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變法，反變法，改革
北宋時期的大文學家，文學革新運動的領袖人物蘇軾，在散文、詩歌創作方面，特別是詞的解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這與他政治思想上追求革新、進步、企圖突破舊藩籬的精神是相壹致的。
壹、 蘇軾是壹個投機的人嗎？
蘇軾不僅不投機，不僅不是兩面派，反而是壹個十分不能“適應形勢”的人,在“元佑更化”大地主保守派專政時期，蘇軾從反對新法轉向對新法的某些方面有所維護的態度，這種態度更說明蘇軾不投機，不是兩面派。當時，支持變法的宋神宗去世了，哲宗年齡小，所以當時反對新法的宣仁皇後垂簾聽政，並且讓同為反對派的司馬光當宰相。也正因如此因為反對新法的而被壹貶再貶的蘇軾忽然得到遷升，召回京城，做了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侍讀、龍圖閣大學士等大官。如果蘇軾是壹個很會適應形勢的兩面派的話，他就會對司馬光感恩戴德，更加地攻擊新法，以順利地升到更高的官位上。然而，這時的蘇軾卻又正好相反。他明知自己與司馬光“交契最厚”，但從“拙於謀身，銳於報國”的立場出發，覺得司馬光“其意專欲變熙寧之法，不復較量利害，參用所長”是個錯誤的施政方針，結果，蘇軾為爭辯“免役法”的興廢問題葬送了自己升官的機會。司馬光“忿然”要驅逐他，還有壹幫“希合光意，以求進用”的舊黨投機分子視他為“怨仇”壹再上疏誣陷攻擊，使他難以立足朝廷，被迫“補外”而去。後來，蘇軾很有感慨地描述這兩場激烈政治鬥爭的情況時說：“昔之君子惟荊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所隨不同，其為隨，壹也。老弟與溫相知至深，始終無間，然多不隨耳。”事實充分證明了蘇軾決不是什麽“兩面派”或“投機派”，相反，倒表現他政治品質的某些可貴之處。
二、 蘇軾是保守頑固派嗎？
（壹）蘇軾在政治上反對王安石變法，屬於以司馬光為首的保守派。但舊黨並不是鐵板壹塊，它的成分也是相當復雜的。
蘇軾出生在壹個家境小康的封建知識分子家庭，他父親蘇洵是“布衣”，因此蘇軾自稱“生於草茅塵土之中”。他家屬於中小地主階層，這個階層從政治上、經濟上都受到大地主豪門兼並勢力的排擠和壓迫，因而有改革的要求，這使他與“襲故守常”的司馬光有所不同。
（二）蘇軾在嘉佑年間曾向仁宗皇帝多次上疏，對當時的土地、財經、政治、軍事等各方面提出了壹系列富國強兵的改革方案。如他提出“厲法禁”，反對刑不上大夫，主張抑制權豪顯貴；“抑僥幸”“專任使”，要求嚴格挑選才德兼備的人才；“較賦稅”“均戶口”，希望遏止富豪兼並勢力的發展；“省費用”，主張量入為出；“決雍蔽”“無責難”，要求及時清除貪吏，改革時弊；“教戰守”“定軍制”“練軍實”“倡勇敢”，倡導寓兵於民，加強國防力量等等。這些改革要求，對改善北宋王朝積貧積弱的形勢以及對促進後來的王安石變法的迅速出現，是有壹定的積極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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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蘇軾的改革方案也具有消極的因素，其明顯的特點是對大地主兼並勢力的某些妥協性，這使它與王安石的新法有所區別。例如，在最尖銳的土地問題上，他雖然和王安石等人壹樣，看到了“富者地日以益”、“貧者地日以削”的不合理現象，但是，他提出的改革方法卻是無可奈何的“均戶口”。他主張把壹部分士大夫遷往荊、襄、唐、鄧、汝、陳、蔡等空曠地區，荒年也可募集貧民前往移居，“皆授其田，貸其耕耘之具，而緩其租”使這兩部分人定居下來。這不僅難以實現，也沒有觸及到大地主兼並勢力的根本利益，趕不上變法派提倡的限制富豪兼並經濟擴展的“青苗法”有實際的意義。再如，在財政賦稅方面，蘇軾也看到了“兼並之族而賦甚輕”“貧弱之家而不免於重役”的田賦不均的情況，但他提出的“較賦稅”卻又帶有壹些折中、妥協的性質。他建議檢查買賣田契，按土地“廣狹瘠腴”的情況收納賦稅。這當然對大地主兼並有壹定的抑制作用，但這種做法卻又為他們開了偷稅漏稅的方便之門，連蘇軾也有所察覺，說這種檢查田契的辦法只能推行“其數年之間”“其久遠者不可復知矣”。由此可見，蘇軾的“較賦稅”比不上變法派的“方田均稅法”有實效。蘇軾還提出了“厚貨財”“省費用”的主張，要求國家“節用以廉取”，減少“冗兵”“冗費”，減輕或廢除各種名目的征斂和稅收。這些想法在壹定程度上也是符合人民願望的，但結合歷史條件具體分析，卻又發現蘇軾只是在壹般意義上號召減少稅收，並沒有特別強調對貧苦農民減少稅收。變法派所推行的均輸、青苗、免役諸法，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壹種擴大稅收的政策，但它的主要對象是針對富豪大地主的，因而它的執行將會相對減少對廣大農民的剝削，比蘇軾的主張更具有積極作用。
蘇軾改革方案中這些妥協的因素，是蘇軾世界觀中的保守因素的表現，無形中與司馬光為首的大地主保守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而與王安石變法形成距離。這就是為什麽要求改革的蘇軾，後來卻成為反對派的主要原因。
（三）蘇軾改革方案中的矛盾性和兩重性。
在他的世界觀中存在著矛盾性和兩重性。蘇軾世界觀中的矛盾，與他的社會歷史背景、思想根源和階級根源有很大的關系。北宋中後期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織，階級鬥爭日趨尖銳化決定了蘇軾世界觀中十分矛盾而又曲折變化的特點。但是必須強調指出，蘇軾思想的曲折變化有其必然的社會依據和內在的發展規律。
1、首先，蘇軾是壹個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從小就立誌報國，但蘇軾的家庭環境比較穩定，沒有明顯受到大地主打擊和排擠的跡象，因而他對大地主兼並勢力的怨恨多是停留在抽象意義上的。蘇軾父子三人想沖破他們狹小的生活區域，因此借助科舉尋求上升的機會，他們壹踏進仕途就得到了當朝宰相、元老重臣如韓琦、歐陽修等人的垂青和推薦，壹舉成功，名滿京師。連最高的統治者皇上也對他們贊賞有加，尤其對蘇軾想委以重用。這些順利的社會條件，促進了蘇軾父子地位的穩定上升，蘇軾的改革方案就是在這個時候提出的。
再者，蘇軾從小就受儒家傳統思想的教育和影響，使他的改革方案也就具有某些保守傾向。因為儒家思想作為中國封建社會長期的統治思想，在北宋的整個封建社會已走下坡路的時代中明顯地呈現出它的腐朽性和保守性。蘇軾既要改革，又以保守的儒家思想作鬥爭武器，上給皇帝的許多策論都是主張德治、仁政，反對功利、刑法，他的某些看法雖有合理的地方但還是受儒家思想的影響，這就形成了蘇軾改革的悲劇。
正是在以上這些條件影響下，使蘇軾的世界觀中的保守因素占了壹定的地位，他也就很自然地參加到了攻擊新法的隊伍中來。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無疑是他政治思想上的壹大危機，他對新法的基本內容如青苗法、免役法、均輸法、農田水利法等均加以否定，有的甚至采取誇大事實的手段。他的“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的口號，實際上是適應了舊黨要求維持現狀的主張，在客觀上起到了維護大地主豪門權貴利益的作用，蘇軾在反變法中把世界觀中的保守因素發展到了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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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蘇軾反對變法的整個時期，他世界觀中的進步因素並沒有全部被保守因素所征服，所戰勝，所以，蘇軾對新法的某些方面的維護就體現在他被貶後在地方執政的二十余年裏。
我們看到的蘇軾即使在他最激烈反對新法的時候，也沒有全部否定新法，如他的《上神宗皇帝書》在說完變法的壞處之後又對“裁減皇族恩例，刑足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等限制富豪顯貴特權、加強軍事國防的重要措施表示了贊同的意見。從而可以看出蘇軾追求改革的基本立場。
更何況王安石的變法作為地主階級內部的壹次自救活動，它雖然集中地反映了中小地主的改革願望，也符合了歷史發展的要求，但是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法家思想體系和儒家思想體系都只不過是地主階級在特定歷史情況下實行交替統治的兩種方法而已，它不可能超越封建專制制度的基本利益範圍，因而它的最終目的仍然是鞏固封建統治，從根本上是對抗農民及其鬥爭的，因此，王安石的新法決不是北宋時期最先進思想的代表，它本身也具有先天的不可克服的階級缺陷，蘇軾攻擊新法，雖然帶有某些階級偏見，但他指出了新法某些不合理的方面，是完全合理的，比如，蘇軾對王安石的科舉法的指責，就很有道理，他認為“專取策論而罷詩賦”和“罷經生樸學，不用貼墨而考大義”的方法比過去以詩賦取士的弊病更大，因為“制策”之類的文章，沒有“規矩準繩”容易學成，反會使大量庸才借此進身，而且“制策”不講求“聲病對偶”也不能考查其水平高下。從詩賦取士改變成制策科舉，只不過是使士子跳出壹個牢籠，又跳進另壹個牢籠，是沒有什麽進步和落後的。
因此如果說蘇軾在反對新法的過程中，曾經使他世界觀中的保守因素有所發展，那麽，在他發現並糾正新法執行過程中的某些弊病的同時，也使他追求改革的積極因素有所增長。
蘇軾是壹個主張“務實”的政治思想家，他的實踐精神和求實精神，也許是他改革思想中的最可貴的內在因素。
在蘇軾批判新法的某些流弊的同時，他還發現了新法的某些“便民”之處。由於他在下面“盡聞天下利害之實”，看到新法的某些方面行之有效，有利於改革時弊，也就轉向維護和贊同了。如免役法，他覺得此法近於唐中葉以來的“長征卒”，其優點是“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各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因而當“元佑更化”司馬光想要全部廢除新法時，他便挺身而出，力爭不休。關於對新法的態度，蘇軾曾在與騰達道的信中表示懺悔說：“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異同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這說明了蘇軾在改革時弊的問題上把“報國”“便民”的原則置於派爭之上，肯於在實踐中作自我批評，這種思想上的變化不僅是合情合理的，也是他“務實”精神的體現。
蘇軾對新法的某些肯定，並不表明他站在新法派壹邊，事實上，他仍然堅持個人的改革道路，他之所以要選擇新法的某些方面，是因為他想“較量利害，參用所長”，目的是“救其所偏，損所有余，補所不足。”
從上面可以看到，蘇軾在被貶後的政治實踐中，世界觀中矛盾的雙方發生了轉變，追求改革的積極方面逐步擴大，並克服著某些保守性的因素。應當強調指出的是：蘇軾的思想矛盾的轉化並不單是因為他在政治實踐中對新法的某些體驗，更是因為被貶後社會地位下降，他逐漸靠近了下層人民群眾，增強了世界觀中的進步因素，這無疑是蘇軾政治思想的重大發展。
三、 蘇軾的實踐與改革
元豐三年，蘇軾被貶黃州，過著“與漁樵雜處”的生活，生活貧困，使他與窮苦的下層人民產生了感情上的***鳴。他因為“乏食”而躬耕荒坡，“墾辟之勞，筋力殆盡”艱苦的勞動使他體會到了農民的辛苦和饑寒。在嚴酷的社會事實中，他逐漸發現過去在古人書上尋找改革的辦法是不行的：“平生五千卷，壹字不救饑。”他甚至還認識到：“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實用”開始批判和否定他過去所尊崇的儒家傳統觀念的某些方面，這是蘇軾世界觀的壹大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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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蘇軾懷著“民勞吏宜羞”的內疚心理發出了“民病何時休”的口號，處處督促自己去實踐早年的改革諾言。從被排斥在外壹直到病死常州，他壹直履行著自己的改革主張，例如在賑災救荒、放糧施藥、興修水利、整頓軍紀、免除賦稅、發展生產等方面，他都做出了顯著的政績。在徐州時，黃河決口，泛濫成災，蘇軾親自參加搶救，與民工壹起同吃同住同勞動，終於戰勝了水患，保全了壹州人民的生命財產。在杭州時，他疏浚了西湖，灌溉了壹千頃的良田；築堤，把“內湖”和“外湖”連接起來，人民為了紀念蘇軾的功勞，把這個堤稱為“蘇堤”。
當然，蘇軾的根本目的還是“忠君報國”，為了鞏固北宋封建統治而服務，正是基於這壹點，蘇軾在“元佑更化”時期，頭腦十分清醒，盡管他的地位提高了，但他的政治態度卻穩定在下降的中小地主的立場上。他不顧朝廷的政策，把早年的改革方案中的“課百官”、“厲法禁”、“抑僥幸”、“厚貨財”、“省費用”、“訓兵旅”、“練軍實”等主張，都結合實際事例用新的語言重新提了出來，表現了他對自己的“許國”諾言恪守不渝。
值得註意的是，蘇軾隨著對階級偏見和傳統思想的某些突破，對自己早年的改革方案也有所批判。例如，早年提出的“均戶口”、“較賦稅”等不實際的提議不見了；早年崇尚仁宗的“忠厚”之政，反對神宗的“勵精”之政，現在，卻主張“兼行二帝忠厚勵精之政”，要求推行“寬猛相資”的政策；他還主張繼續執行“免役法”；過去激烈反對制策科舉代替詩賦取士的辦法，現在則主張把二者結合起來。再如，加強國防方面，他要求戍邊增防、安邊息民，反對“將驕卒惜以勝為災”，要用懷柔政策分化敵人，行“以夷狄攻夷狄”的政策，比早年“對夷狄以不治治之”的論點有了發展。
蘇軾在“元佑更化”時期的這些主張，就其實質來說，它是針對著大地主保守派司馬光的主張全部廢除新法而提出的。而蘇軾的所作所為，正是從舊黨內部對司馬光等人進行抵制的表現。
綜上所述，蘇軾的改革主張是壹貫的，不論在王安石變法前後，以及“元佑更化”等各個歷史時期，他都基本堅持自己的改革理想，因此，蘇軾盡管在政治思想上有壹定的階級缺陷，但仍不失為壹個改革家。
蘇軾壹生處在變法和反變法的激烈鬥爭中，但他卻在這場激烈鬥爭的旋渦中貫徹和實踐了自己的改革理想——他隸屬元佑舊黨，卻沒有成為大地主保守派的忠實成員；他畢生反對新法，卻又能對新法“較量利害，參用所長”——蘇軾走自己的路，走他壹直堅持的改革的道路，盡管這條路走起來是步履維艱、如牛負重，作為壹個正直的政治家，蘇軾無怨無悔地堅持著。在當時北宋積貧積弱的歷史環境下，作為遭受大地主兼並勢力排擠打擊而又能通過科舉參於官僚統治的中小地主階級，他們形成了壹種力量肩負著特殊的歷史使命登上了政治舞臺。王安石、蘇軾等人都是這個階層的代表人物，只是因為他們的社會教養和所處的社會條件不同，改革的主張和方法不同，做法也就有所不同。王安石變法更加適應了要求迅速改革的歷史潮流的需要，因此形成了壹次聲勢浩大的變法運動；而蘇軾的改革，則由於他的種種遭遇而顯得微弱。蘇軾雖然畢生反對王安石的新法，但就其改革的實際效果來看，卻是與王安石站在了壹起。
蘇軾思想的前後變化發展，不是不可思議的，而是合乎邏輯的，是能夠被大家所理解的。大文學家蘇軾是屬於人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