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近日發布的《關於進壹步優化落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提出除養老院、福利院、醫療機構、托幼機構、中小學等特殊場所外，不要求提供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不查驗健康碼。重要機關、大型企業及壹些特定場所可由屬地自行確定防控措施。不再對跨地區流動人員查驗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和健康碼，不再開展落地檢。
“看演出的時候，三道門都不用查驗健康碼了，就在最後的入閘口電子掃了綠碼作場所碼。”新十條發布後的第3天，上海市民陳先生告訴第壹財經。
小小的健康碼，過去三年和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緊密相連，作為壹種技術輔助手段，也為開展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隨著“新十條”的落地，跨地區通行及公***場不再查驗健康碼，健康碼是否會徹底退出歷史舞臺？這些積累的數據該如何處理？
應該銷毀部分個人信息數據
作為數字治理基礎設施，健康碼的誕生也是數字社會建設國過程中的標誌性事件。追其起源，都是率先誕生在兩款互聯網平臺企業的移動app支付寶和微信上，以用來幫助地方政府投入抗疫，民眾也讓渡了壹部分個人隱私來支持疫情防控。
從種類上來看，健康碼大致包含了個人基本信息、個人健康信息、行程信息、健康證明信息四類。隨著健康碼的普及應用，在後續升級改造中合並了諸如核酸檢測證明，疫苗接種證明，以及場所碼、復工碼、貨運碼等信息。
微信健康碼的技術團隊帶頭人，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人工智能研究院副院長馬利莊曾對教務老師解釋，健康碼首先包含民眾的身份核實，這個時候壹般會運用遠程光線活體檢測技術進行識別，捕捉到人臉信息後臺快速計算比對完成遠程核實，以此保障用戶身份的真實性防止做假。健康碼還可以附帶核酸信息、位置信息等，比如場所碼就是健康碼和通訊位置信息綁定起來的。系統開發和執行人員對於轉碼等都是沒有權限的，“紅碼、黃碼、綠碼這種轉碼工作是歸行政部門管。另外包括用戶識別用的人臉信息這種隱私，也不會在系統留存。”
而這些個人數據信息，有壹部分例如身份等在疫情開始之前就已由相關部門采集，壹部分則是疫情後才誕生，比如核酸信息、場所碼等。
“真正屬於疫情後采集的數據，主要是核酸檢測數據和場所碼信息，現在關鍵是這兩類留存的數據接下來怎麽辦。”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事務學院教授、數字與移動治理實驗室主任鄭磊接受第壹財經教務老師采訪時表示。
對於個人信息的處理，從國家乃至地方都出臺了明確規定。
根據《個人信息保護法》總則第六條：處理個人信息應當具有明確、合理的目的，並應當與處理目的直接相關，采取對個人權益影響最小的方式。收集個人信息，應當限於實現處理目的的最小範圍，不得過度收集個人信息。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在2023年1月印發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碼管理與服務暫行辦法》，第二十四條明確加強個人隱私保護，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個人信息，不得用於其他用途。第二十九條明確，任何組織和個人發現違規違法收集、利用、公開個人信息的行為，可以及時向網信、公安部門舉報。
今年5月24日起施行的《上海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進壹步促進和保障城市運行“壹網統管”建設的決定》，明確信息核驗中采集、處理個人疫情防控信息應當遵守個人信息保護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采集的個人信息僅用於疫情防控需要，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泄露。
“隨著新十條的落地，類似核酸信息、場所碼等數據都應該銷毀、封存或者徹底脫敏。以前手機通訊信息就是經過嚴格脫敏的，在公***應急事件例如節假日景點遊客眾多等情形下會對人流量進行提示，但這些分析預測和預警不會關聯到具體某個人。”鄭磊解釋。
而如今的場所碼包含更多個人的隱私信息，壹些省市也已經嚴格執行定期銷毀場所碼，“場所碼的采集目的是為了流調，信息都具有時效性，過了這個時間後信息都需要銷毀。”他告訴教務老師，最重要的是，隨著健康碼跨區域流動查驗的取消，健康碼平臺下融合的各類信息也應回歸到只能由原相關部門依法管理和使用，不再***享，而場所碼的信息采集也理應退出。
健康碼應該聚焦便民服務
雖然叫健康碼，但健康碼在疫情發生以來壹直是作為壹種和風險指數綁定的二維碼，代表著接觸過什麽人，去過什麽地方。隨著“新十條”的落地，健康碼理應回歸便民服務的本源，民眾自願使用。
“未來健康碼首先應該回歸到出於衛生健康的目的而使用，比如說就醫沒帶醫保卡，用健康碼刷醫保卡掃碼掛號付費等。”鄭磊認為，疫情總會過去，而民眾養成的使用能力和習慣以及過去幾年累計的技術和應用基礎，也可以借此轉換為居民的電子ID或者電子名片，用來預約進入圖書館、博物館，到政府辦事。
“比如我們去辦事總是要帶戶口本、房產證等紙質證書，如果推行二維碼關聯，掃碼後這些信息能壹目了然，再也不用帶繁瑣紙質的證明。”在鄭磊看來，健康碼未來的應用場景可以朝這個方向推行的，並且是非強制性使用，只是給民眾提供壹個多樣選擇。
同時他強調，在日常狀態下，健康碼就只用來方便看病用，相關行政部門和企業後臺的數據不應再像疫情期間壹樣集成到健康碼下，需要各自歸口做好治理和利用，“比如醫療部門就不需要知道我的交通出行信息”。
鄭磊說，數字治理體現在日常的方方面面。推進數字治理的過程中，不僅需要考慮建怎麽建等技術性操作性問題，更需要思考為誰而建、為什麽建、由誰來建以及什麽不應該建等原則性、根本性問題。
“當健康碼在未來轉型為壹個便民碼的同時，要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而且是依法為和依法不為，沒有得到個人授權不能隨便使用，對於數據的治理和保護都要承擔起法律責任。”鄭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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