可能與社會階層的流動性低有關，較低階層向較高階層的流動機會越來越難，而長期處於低社會階層的人在預期與現實的距離長期得不到拉近的情況下，更容易產生對社會不公平的看法，體會到壹種人生的“挫敗感”。
從2010年3月23日到5月13日 ，短短50天時間國內接連發生6起針對幼兒園或小學學生的惡性兇殺案件。這些血案的兇手的行為都屬於報復性的攻擊行為，也就是具有受挫經歷的人在壹些刺激因素激發下采取攻擊他人的行動。除了警惕產生“挫敗感”後的極端行為外，需要特別註意的是慘案後的社會反應，許多人流露出對於行兇者的理解和同情，只是覺得他們不應該把孩子作為報復對象，而應該針對貪官。這種同情心態的出現與社會中相當壹部分人具有相同的“挫敗感”有關。壹些處於社會底層的人把自己的不成功歸因於社會的不公正，表現出對社會現狀的不滿，他們更容易同情有挫敗經歷的人。
***同的底層認同會逐漸形成壹種底層群體的群體心態。美國心理學家桑斯坦認為， “當人們身處由持相同觀點的人組成的群體當中的時候，他們尤其可能會走極端” 。也就是說，在群體中更容易強化原來的態度傾向，造成明顯的壹邊倒，加強原來的態度強度，可能出現風險性更大的決定。我們看到壹些所謂“無利益沖突”的群體性事件就是由具有***同態度的人聚集逐漸使得決定和行為極端化，逐漸失控的。
（六）群體性怨恨可能成為社會情緒“我爸是李剛”，這是2010年最觸犯眾怒的壹句話，這個事件有著極其深刻的社會內涵，反映了壹個突出的社會心態——“群體性怨恨”。這種“群體性怨恨”是“官民沖突”和“貧富沖突”的反映。
近年來民眾的不滿情緒，主要存在幾個指向對象，壹是對於貪汙腐敗、不作為的官員，壹是“為富不仁”的商人，還有壹個是針對壹些不公平的社會現象，以及造成這些不公平的公***權力機關。
在最近山西壹對警察夫婦在家中遭殺害的案件中，媒體和民眾關註的焦點始終是這對警察夫婦的寶馬車和巨額財產。2009 年發生在湖北省巴東縣的“鄧玉嬌案”、2010年“鳳凰少女跳樓案”都引起全社會的關註，案件壹發生民眾就表達了對司法機關的不滿。這些案件本身可能屬於個案，但這些案件背後所投射出的社會心態更令人擔憂。我們經常看到的壹種現象是，用個人的不滿解讀發生的事件，表達出對於司法部門、公***權力機關的不滿情緒，形成群體性怨恨。
群體性怨恨與社會存在的不公平、個人發展困難、個人生活狀況得不到改善等因素密切有關。調查中發現，高考制度被認為是最公平的，其次是義務教育，而城鄉之間的待遇被認為是最不公平的。除“高考制度”和“義務教育”處於“比較公平”水平外，其他方面都處於“比較公平”和“不大公平”之間。民眾對“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滿表達的正是對於機會不平等、貧富差距過大的不滿。
壹些現象被解讀為“仇富心理”，但根據我們調查的結果，雖然民眾對貧富差距加大不滿，但並不存在所謂的“仇富心態”。我們也可以看到那些列入富豪榜的人受到明星壹樣的追捧。也就是說，民眾的怨恨針對的是富人的不良行為。
要特別警惕這種“群體性怨恨”擴大化為整個社會的情緒。
（七）利他行為的主動性、習慣性不足2010年玉樹地震、舟曲泥石流的災難讓民眾看到了許多感人的助人故事，但發生在2010年下半年昆明、青島、南京、北京等地區的“血荒”卻拷問了我們社會的利他行為和鼓勵利他行為的機制。
從調查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幾個特點，壹是大事件激發下的利他行為踴躍，二是經過組織的利他行為仍然是多數，也就是利他行為缺乏主動性。
社會的慈善觀念還需要逐步樹立，鼓勵利他行為的社會制度和機制還沒有建立，社會存在壹些不良的風氣有待消除。我們看到民眾對於壹些富人、名人、企業捐贈金額表達不滿；把慈善僅看成是富人的事情、別人的事情的自我排除現象大量存在；壹些企業的慈善行為成為壹種表演和形象推廣；甚至出現所謂的“詐捐”……（八）社會矛盾和沖突解決渠道低效易導致極端行為的產生我國處於社會轉型時期，各類矛盾和沖突不斷暴露，但面對不斷出現的新舊矛盾和沖突，目前存在著解決渠道不通暢、解決措施不得力的問題，致使壹些矛盾不斷升級。
2009 年全國***發生近9萬起各類群體性事件，維權引發的事件仍占80%以上。溝通和上訪是民眾解決沖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2008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的全國調查發現，在遇到矛盾和沖突時，多數的策略是“無可奈何，只好忍了”和“沒有采用任何辦法”。嘗試解決問題策略中用得最多的是溝通策略和上訪策略，即“與對方當事人/單位協商”和“上訪/向政府有關部門反映”。“與對方當事人/單位協商”在醫患沖突、勞資沖突中使用得最多，比例分別為33.5%和29.2%。采用上訪策略最多的是遇到征地拆遷補償不合理問題，比例為26%。對抗性策略極少使用，但少數人在認為個人利益受到嚴重侵害時會使用，如遇到司法不公、醫患糾紛、征地拆遷補償不合理、勞資糾紛和環境汙染損害時，有人采取暴力反抗，比例分別僅為2%、1.6%、0.8%、0.8%和0.1%。
不難發現，對於各類矛盾廣大民眾的初期解決策略絕大多數是理性的，采取沖突性手段的極少。從壹些發生的激烈沖突和演變為惡性事件來看，許多當事人都是在嘗試了多種解決策略無效的情況下采取極端手段的。在壹些較為激烈的矛盾和沖突中，最該起作用的法律途徑被棄用或使用率低，這是值得關註的現象，而被采用最多的溝通和上訪途徑對於解決問題的效果很有限，這就造成許多人的極端行為，如系列校園慘案中許多人采取了暴力攻擊的手段，壹些人采取暴力、自焚的手段應對強制拆遷。
二、基於目前社會心態的建議第壹，減輕民眾生活壓力的同時，也要重視建立社會支持網絡。民眾的生活壓力來自生活的各個方面，有的問題需要通過政府有效的服務體系來解決，而還有許多問題是政府無力解決的，這就需要政府支持建立完善的社會支持網絡，通過民間和社會的力量來幫助那些生活壓力較大的民眾。拓展家庭關系之外的社會支持力量，通過民政和其他社會服務部門完善社會應急救助體系，形成常態的應對物價上漲、災害、失業、重大疾病、傷亡等困難、困境的援助體系，減少民眾身心的壓力。第二，防範社會風險，提升群眾安全感。壹方面要完善食品、交通、醫療等方面的監管體系，另壹方面，要提高人民群眾的風險意識，提高人們防範風險的能力。要特別關註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人們所面對風險的差異，防止地區發展不平衡、貧富分化加劇、社會階層差距加大情況下的“風險分配”不公平。第三，完善誠信體系，重建社會信任。通過建立公民、企業和其他組織的征信系統，通過有效的獎懲措施，強化公民和組織的誠信行為，逐漸建立人際信任和組織信任。提高公***權力運行的透明度，約束和規範公***權力執行，嚴格問責失信的公***權力執行者和組織，提高公***權力機關的公信力。嚴厲打擊個人和組織的欺詐行為，逐步重建社會信任。第四，深化科學發展理念，使人民生活更幸福。落實以人為本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把人的發展放在社會發展的首位，把人民群眾的幸福作為政府工作的最終目標，建立以民眾幸福感為核心內容的政府工作考核標準，千方百計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求，提高人民群眾的幸福感。第五，致力階層融合，消解不利的社會情緒。 建立和完善公平、合理的分配體制和激勵機制，縮小貧富分化，完善社會管理制度，為民眾提供平等的向上流動的機會；增進不同社會階層人群的互信、互助和相互理解，致力社會各階層的和諧與融合，避免貧富差距、地位差別帶來的階層分化，防止長期底層認同帶來的群體極化產生群體性的社會怨恨。第六，激勵民眾的慈善、利他行為，完善助人渠道。宣傳和管理部門應該激勵和強化普通人日常的利他行為，而不僅僅是樹立壹些遠離大眾的道德標兵，鼓勵常態化、習慣化的慈善活動和助人行為，使民眾能感受受助的溫暖和助人的快樂。民政部門和慈善管理組織應該針對目前形勢，制定合理的慈善組織、公益、利他組織的管理法規和制度，逐步形成高效、透明的慈善制度體系。第七，理順解決社會矛盾和沖突的機制。首先從制度層面建立解決社會矛盾和沖突的規則，落實責任部門徹底解決累積的問題。建立了解和研究社會心態的系統，時刻關註社會心態的變化，及時發現存在的社會問題和矛盾。完善我國的法制體系，提高法律途徑的效用，降低人們使用法律策略的成本，培養全社會利用憲法、法律框架解決問題的信心和習慣，使得行政、司法、信訪可以高效互補和銜接，有效化解矛盾和沖突。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研究“社會心態”難在哪兒
在壹個劇烈變動的社會中，社會心態既是社會變遷的表達和展示，也是社會建構中壹個無法忽視的社會心理資源與條件。它來自社會個體心態的同質性，卻不等同於個體心態的簡單加總。因受到社會文化環境影響，社會心態具有動態性和復雜性。以往“民意”、“民心”的重要性總是作為執政者的行政基礎來不斷被提及,例如，它被當做“晴雨表”、“風向標”和可以載舟或覆舟的“水”。但是，社會心態作為***享的現實性對於社會個體的意義卻很少被關註。
●為什麽說社會心態的分析和研究困難重重
社會心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對它的分析卻困難重重。從社會心理學角度來看，民意、輿論等都是社會心態的表達和表現，但並不是社會心態本身。我們可以透過民諺、牢騷、街談巷議、流言、傳聞、“段子”、網上帖子和博客、手機短信、流行詞匯等了解社會心態；我們也可以透過集會、暴動、騷亂、罷工、上訪等了解社會心態；我們還可以透過消費方式、時尚與流行、人際關系（上下級關系、代際關系、親密關系等）、市場風險承受力、儲蓄、搶購、閱讀偏好、社會信任等了解社會心態。但是，社會心態是滲透到某些看法和意見中的，它表現的不僅是個體的社會心理，而且是某些群體甚至是整個社會的社會心境狀態。它需要去分析和把握，大多數的情況需要有比較大的時間距離，來供研究者和社會成員“回望”。例如，我們“回望”改革開放初期的社會心態，可以看到思想解放給人們帶來的欣快和舒暢，也夾雜著猶豫，以及對於社會經濟快速發展變化的強烈參與意識和效能感，這也可以說是壹種“解放”的社會心態。隨後，伴隨著我國的經濟進步，人們追求財富、權力、地位的動機也更強了，物質主義、消費主義價值觀對人的影響更加明顯。社會心態的這些性質可以從壹個側面說明為什麽有史家治“心態史”，而我們希望看到的社會心態分析卻很少。
社會心態研究的另壹個困難在於測量工具。社會態度的調查目前比較常用的工具是態度量表，而態度量表的編制需要大量前期工作，特別是編制適合中國人的反應方式的問卷。
第三個困難在於深度分析社會心態的難度很大。面對大量的調查數據和個案，如果缺乏敏銳的視角和深刻的洞察，這些資料也將是廢紙壹堆，沒有靈魂和生氣。然而，深度的分析需要有深厚的學養，它不是堆砌數據和羅列情況就可以完成的。因此，這不是壹個“快出”成果的領域。
●社會心態研究的三個層次
社會心態的研究成果不僅有助於政府從宏觀上對民意進行把握和了解，也與每個社會成員息息相關。這就要求我們選擇有效的研究途徑，記錄、描述社會心態，在壹定程度上解讀和分析社會心態。在《2011年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壹書中，我們把社會心態的研究分為三個水平：
第壹個水平是價值觀及信仰的層次，這是深層、穩定的社會心態。價值觀既是個體的選擇傾向，又是個體態度、觀念的深層結構，它主宰了個體對外在世界感知和反應的傾向，因此是重要的個體社會心理過程和特征；與此同時，價值觀及信仰還是群體認同的重要根據——***享的符號系統，因此又是重要的群體社會心理現象。這個水平還應包括歸因、預期等心理傾向。
第二個水平是社會心態細分的具體領域的層次。如果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可以把個體的日常社會生活感受分為下面幾小層：安全感、風險感、壓力感、社會穩定感等；信任感、支持感、歸屬感、參與感、效能感等；公平感、平等感、社會關系親密感、和諧感等；滿意感、幸福感、成長發展感等。這些具體領域已經有大量社會心理學研究為基礎，但是，它們之間的關聯還值得深入探討。此外，壹些新的感受可能還會伴隨著社會變遷出現。因此，關註新的熱點是把握社會心態變化的重要途徑。例如，由於近年來食品、醫療、環境安全問題凸顯，民眾的風險意識也更強。不同職業、行業的收入差距加大，社會保障政策的覆蓋面的城鄉差別等，平等感、公平感，不滿和怨恨的情緒都會成為影響社會行為的重要原因。伴隨著金融危機的出現，對體驗過持續30年快速發展的大眾來說，也是壹個新的挑戰。明天是否會比今天好？五年後是否會比今年好？下壹代是否會比這壹代好？中國的高速發展會不會緩慢下來？這壹發展會不會有負面影響？這些感受直接聯系著民眾對社會發展的信心和生活的滿意感。
第三個水平是特殊時期、特殊事件的層次。特殊時期和事件往往集中反映社會心態的深層內容和變化。例如，奧運會、汶川地震、金融危機都是近年來我國民眾經歷的大事件和特殊時期。記錄社會成員對這些事件的反應，可以為我們提供理解社會心態的入手處。
《2011年中國社會心態研究報告》以年度報告的形式記錄和刻畫社會心態，是2011年的首度嘗試。我們希望不斷積累數據和資料，從粗糙走向精致，從瑣碎走向整合，從初級走向高級。我們期待有更多的人受益於這壹研究工作，有更多的人加入這壹研究工作。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
（李廣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