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夏南新教授，師從當代中國著名統計學家、經濟學家錢伯海教授。2000年5月至今，連續四屆擔任中國數量經濟學會理事，2002年8月至2003年6月在美國斯普林菲爾德大學學習。研究領域包括統計學、地下經濟、時間序列、分形與混沌、金融與投資、勞動價值論。僅在《統計研究》和《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上獨立發表論文10篇。至今已獨立發表論文30篇。在中國財經出版社出版了《新概念統計》(2000)、《地下經濟估算》(2002)兩部個人專著。主持大學、省、國家課題6項。2000年《學術研究》第4期獨立發表的論文《關於我國按資分配的三種理論觀點》分別於2000年5月30日被《光明日報》(理論周刊)和2000年5月29日被《山西日報》(理論與法規版)轉載，產生了廣泛的社會效益。國家社科基金主持的《地下經濟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的實證研究》，由中共中宣部哲學社會科學國家規劃辦公室編入2009年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報告第12號，上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等領導及其他相關機構參考。
提到“地下經濟”，很多人可能會覺得特別熟悉，小到步行街上的“鬼行”商販，大到新聞媒體上的腐敗走私犯罪，他們可能會暗暗對它產生壹種“不務正業”的厭惡。的確，在正規的經濟研究中，“地下經濟研究從來都是骯臟的，很難做到優雅。不僅研究它的人少，而且相關的文獻資料也很少。”說到“夏南新老師”，很多人都知道“廣東有個夏南新，專門搞地下經濟”。於是，有同事去夏家找他要數據，也有媒體來采訪夏關於腐敗的話題。他們還制作了壹個封面人物(《澳門商業》2007)。8月，中國日報記者邀寫)，學生也知道了“淩源有”這樣，夏南新先生和他的“地下經濟”受到公眾和媒體的“關註”。雖然“地下經濟”在學術上還是壹個邊緣學科，但近年來媒體對“地下經濟”的報道愈演愈烈。不久前，夏先生和他的“地下經濟”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帶著壹顆好奇和崇敬的心，記者敲開了夏先生的家門，尋找他和他的“地下經濟”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和心情。
壹把劍需要十年才能形成
早在十年前，夏先生就主持了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年研究基金資助的“廣東地下經濟分析”項目，此後又獨立開展了其他地下經濟方面的項目。2005年，他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獲批，2007年如期完成；之後，根據中共宣傳部的建議，他修改了近壹年的時間，收集資料，核對數據，幾經修改，終於編出了今年的《要報道的成就》。十年磨壹劍，夏先生自己也坦誠。這些年來，他總是在任何會議上提到地下經濟的研究，幾個項目相繼做起來。經過積累，年輕的和年長的學者都或多或少地了解了這樣壹個人。有了這些積累和經驗，這才有了今天的壹些成就。修改手稿的過程也耗費了他大量的精力和心血。盡管壓力很大，最終還是順利完成了。其實早在我讀研究生的時候，夏老師就確定了地下經濟的研究方向。“當時在和導師錢教授的交流中，我發現地下經濟是很重要的壹塊，國內真正研究它的人很少。”最後，他的專業優勢和導師的支持給他很大的鼓舞。本科數學背景，研究生和博士生都是統計學專業，他有可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實證工具，擺脫純文字敘述和簡單的報告，這與之前國內學者的研究不同；導師可以說是國內統計學的領軍人物，地下經濟只是經濟核算的壹部分。這個選擇，是十年的努力和艱辛的探索。
迎難而上，勇往直前。
“困難不是沒有”，關鍵是堅持，沒有解決不了的事情。“最直接的困難是數據。沒有數據，壹切都無從談起。”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官方數據沒有相關統計，現有數據早有研究。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夏先生養成了壹個他至今津津樂道的習慣——剪報——“無論是報紙雜誌，還是個人經歷或是報紙報道，或是調查，凡是能經過我眼睛的東西，我都會保留，壹定要找到它的本源。”就這樣，十幾年來，夏先生壹點壹滴，壹分壹秒地收集著他的“地下經濟”資料。每壹份報紙，他都是從頭到尾掃描壹遍，適當剪裁，有空就整理匯編成書，才有了那些豐富的第壹手資料。“不要被數據困住，很多東西是可以自己挖掘提煉的。”夏先生辦公室的櫃子裏還有厚厚的壹疊報紙。他說家裏的報紙還堆得很高，需要整理。這已經成為他生活的壹部分，思考之後他有了更多的樂趣，不僅了解時事，還可以收集數據。當別人還在為資料不足發愁的時候，他卻迷戀於浩如煙海的資料，於是當別人轉身離開的時候，他開始獨自堅持了十年。有多少人知道這個味道？
孤獨的堅持
作為壹名邊緣學科的研究者，夏先生坦言自己有時候也很苦惱。除了研究上的困難，“沒有數據，沒有先進的模型可以用”，還有心理上的壓力。“這些年來，作為茶余飯後樂趣的話多了，真正研究的少了；每壹篇文章放出來，編輯部都要思考兩遍，最後還是被否決了。沒有相應的對話，也沒有* * *相同的語言。”還有就是來自外界的誘惑。“經常出現股票熱基金熱，妳就跑過去貼文章，或者妳在爭利潤...妳是堅持還是動搖？”堅持下來不容易，有可能無功而返，無所作為；但是，只有當初的堅持，才會有今天的可能。當然，堅持不是空洞的防禦。作為先行者，沒有借鑒和模仿，既需要實證技術手段，也需要理論支撐。在這方面，夏先生有很多經驗。他說:“我更註意兩條路並駕齊驅。我有實證背景，我也關註時事，我也看實證理論的文章，我也開設經濟學課程。”——迷茫的時候，夏先生選擇了堅持，大膽的介入，終於有了今天的成績。回過頭來說:“敢坐冷板凳試試；當然有困難，但無論哪個領域，只要國家需要，對國家有重大影響，有貢獻，何樂而不為？”作為壹個曾經孤獨的堅守者，面對今天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成就，他感慨道，“沒有這麽激動人心的事情了”；同時，他也發出了壹個信息，“地下經濟和開放經濟已經存在很久了，而且還會繼續存在。希望有更多的人能開展這方面的研究。”
學者的責任
夏老師為人謙遜，說話穩重，很符合他統計學博士的背景。辦公室井井有條，就像壹個嚴格有序的“統計規範”。他對學生也很謙和，對同學的要求“有求必應”。有同學讓他推薦出國，他很認真的說“這是種樹，以後可以乘涼”；有同學請他做研究指導，他欣然同意，說“不能扼殺同學的求知欲”；他還保留了學生的分數清單和壹些優秀的試卷，裝訂成冊，他記住了93屆的所有學生。作為壹個學者，除了要在為人處事、為人師表方面做出表率，還要思考自己的學術操守。對此，夏先生有自己的體會。他說有同學幫他總結了兩句話，他覺得很好:壹是“我的圓不是圓的”，夏老師每次上課都要進行徒手畫圓，所以有這個說法；第二，“堅持獨立思考，獨立人格”。夏老師的每壹篇文章，每壹本書，每壹個話題，都是他自己寫的。他反對搭便車，壹個是壹個，壹個是兩個，不存在百分之幾的問題，也不追求大量。對此，他甚至調侃自己的學生:“我說的妳們都知道，將來妳們可以超過我，但有壹點妳們幾乎學不到我——永遠不要搭便車。”作為這樣壹個領域的學者，難免會遇到這樣壹個問題，那就是學者的社會責任。當妳的研究成果成為決策的參考時，社會責任的問題就不可避免了。在這方面，夏先生也有壹些體會。三年前，《南方都市報》報道了“壹個老師發起的中大現象”(2006.06.02d02版)。作為齊樂園房源集團的掌門人，夏先生謝絕了中間商的回扣，規範了團購市場。作為研究地下經濟的學者，他對此心知肚明，但他說“204居民的尊重比什麽都珍貴”。他的立場很明確。今天，當有機會離開校園的時候，妳是想留下來還是堅持下去？他的選擇是站在校園裏，保持壹定的距離，觀察社會，獨立思考，適時提出壹些建議，希望有利於社會進步和發展，成為壹個有社會責任感和愛心的象牙塔人。
老師的恩情永遠不會被忘記。
從科研項目的成果，到壹路堅持不懈的努力，再到壹個學者的社會責任，夏老師的話語中總是有意無意地提到他的導師錢伯海教授。記者壹進門就指著書架上的壹排書說是我導師的作品，然後介紹自己的書。回顧自己的學術選擇，他深情地回憶起和導師晚飯後在足球場上散步咨詢，地下經濟的研究方向也是當時導師指導教授的。他說:“導師對我的影響很大！晚年因為支持‘物化勞動創造價值’，放棄了自己的領域，差點導致‘晚節不保’，但他堅持下來了。今天，也證明了他的堅持是有市場的。”我想，這壹點，在今天夏老師對“地下經濟”的堅持中，也有他導師的影子。導師的榜樣力量是巨大的。在十年的堅持過程中，無論是在科研能力上，還是精神動力上，《黃昏伴談》這幅畫壹直激勵著這位學者，壹個邊緣學科領域的孤獨先鋒，堅持了十幾年的點點滴滴。“今天的成績，也是對導師的壹種回憶和紀念。我要紀念我的導師。”
背景說明: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總結》是提交給政治局常委(PSC)、委員及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內部參考。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研究成果的專項總結，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應用研究和對策研究，為黨和國家的重要決策提供參考。
專業術語“地下經濟”是國民經濟中未向政府登記的經濟成分，其經濟活動不受政府法律法規約束，不向政府納稅。從表現形式上，大致可以分為三類:第壹類被稱為“灰色經濟”或“影子經濟”，如沒有營業執照的小商販、家庭裝修、私人建築等。第二類稱為“黑色經濟”，包括走私、販毒、洗錢、賭博、制假、色情、販賣人口等。第三類是新型網絡犯罪，指在網上搞假公司、假投資，騙取錢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