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來看看紅色題材是如何講述革命歷史的。
紅色題材影視劇的壹些表征,是以往革命歷史題材中所沒有的。比如《長征》就用非特型演員。比如《激情燃燒的歲月》,講述的是後革命時期的愛情、婚姻、家庭的故事。2007年以來,主旋律電視劇呈現出親民、展現人性、引導靈感的整體趨勢。風的越獄,東風雨的浪漫化,聽者的俠義化,古老而審慎的革命敘事在各種流行文化元素的摻雜下產生了某種遊離,呼喚我們以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紅色的意義。在過去很長壹段時間裏,壹提到題材和革命歷史,人們首先想到的總是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和愛國主義宣傳教育意圖,由此產生的異化和偏見往往會使收視率和票房打折扣。自從它被稱為紅色主題以來,這壹缺點逐漸得到了扭轉。新世紀以來,《長征》和《激情燃燒的歲月》被熱議,而《隱》和《隱》都是風頭正勁。為什麽把名字改成紅色那麽吸引人?不久前,青年批評家在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主辦的壹次青年文藝論壇上試圖尋找答案,正如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王磊所描述的,用紅色代替革命,是基於紅色是革命的顏色,紅色等於革命的理論前提或價值認同,是中國* * *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在這個告別革命的時代,用紅色代替革命是壹種語言策略的調整,但不止於此。它隱含著我們30年來文藝觀念的變化,以及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的變化。在眾多評論家的精讀下,我們註意到紅色題材影視劇的壹些表征,這是以往革命歷史題材所沒有的。比如長征選擇了非特型演員唐國強和陳分別飾演毛和江,然後用當紅明星演革命偉人的選角思路在建國和偉大復興之初被廣泛使用。比如《激情燃燒的歲月》講述的是後革命時期革命英雄和革命文藝工作者的愛情、婚姻、家庭故事,這種模式在《幸福如花》、《金婚雨露》等作品中也得到了延續。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馮偉指出,2007年的《只是少男少女》被稱為革命青春勵誌劇,是壹部很棒的前傳。它成功地融合了重大革命歷史劇和青春偶像劇的風格,講述了年輕人的誌向、決心、如何學習、如何修養自己和社會責任,以及愛情和理想的關系。中國傳媒大學中國文化國際推廣研究院李越洋表示,紅色經典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以前的革命歷史劇裏,並沒有討論過組織交給的任務能不能完成。當這個任務變得不可能的時候,主角通過超越自己完成了,故事變成了壹個關於個人主義的故事。李越洋還說,現在的壹些電影表現臥底為什麽要做臥底,不是以崇高的理想和理想主義為理由,而是訴諸於極其簡單具體的理由,比如得到愛情和婚姻,保護自己的妻兒等等。馮瑋將變化總結為:2007年以來,主旋律電視劇呈現出親民、展現人性、引導靈感的整體趨勢。風的越獄,東風雨的浪漫化,聽者的俠義化,古老而審慎的革命敘事在各種流行文化元素的摻雜下產生了某種遊離,呼喚我們以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紅色的意義。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所朱東立做了壹個詳細的比較:文革結束前,文藝作品是用革命的趣味、邏輯和意識形態來描述革命的,內容和形式是完全融合的。如今的紅色題材影視劇,用後革命時代,或者換句話說,消費時代的趣味、邏輯和意識形態,重新呈現革命時代的人和事。紅色題材影視劇的形式和內容與上壹個時代革命的呈現相比,有壹定的距離和矛盾,比如適應消費時代的特點,強調娛樂化和人性化,寫英雄少高大全和大紅,英雄都有些小毛病,都是普通人,等等。這就是80年代末出現的紅色題材影視劇和過去的革命文藝的區別。我們用世俗的、大眾的、消費主義的眼光重新看待那些革命的人和事。這種差異是怎麽產生的?除了時代背景和文化背景的巨大變化,中國藝術研究院馬克思主義文藝研究所孫家山對影視制作的投資水平進行了解讀。他認為,主旋律是壹種特定類型的影視文化生產,不僅有固定的話語模式,而且其生產運營資金和發行渠道都與國家體制密切相關。隨著新世紀的到來,隨著文化領域的市場化改革,紅色題材影視劇復興的壹個制度性原因是我國的電視劇審批制度逐漸變得相對寬松。隨著制度的改變,投資和交換的方式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過去國家投資或企業贊助不再是唯壹的資金來源,越來越多的社會資金以商業投資、金融貸款甚至股票融資的形式流向電視劇制作領域。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電視劇制作的發展過程也出現了類似於美劇、日劇、韓劇的發展過程,並初步形成了針對特定階層和年齡段的程式化、標準化的類型模式。縱向看革命歷史題材向紅色題材的演變,似乎是兩代人視角的差異,從描述和復制革命到消費和重塑革命。而中國藝術研究院影視研究所張通過橫向聯系新世紀以來銀幕人物和故事的變化,以更廣闊的視角梳理了影視作品背後的社會心理。在他看來,《激情燃燒的歲月》的意義在於塑造了泥推將軍的形象,隨後的《歷史長空》、《亮劍》、《狼毒花》等故事都是泥推將軍的故事,石光榮、蔣大牙、李雲龍都是沒有學歷卻總能取勝的英雄。同時,作品如《雍正王朝》、《康熙王朝》、《漢武大帝》等。,講述了中國歷史上繁榮的朝代,大宅門、喬家大院、闖關東等家族企業傳奇也很受歡迎。在這三類影視劇中,人們分享了新世紀以來伴隨著大國崛起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草根、白手起家者開創大業的故事。《潛伏》《刺殺》等諜戰劇流行的時候,也是《奮鬥》《士兵突擊》《我的團長我的團》《杜拉拉升職記》等職場和勵誌故事流行的時候。此時,屏幕上的主角不再是講述如何白手起家創業,成為強者的故事,而是如何在底層找到自己的生存價值和意義。從泥腿將軍到無名英雄的落地,也反映了人們自我期待和心態的變化。這些不同的敘事類型當然會隨著社會和時代的變化而變化。張對說道。可見革命的紅色更替是與時俱進的。正如張所說,大眾文化是世界和人心的晴雨表。關於革命的故事還會繼續講下去,同樣的故事不壹定是同樣的故事。重要的是故事講的時間和社會背景。相比較而言,故事中革命被描繪成什麽顏色似乎不那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