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它對科學社會主義的新挑戰。
壹、資本主義的新變化
(壹)世紀之交資本主義在生產力方面的新變化和表現。首先，從戰爭開始就有所體現。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以科學技術為代表的生產力及其帶動的社會經濟正在加速發展、突破和更新。而且調整發展的周期和周期變化的頻率明顯縮短和明顯。在這種形勢下，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西方發達國家從工業化社會(工業經濟)向信息社會(信息經濟或知識經濟)的轉變，從消耗型和破壞性的經濟發展增長方式向集約型、保護型、再生型和可持續增長方式的轉變正在加速成為現實。這壹最新發展趨勢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以信息技術為主導的高科技產業在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促使產業向
結構發生了新的深刻變化。目前，主要發達國家農業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不到3%；第二產業比重變化不大，但趨勢是下降的；第三產業比重大幅提升，達到60%以上。以美國為例，高技術產業產值已占國民生產總值的30%-50%以上，其中信息產業占15。
%-30%，甚至在15%的時候，信息技術產業已經超過美國支柱產業之壹的汽車產業，成為第壹大產業部門，並且還在快速擴張。另有數據顯示，從65438年到0996年，全球信息技術產品貿易額已超過“7000億美元，占當年全球貿易額的10%以上。此外，信息技術的壹個重要特點是“穿透力”強，被廣泛應用於其他高科技行業，促進其快速產生和發展；在傳統行業的應用，促進了“夕陽產業”的轉型和“舊貌換新顏”；在金融、商業、交通等領域的應用，大大提高了這些服務行業的效率。因此，在當前和未來的西方經濟中，信息技術產業已經取代傳統產業，成為主導產業。因為信息技術產業的廣泛應用，突破了三大產業原有的界限，模糊了三大產業之間的界限。因此，有人認為信息產業(或知識產業)可視為“第四產業”。
2.隨著產業結構的變化，就業結構也發生了新的變化，表現為“知識型員工”迅速增加，非知識型員工減少。比如美國，近幾年數百萬新員工中，知識型員工占90%，在不久的將來，他們將成為最大的工人群體。這些人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文化素養和豐富的專業知識，他們獲取較高工資的基本工具是計算機等相關信息技術設備。
3、為適應信息社會對知識工作者和各類專門人才的需求，改革和加強教育培訓。
如今已經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和社會關註的焦點，人力資源的學校教育和在職培訓緊密相連，兩者之間的界限已經變得模糊。同時，教育社會化趨勢日益加強，互聯網和各種媒體成為新的教育培訓手段。
4.由於高新技術的不斷突破和廣泛應用，上述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和人力培訓的新變化，以及工業化帶來的嚴重後果，西方發達國家通過近20年改變了自己地區的經濟發展模式。
轉型轉移在很大程度上使資源消耗、環境破壞的傳統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可持續發展方式，極大改善了其嚴重汙染的生態環境，有效保護了自然資源；科技對促進經濟發展和提高效率的貢獻率從20世紀50年代的50%左右提高到目前的70-80%，大大提高了其經濟的集約化水平，遙遙領先於發展中國家。
(2)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工業經濟向信息經濟的轉變。西方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也發生了變化。
應該做出調整和新的改變。這主要體現在西方企業所有制、結構、管理體制和經濟體制的改革和變化。
首先，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西方國家開始對落後於信息浪潮的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和重組，但也將壹些承擔壹定社會職能的重要企業保留在國家手中。第二，在高技術領域，特別是信息和生物技術領域，成立了壹些新公司。隨著高科技產業的快速發展，他們異軍突起，在短時間內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公司之壹。比如美國報紙1997公布的全球最大公司排行榜中，前50名中至少有15家是從事信息、醫藥等高科技行業的新興公司。它們不僅體現了新的高科技，而且在組織模式和管理體制上打破了傳統的框架，開創了新的管理體制的先河。第三，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掀起了資本主義企業百年歷史上的第四次企業兼並狂潮，其特點是來勢兇猛，幾乎涉及所有部門、超大型公司和國際兼並，並得到了政府的鼓勵和支持。其重點是增強國內大公司在世界市場的競爭力，排擠和壓倒其他國家的競爭對手，控制世界市場。這些企業通過並購，不僅擴大了企業規模，而且以此為契機，重組企業，精簡機構人員，改革管理體制，提高效率和競爭實力。第四，高科技的發展為大量中小企業提供了新的活動空間，使它們獲得了新的活力。比如美國，近幾年每年新成立的701，900，000家企業中，大部分是中小企業。第五，企業適應了信息技術的廣泛應用和不斷變化的市場需求，正在改變過去分工過細、層次過多、等級森嚴的管理體制，以及大工業時期形成的長期存在的勞動組織形式，使企業組織形式和管理制度少了等級觀念，少了家長式作風，少了血腥，多了靈活性，多了人性化，多了主動性和創造性；使企業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大廠商和很多承包商(或供應商)之間的關系變得像合夥企業壹樣。第六，在大量使用信息技術和腦力勞動的時代，新的企業管理制度和勞動組織形式，使得企業主與員工的關系不再是大機器生產和手工勞動時代那種赤裸裸的雇傭與雇傭的血淋淋的關系，工人也不再僅僅被視為“機器的附屬品”和“說話的工具”，而變得更像是合作關系。因為企業必須“解放”工人或下屬員工，以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努力增強他們的主人翁意識，讓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和創造力來盡可能獨立地完成工作，讓他們在充分分擔責任的同時，分享現代社會創造的必要甚至充足的權力、信息、知識、報酬和文明成果。如果說西方企業管理制度的調整和改革是壹種微觀層面的生產關系的變革以適應生產力的突破性發展和變革，那麽西方國家經濟制度的調整和改革則是宏觀層面的生產關系的變革以適應生產力的新發展，兩者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的。西方國家經濟體制的調整和改革主要表現在:
壹是國家宏觀經濟幹預和調節的指導思想、方針和政策發生了變化。20世紀70年代在西方興起的經濟。
滯脹讓他們意識到，凱恩斯理論和政策並不是在任何條件下都能奏效的靈丹妙藥。經過壹段時間的探索，以英美為首的西方國家宣布放棄凱恩斯主義，采用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的思想，實行緊縮政府預算、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幹預、減稅和刺激投資的政策，從而達到抑制通貨膨脹、克服滯脹、振興經濟的目的。但實施的實際結果是，通貨膨脹得到控制，經濟增長率仍然較低，政府財政赤字也在擴大，國債連年增加，社會收入分配不公加劇，貧富差距擴大。到了90年代，這樣的原則和政策難以為繼，不得不再次調整。從65438年到0992年，克林頓當選美國總統後，采取了“中間路線”，有兩條指導思想、原則和政策，即壹方面政府減免部分稅收，削減政府財政支出，減少經濟幹預，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從而放寬或取消壹系列領域的限制，如通信、銀行、金融市場、交通等領域，鼓勵企業競爭和兼並；另壹方面，政府政策的重點
還向其他重要領域傾斜，比如科技研發，政府加強了鼓勵、支持和扶持。政府政策目標的重點不再是大幅提高經濟增長率，也不再是受益於信息化和全球化，增強全球競爭力，努力在世界市場上占據更大的優勢和份額。這種經濟指導思想和經濟政策，減少了黨派之爭或學派之學，增加了務實精神，反映了西方政府對經濟的幹預和調節逐漸成熟。從65438到0997，英國工黨領袖布萊爾上臺後也走了這條“中間路線”。第二，西方國家都進行了經濟體制改革，雖然改革的重點和采取的步驟、措施不盡相同，但總的來說，除了上面提到的國企改革之外，都取得了進展。
進行財政和稅收制度改革，以減少財政赤字；進行金融體制改革，穩定金融體系；改革勞動工資制度，降低失業率；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減輕國家財政負擔；調整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將更多的中央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讓地方政府承擔更多的醫療、教育、培訓等任務；改革外貿體制，減少壁壘，促進自由化。
第三，壹些西方發達國家，主要是美國，在經濟結構調整和改革方面取得了壹定的成效，各國已經建立起來的經濟模式正在發生變化或者將逐步發生變化。西方正在興起走“第三條道路”的潮流，試圖解決資本問題。
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們不僅要有更高的效率，還要爭取社會公平；要鼓勵競爭，承認差異，縮小貧富差距；必須有較高的經濟增長率，降低通貨膨脹，實施理想的社會保障制度；既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又要使政府幹預恰到好處；既要向國外擴張，又要保護國內市場；既要吸收他國模式的壹些優點，又要保持本國模式的某些特點；諸如此類。西方發達國家壹定是帶著這些調整、改革、探索和相關的新變化進入21世紀的。(3)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壹系列最新發展和變化，西方國家的社會和上層建築也發生了壹些相應的重要變化。首先，在社會領域，相對於資本主義發展的前壹階段和當代社會類型、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已經成功解決了。
並保證極富和極貧之間的絕大多數中產階級相對穩定的教育、就業、收入、社會保障和輕松的現代生活；讓我國廣大勞動人民以現代社會化大生產和物質精神財富的不斷湧現，共享現代文明的成果。當然，這是社會化大生產和經濟持續發展到壹定階段和水平的必然結果。社會文明的成果不僅僅是少數大資本家和富裕階層享有的專利；在壹定程度上解決了經濟社會競爭的公平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資本主義自由、民主、法治的某種形式與內容的統壹；城鄉差距大大縮小，城鄉壹體化正在成為現實；民族和宗教問題得到了很好的解決。社會領域的這些重大而重要的變革，極大地緩和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矛盾，社會基本矛盾往往不以激烈的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形式表現出來，大部分可以在社會正常成熟的機制內得到調整和解決。這使得整個社會在橄欖型的階級結構、政治法律機制、社會心理、大多數公民的認同等方面獲得了穩定的發展基礎。其次，資本主義國家的職能也發生了重大演變。為適應國家職能從“守夜人”、“警察”向“社會管理者”、“壹般資本家”的演變，其政治制度和職能進行了全面的調整，並經歷了新的發展，如公民權利的擴大、法治的加強、政治結構兩極分化的發展、代議制民主向行政集權民主的演變等等。再問壹次，什麽時候
西方國家的文化正朝著多元化的趨勢發展。以好萊塢、搖滾音樂、麥當勞、可口可樂為代表的世俗文化與傳統夾雜的現代高雅文化並存。體育、電影、唱歌、時裝模特等文化明星主導著大眾文化的走向，文化的管理體系更加完備。借助現代技術，大眾傳媒有了前所未有的發展和強大的影響力。這些西方文化，都隨著西方經濟的強大和資本的對外擴張，成為當代世界中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強勢文化。此外，當代西方國家公民的社會和自然環境保護意識、國家和國際和平意識、社會道德、民主、法治和人權意識以及現代文明的整體素質都比過去有了很大提高，對發展中國家的公民具有普遍優勢。當代資本主義的最新變化全面反映在國際舞臺上。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形成的新壹輪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強勁浪潮。是在西方新科技革命，特別是信息革命和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對外開放和市場經濟改革的大背景下。其特點是新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及其擴散，全球資本大規模流動，市場經濟全球化，企業特別是大型跨國公司經營活動國際化，世界經濟加速壹體化。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這波全球化浪潮的主要特點和趨勢是:第壹，貿易的國際化仍然是這場經濟全球化的先導。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超過了歷史。
任何時期，其增長率都遠遠高於世界生產的增長率。195，1995年，世界出口貿易額從607億美元增長到6萬多億美元，增長了百倍。從1985到1995，世界貿易平均增長率約為5.5%，是同期世界生產平均增長率的兩倍。1996和1997的平均值為7%，是同年世界產量增速的2-3倍。其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進口總額占世界進口總額的近60%，仍處於全球貿易的中心。在它們的推動下，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越來越依賴出口貿易。按不變價格計算，1960年世界出口貿易總額占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為12.2%，1989年上升到18.2%。這說明各國的產品價值有很大壹部分是通過世界市場實現的，各國經濟發展對世界市場的依賴程度在不斷增加。貿易已成為推動各國和全球經濟增長的強大“助推器”和“發動機”。第二，資本的國際化是全球化最強大的動力源泉。在資本主義歷史上，對外經濟擴張的主要方式壹直是傳統的商品和資本出口，但現在對外直接投資已經成為壹種強有力的手段。二戰後，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資本國際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國際直接投資的增長速度空前加快。跨國公司作為資本國際化最重要的載體和主角，也蓬勃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從1985年到1995年，年均增長19%，達到3195。從全球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來看，全球1995為27301億美元，其中僅美、英、日、德、法五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就占65%，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比例更高。另壹方面，發達國家仍然是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首選。到1995，發達國家占26578億對外投資的72.7%。顯然，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仍然在資本輸出和吸引方面起著主導作用。與其他形式的國際貿易相比，直接投資在國與國之間的經濟、政治和文化關系中具有更加密切和綜合的作用。第三，金融國際化是全球化的催化劑和推動力。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的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緊密聯系在壹起，加速了全球金融市場壹體化的進程。世界各地的金融機構和金融中心正在形成壹個非常活躍的全天候國際金融市場，使得資金的配置和融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方便，大大提高了資金流動的效率。據估計，世界金融市場年交易額達到400多萬億美元，是國際貿易額的幾十倍，簡直是天文數字。此外，發達國家的證券交易所都對外國公司開放，允許它們購買自己的股票，因此投資者和籌資者可以在世界各地選擇市場和投資目標，從而實現證券投資的國際化。在這樣的情況下，資本的流動就像壹股巨大的洪流，在世界各地奔湧，結果難以預料。壹個國家的金融危機往往會波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國家和地區，甚至全球，形成“多米諾骨牌效應”；各國實施的貨幣和匯率政策以及國際收支的調整政策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各國央行往往要超越國界，從世界整體範圍來觀察和處理壹個具體的金融問題，以便采取具體的對策。第四，隨著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生產的高度現代化和規模化，專業化和協作化，跨國公司的大規模全球擴張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和轉移，資本主義的世界性生產也發展到了更新更高的階段。過去以壹國內部垂直分工為基礎的合作關系，已經成為世界範圍內水平分工的國際合作生產關系。於是，各國的生產活動緊密聯系，相互依存，在國際範圍內形成了壹個生產和再生產的整體，以至於同壹產品某壹部分的各種零件往往來自許多國家和地區，整個地球成了壹個大工廠，人類仿佛進入了“裝配世界”。跨國公司在全球範圍內優化資源結構和資源組合，生產越來越多的“全球產品”，即生產壹種產品所使用的資本、原材料、技術和勞動力可能來自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其生產的成品銷往不同的國家和地區，這不僅促進了生產的國際化，也加速了資本的國際化和世界貿易的發展。因此，當代資本主義生產的國際化構成了當前全球化的重要物質前提和基礎。第五，隨著世界貿易、資本、金融、生產、市場、跨國公司、信息傳播等全球經濟活動壹體化的大規模擴展和深化，全球政治、文化、民族的融合也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加速；適應全球化大趨勢的全球遊戲規則、價值觀念和秩序規範也在重新調整和形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新的條件下第壹次覆蓋了整個世界。大約有200個國家實行了資本主義制度，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中心-外圍”格局在新的條件下更加清晰明確。中心只有少數幾個發達國家，主要是美、日、德、英、法、意、加這七個國家，但他們卻以各種方式擁有、掌握、支配和消耗了世界上絕大部分的高科技、社會財富和力量。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世界政治經濟格局演變為形成西歐、北美、東亞三大經濟中心，美、日、德、中、俄五大強國的多極世界格局。在當代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包括傳統資本主義國家、傳統社會主義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內的整個世界正在發生持續而深刻的變化，最終將導致區域和全球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壹體化時代的到來。世界資本主義在世紀之交發展到壹個新階段，出現了壹系列最新變化和未來發展趨勢，總體上是資本主義和人類社會歷史的重大進步。這些深刻的變化和進步有許多原因。正如恩格斯所說，許多歷史力量在起作用。當然，其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和動機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同時，壹方面，我們不應該低估20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的發展始終是解放的、持續的。
調整和改革；擴大和規範商品市場經濟；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和突破；以及不斷前進、擴大和完善的自由、民主和法治；以及無產階級的存在、發展、演變和培養，以及大量中產階級的穩定；世界社會主義的存在、發展和變化；它與世界上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存在、反抗、獨立、發展、變化密切相關。另壹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不僅面臨著人類社會發展需要解決的許多重大問題，也給世紀之交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提出了許多新的問題和挑戰。
二，科學社會主義面臨的新挑戰
世紀之交，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發生了壹系列新的重大變化，對科學社會主義提出了新的問題。
中國文化反映在傳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理論及其當代社會主義現實中。
實踐，提出了重新認識、重新探索、重新更新和重新發展的新挑戰。比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變化規律及其基本矛盾和基本矛盾；資本主義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適應、相互調整、相互包容的潛力和空間；資本主義進步和腐朽發展的歷史作用和方向：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和私人壟斷競爭發展到資本主義國家壟斷競爭新階段的變化，從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發展到信息社會帶來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生產力的新飛躍和變化，私有制和剝削的歷史作用和實現形式，及其社會化生產和私人占有的新變化，社會分層和階級結構的新變化， 階級功能、階級地位、階級意識和階級矛盾，市場經濟、企業制度、管理理念和國家職能的形式、功能和特點的新變化，自由、民主、法治和三權分立、普選的政治結構的新變化，政黨制度的“虛偽性”、“正式性”、“代表性”的新變化，經濟和社會危機的原因和作用的新變化。
形勢的新變化，革命的條件、方式、途徑、手段、特點和領導力量以及新的社會形態；十月革命開創世界無產階級新紀元的歷史評價:世界已經進入帝國主義滅亡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結論；論壹個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壹個國家能夠建設社會主義”的論斷；商業化、市場化、工業化、社會化、現代化、民主化、法治化尚未充分發展的落後國家可以通過其他途徑“跨越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壹系列理論觀點和實踐；統壹世界市場解體的結論和兩個平行世界市場的出現；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體制和發展模式絕對對立、相互排斥、互不相容、相互替代的觀念和實踐；現實社會主義發展模式與改革的理論與實踐：現實社會主義的發展階段和未來趨勢；如何處理與現實資本主義的關系；市場化改革過程中的現實社會主義與不斷改革過程中的資本主義有何異同，能否互補，如何互補；如何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中重新定位自己，參與解決全球化給現實社會主義帶來的壹系列新問題；公有制及其實現形式、計劃經濟體制、社會分配保障制度、國有國有企業的功能、歷史作用和定位；現實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私營經濟、私人占有、雇員剝削、階級分化和兩極分化；社會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革命和未來變化：統治工人階級* * *生產黨的執政地位、模式和社會基礎，以及執政黨與國家、政府、人民、社團的關系，以及執政體制、機制和領導方式(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法治和公民權利；知識分子和管理人員的地位和作用等。；無論在觀念上、理論上、實踐上，都將產生巨大的影響，提出強烈的挑戰。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對上述重大變化和新問題在理論上作出透徹、系統、充分的研究和令人信服的回答。導致我們的改革實踐在很多方面遙遙領先，而相應的理論、宣傳、教育、體制、機制、方法卻落後了，仍然在用舊東西，使得理論無法充分解釋現實，無法有效地、邏輯地、歷史地、前瞻性地指導未來；要麽是因為傳統觀念和理論的束縛，改革在深層次難以突破。這兩種情況都使我們自己和改革事業在某些方面不斷面臨困惑、矛盾和徘徊。新世紀給我們帶來了更多的機遇、挑戰、責任和緊迫感。它呼籲政治決策者和理論工作者拿出巨大的勇氣和實事求是的精神，直接思考整個世界和我們國家的歷史、現實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