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溢價”的兩個不同含義需要註意的是，“風險溢價”壹詞有兩個不同的含義：壹是事後的(ex-post)或者已實現的風險溢價，這是實際的、通過歷史數據觀察得到的市場收益率（以指數收益率代替）與無風險利率（通常以政府債券收益率代替）之間的差值；二是事前的(ex-ante)或者預期的風險溢價，這是壹個前瞻性的溢價，即預期未來的。
風險溢價或者以當前經濟狀態為條件的條件風險溢價。這兩個風險溢價是不同的，舉例來說，在1989 年末的日本股市，由於經歷了長時間的繁榮，股價相對於其內在價值來說很高，P/E 超過60 倍。顯然，這時的股權成本很低，也就是事前的風險溢價很低，而事後的或者已實現的風險溢價卻很高（接近10%）。相反，在經歷了壹次大的股市蕭條之後，事後的風險溢價很低，而事前的風險溢價卻可能很高。這是由於股票收益率存在均值回歸。
那麽，對於投資者來說，這兩個風險溢價哪個更重要呢？顯然，這取決於投資周期。投資周期足夠長的話，風險溢價就可能與歷史數據中得到的風險溢價相近。在本研究中，我們使用的風險溢價是第壹種含義的風險溢價，即事後的或者已實現的風險溢價。 對於風險溢價的研究，現存文獻主要集中於兩個方面，
壹是用壹般均衡理論解釋兩種資產（股票與無風險資產）之間的內在關系。近年來，大部分關於股票和債券收益的壹般均衡研究都受到基於消費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CAPM)的影響。根據該理論，股票相對於債券的高收益反映了這兩種資產與消費之間協方差的不同。相對於債券收益率，股票收益率更容易與消費同時波動，因此，股票並不是壹個好的預防消費波動的保值工具。這樣，要使投資者願意持有股票，就需要壹個風險溢價。Kocherlakota(1996)對這方面的文獻作了壹個述評，他認為美國股市風險溢價的價值至今仍是壹個謎。
二是在部分均衡框架下研究這兩種資產收益率與可能的變量之間的實證關系。特別地，這方面研究更多地集中於能否預測或在多大程度上能夠預測股票市場相對於債券市場的波動，因為這對於有效市場假說(EMH)具有重要意義。這方面的文獻表明，壹些財務比率，如股利價格比、市盈率以及短期利率、長期利率可能對股權風險溢價具有預測力（參見Lamont, 1998 和Blanchard, 1993）。如果能夠對相對於債券收益率的股票收益率進行預測，那麽這與有效市場假說是相反的，有效市場假說認為證券的價格無法通過其自身的過去值或者其他變量的過去值來預測。
在風險溢價研究方面，不能不提到“風險溢價之謎”，這壹概念是Mehra 和Prescott(1985)首次提出的。他們指出，采用歷史數據得到的風險溢價(7%左右)遠遠大於采用C-CAPM估計得到風險溢價(1%左右)，無法單以高險厭惡來解釋。在過去的十多年裏，大量的文獻試圖對“風險溢價之謎”進行解釋。這方面文獻在以下方面進行了研究：高風險厭惡、市場分割、非標準性效用函數、幸存偏倚、不完全市場和交易費用等。但是這些研究未能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因此至今“風險溢價之謎”仍是壹個未解之謎。
近年來，風險溢價研究已經成為主流金融學期刊的壹個熱門主題。這裏我們做壹個簡單的回顧。
Claus 和Thomas(2001)采用異常收益模型（或剩余收入模型），研究風險溢價的壹個合理上限。相對於紅利增長模型，異常收益模型能夠更好地利用現有的信息，以降低人為設定的增長率的重要性，同時縮小可允許的增長率的範圍。他們得到的風險溢價僅為3%。
Fama 和French(2002)采用紅利增長模型和收益增長模型對美國股市（1951-2000 年）的風險溢價進行估計，這兩個模型得到的風險溢價分別為2.55%和4.32%，比采用平均股票收益得到的估計值（7.43%）小得多。他們認為，前者的估計更為可靠，因為(1)采用紅利增長模型和收益增長模型得到的估計值的標準差較小；(2)這兩個模型對於1872-1949 和1950-1999 得到的夏普比率相近，而平均股票收益得到的兩個夏普比率相差太多；(3)采用紅利增長模型和收益增長模型得到的預期股票收益率與凈值市價比小於1 相符，而采用平均股票收益則相反。
Pastor 和Stambaugh(2001)采用貝葉斯方法，對市場超常收益存在結構性突變條件下的風險溢價進行估計。這篇論文的主要貢獻在於，對風險溢價進行估計時引入經濟理論和直覺知識。包括：風險溢價與波動率之間的正相關；風險溢價與股價之間的負相關；風險溢價的變動區間不可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