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這種新型股份制企業的誕生在社會上激起的反響，1883年《申報》刊登了如下的壹段評論：“招商局開其端，壹人倡之，眾人和之，不數年間，風氣為之大開，公司因之雲集，雖其中亦有成與不成之分，然其壹變從前狹隘之規則。”可見這種發行股票籌集資金興辦企業的方式，對於打破此前只有獨資和合夥方式興辦企業的規則以及對於開闊國人視野具有的作用，也可見新成立的招商局影響之至深至遠。因此，在中國近代經濟史和企業發展史上，輪船招商局的成立，都成為重大的和裏程碑式的事件，成為開啟中國股份制企業興辦大門的標誌，成為壹個新時代就此來臨的宣告。
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成立股份制企業需要什麽手續？有什麽規定？股份制企業的股票什麽樣？有什麽內容？通過什麽途徑或網絡發行？又通過個麽方式進行買賣？股份制經濟作為壹種商品經濟和信用經濟發展到壹定階段的產物，體現其權利的有價證券股票，其法律效用在當時是通過什麽方式得以體現的？在此前的中國社會中，開辦傳統工商企業的方式壹般不出以下兩種：壹種是“各出資本，各樹旗鼓”的“獨資”形式；另壹種是“合夥”的方式，即部分有***同目的的人聯合開辦，“合眾力而成”。這種合夥方式本身又還具有兩個特點：壹是規模不大，二是即使“合開壹鋪，合創壹行”的時候，“股東皆須在場，以資稽察”。股東“或有不親到場者，亦必令親信人為之監察”，斷未有從未謀面而可以入股者”。那麽，在幾千年相沿成習的情況下，在當時清政府尚未對股份制企業制定相應規則措施，也沒有證券交易法等法律法規進行規範的情況下，這家“中國第壹股”在打破此前的慣例後是怎樣解決這些問題的？
我們先來看看這份股票，這份股票在今天看來是如此樸素甚至稱得上簡陋（見影印件），現將《輪船招商公司》的股票影印件上的文字全文照錄如下（標題及騎縫文字略，標點符號為筆者添加）：
“輪船招商局為給股份票事奉直隸爵閣督部堂李奏準設局招商，置備輪船運漕攬載，劄飭商辦等因在案。當經本局議定召集股銀壹百萬兩，分作千股，每股銀壹千兩。先收銀五百兩，每年壹分生息，閏月不計，另給息折。期至八月初壹日，憑折給付。如本股出讓，須遵定章辦理，毋許私相授受。倘有故違，壹經查出，即將本股停息，俟繳票到日，給本銷冊，以昭慎重。今據送到股本，合給聯票壹張、息折壹扣、局章壹本收執。須至股份票者。
今收到省府縣人壹股豆規銀五百兩正
同治年月日給商總商董（此處豎排並列）第號
這裏有不少值得我們註意的東西。
首先在敘述招商局緣起和招商局性質及用途的第壹部分文字中，強調了招商局是當時擔任直隸總督的李鴻章向皇帝“奏準”設立的企業，也就是得到皇帝親自批準設立的企業。這裏強調了企業的性質不是別的，是“劄飭商辦”，即朝廷允許其商辦。因為這是中國歷史上朝廷允許商辦的第壹家新式工商企業，顯示出這家中國第壹股所具有的開創性和前所未有的特殊性。在以此來加強其合法性與權威性的同時，也界定了這家企業設立的重要意義和責任的歸屬。
從有人提出引進輪船和開辦西方式的新型企業到招商局成立，晚清朝野之間經歷了十多年時間的徘徊、爭議、反對，障礙重重。如果不是李鴻章抱定此事是“毅然必行之事，破群議而為之”去推動的話，招商局還不可能在1872年成立。但這份股票上點明這壹點，並非是為李鴻章表功，而是有對外宣傳自身的權威性和公開確定責任關系這壹層考慮在內的。“招商局由李鴻章奏設，局務應由李鴻章主政”，出自總理衙門的這句話，除了進壹步確認了招商局與李鴻章之間的關系外，也明確了企業的責任歸屬。這壹點，對於當時社會裂變期中國新型企業的生存環境和條件，同樣起到了畫龍點晴的作用。
其次是股票中對企業本身情況的說明，即對該局的總股本、每股的金額和分配方面的規定以及需註意事項的說明中，出有幾點很不尋常：壹是每股的金額特別大，如按每股壹千兩計算，總股本只有壹千股，即使按先收壹半即五百兩，每位股東再接平均購買壹股算，股東總數也只有2000人，何況不可能每位股東都只購買壹股，因此股東總人數低於2000人是可以肯定的。這個規定，與傳統中國社會中合夥企業的股東數量壹般不多是壹脈相承的。二是文字中明確有“每年壹分生息”的規定。這個“壹分生息”的規定在招商局的局規中被稱為“官利”，是每年不管企業經營情況如何都必須發放的固定股息，如果企業經營得好，利潤率超過壹分，超過壹分發放的利息被稱為“紅利”或“余利”。這壹點，與西方企業中的優先股的規定還壹樣，因為當時甚至沒有優先股的概念。因此，這個規定絕對可以稱得上是有中國特色的東西。西方壹般股份制企業通行的規則，是股票收益應視企業的效益如何而定，而不能事先規定固定的利息率。規定利率的現象，壹般只存在於債券的發行中，招商局這時既無優先股的規定，而“官利”的特點又與壹般西方式股份制的規定有明顯區別。因此從這個意義上看，當時的這份股票又帶有債券的性質。有意思的是，由招商局“開其端”的規則中也包括這個“官利”的分配制度在內。在招商局之後陸續成立的其他企業如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徐州利國礦務局以及20世紀後中國成立的其他各類型的股份制企業中，這種規定都壹直存在，並且壹直到1956年資本主義企業全行業實行公私合營改造時才被定息所取代。三是在交款購買股票時，除拿到留下存根後的股票年，還同時發給領取“官利”的息折和局章各壹本。也就是說，通過這些方式以及規定，在強調這份股票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同時，還保證其在運作中的可操作性。
總之，從這份股票中留下的這些規定以及嚴厲的語氣看，給人的印象是除了有關企業的規定外，似乎是企業股票的味道少而官方文告的味道多，但也正是在這些地方，透視和散發出歷史變化的氣息。
從票面形制看，當時被稱為“股份票”的這份老股票的票面很樸素，除文字和標題外，沒有更多的圖案裝飾，文字四周用線條圈圍，圈圍出來的票面形狀與清代過去流行的當票、煤窯的窯照和鹽商的執照等幾乎完全壹樣。顯然，新型股份制企業的股票采用這種歷經官方認可、又被社會熟知承認、具有法律效力的憑證和執照的形制，與從法律方面保障其有價證券性質的考慮分不開。它與股票文體中采用的官方告示性語言，以及在操作方面的嚴格規定壹起，構成了股票作為有價證券的法律依據。從股票的格式方面看，標題名稱均由右往左橫書，其余文字豎排。股份票與股份票存根為二聯票，二者並排印刷。股份票在左，存根在右，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只是標題名稱與行文中的個別文字有異。關於股票發行的有關規定和程序，輪船招商局局規中有如下記載：“本局刊立股份票、取息手折，股各收壹紙，編列號數，填寫姓名、籍貫，並詳註股份冊，以杜洋人借名。其股票息折，由商總商董會同畫押，蓋用本局關防，以昭憑信。如有將股讓出，必須先盡本局，如本局無人承受，方許賣與外人，壹經售定，即行到局註冊。但不準讓與洋人。設遇股票息折遺失，壹面到總局掛號，壹面刊入日報，庶使大眾鹹知。俟壹月後準其覓保出結，核對補發。”
發行的規定是如此，在當時的交通、信息和金融條件下，這些股份制企業又是通過什麽途徑招商集股籌集資金，通過什麽方式進行股票買賣的呢？說起來令人難以置信，這家近代中國第壹股的發行，壹開始竟然主要是通過人脈關系進行推銷認購的，也就是當時人形容的“因友及友，輾轉邀集”的方式籌集的。但聰明的人們很快就意識到此種方式的局限性，在將每股股銀的數額從500兩降到100兩，以便更多人可以認購入股的同時，也采取了登報刊廣告的方式進行宣傳和通過各地錢莊票號代收股銀的方式進行籌集，使自己得以充實實力，得到發展。
通過發行“近代中國第壹股”籌集資金興辦的這家新式企業確實也沒有使人失望。在其成立後與當時英美在華輪船商不可避免的跌價競爭中，先是依靠清朝政府的貸款，在4年之後壹舉整體收購了此前氣焰不可壹世的美國在華最大的輪船公司——旗昌輪船公司，使自己的輪船數壹下達到了30余艘，成為當時中國領水中中外輪船公司中單家輪船數和噸位數都居第壹位的輪船公司，並隨後迫使兩家實力最強的英國輪船公司——怡和以及太古輪船公司簽訂了限制價格變動的“齊價合同”，在長江、天津、福州、寧波等主要航線上，招商局壹家公司的分配比例都在40%～50%之間，取得了分配比例占優的地位。
而發行“近代中國第壹股”的招商局也獲得了社會的認可。僅僅10年，招商局面值100兩壹股的股票，在上海的市價已經漲到了200兩以上，在1882年的壹段時間，甚至達到260兩的高位。同時，還帶動了壹批通過發行股票籌集資金興辦的企業的相繼誕生，到1885年也就是招商局成立13年時，這種通過發行股票興辦的股份制企業數量已經增加到39家，並在19世紀80年代初掀起了壹股小小的興辦股份制企業的高潮，甚至直接催生了中國第壹家民間的帶有證券交易所雛形的股票公司——上海股票平準公司的誕生。
總之，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我們可以說，“近代中國第壹股”中，凝結著近代中國不甘落後不肯淪亡的各層次中國人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做的努力和奮鬥的痕跡。這張小小的股票，不僅是當時中國人實業救國努力的見證，也是近代中國工業化開始起步的標誌。
近代中國工業化開始於19世紀60年代，在近代工業化的發展過程中，其總是遭遇壹些制約障礙，這些障礙嚴重地影響著近代中國工業化的順利進行和其水平的提高。在近代中國工業化發展過程中，其所遭遇的最主要的障礙有兩個：壹是沒有足夠的資本積累，另壹是沒有壹個保護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強大的政府。
經濟學家認為，任何壹個國家或地區在其工業化開始之前，某些重大的障礙必須清除，而另壹些有利的因素則必須創造出來。他們認為，任何單壹的“障礙”或“先決條件”，都有辦法避開或找出替代辦法，但存在許多障礙或缺乏各種所必需的前提條件，將會給經濟發展造成重重困難，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將無法發展。
開始於19世紀60年代的近代中國工業化，從其發動之初就面臨著諸多障礙的約束。這些障礙的存在，使得近代中國工業化取得的成果十分有限。當時，幾乎與中國同時起步的日本，在20世紀交替之際基本實現了工業化，而中國則遠未實現。美國學者費維愷說：“在第壹次世界大戰前的幾十年中，中國尚未像日本那樣由壹個農業國轉變為壹個工業國，不過也有了壹些工業化的成果，但規模有限，大約相當於日本發生巨變的明治維新時代。” 中國工業化發展水平落後於日本的根源就在於這些難以逾越的障礙約束與阻滯。在諸多障礙中，對中國工業化發展影響最大的障礙主要是兩個，現分別論述如下：
1、沒有足夠的資本積累，使中國近代工業化建設總是經常遭遇資本瓶頸的制約。
幾乎所有工業化國家的經歷都證明了這樣壹個規律：工業化開始前需有壹個資本積累的過程，而工業化開始後則必須保持資本的持續供給。然而，中國工業化建設，不僅開始前沒有壹個資本積累的過程，而且開始後也不能保證資本的持續供給。造成中國工業化建設資本瓶頸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究其主要則有三：
壹是有限的社會剩余通過不平等條約而被列強剝奪、侵占，使得中國可能有的社會剩余不是轉化為了本國工業化建設的資本而是成為了諸列強資本積累的壹個來源。鴉片戰爭結束時簽定的《南京條約》開西方列強向中國政府直接索要戰爭賠款之先河，自此之後，向中國政府索要戰爭賠款的噩夢連連，綿延不絕。概略統計，西方列強索要的主要賠款大致有：《南京條約》英國索賠2100萬（銀）元；《北京條約》英法兩國各索賠800萬兩；《馬關條約》日本索賠2億兩，另加“贖遼費”3000萬兩；《辛醜條約》各列強***索賠4.5億兩，分39年付清，年息4厘，本息合計9.82億兩。當時，清政府全年財政收入（銀）僅8000余萬兩，僅庚子賠款，就須付出12年以上的全部財政收入。為了償還庚子賠款，清政府不得不下令各省分擔以湊足款數。僅庚子賠款壹項就成為中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財政的沈重負擔，更何況還有其他賠款呢？所以，通過不平等條約所強加給中國的賠款，使中國人喘不過氣來。 美國經濟學家吉爾伯特·羅茲曼等人說：“在義和團事件之後的年代裏，中國每年償還外債的數字是4200~4300萬兩白銀。此數幾乎占到中央政府微薄收入的壹半，超過了100年前清廷的全部歲入。” 為了償還因賠款而造成的外債，清政府除了動員壹切社會剩余外，還不得不借附有高額利息等條件的外債，僅1894~1901年的8項借款（匯豐銀行、匯豐鎊款、瑞記借款、克薩鎊款、俄法借款、英德借款、英德續借款、庚子賠款借款）所付本息銀數，在1899年均占歲入額的25.9%，占歲出額的22.8%，到1905年約占歲入額的41%，占歲出額的31%。 因而，面對著西方列強咄咄逼人的戰爭賠款，中國社會很難有足夠的剩余轉化為資本積累，進而保證工業化發展的資本需要。
二是缺乏社會剩余向資本積累轉化的意識和機制，使得中國即使在近代及近代以前的時期出現了社會剩余，也沒有向資本積累轉化，從而使得中國在工業化開始時並沒有壹個資本積累過程。雖然按照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等人的觀點，進入近代之前的中國已陷入了“鎖定”狀態，但並不是說近代之前的中國就完全不發展了，甚至沒有任何社會剩余了，而事實則恰恰相反。有人計算過，在英國發生工業革命的18世紀中晚期，清朝財政收入大約為4500~5000萬兩白銀（不包括地方和省級政府留用的額外附加稅收）。其中，1000萬兩用以維持中央政府開支（3/4為軍費），大約2500萬兩用於省級和地方政府開支（3/5用於軍費）。中央政府積累的剩余額正常為每年700~800萬兩。 應該說，這個剩余額是比較大的，但是，清政府並沒有把它轉化為發展經濟所需的資本積累，而是將其中的大部分用以津貼世襲的滿族旗軍，它們根本就沒有要將社會剩余轉化為資本的意識。
進入近代以後直至清朝末年，農業生產還是有剩余的，而且，在經濟學家看來，農業剩余是壹個國家或地區發展工業化最為重要的資本來源。 根據王業鍵的研究，即使到清末年，農業畝產為243斤，當時的耕地面積為12.1億畝，在正常的情況下應該收谷2940.3億斤的糧食。當時人口為4.1億人，假定每人1天消費1斤糧食，則壹年的糧食總消費量為1496.5億斤，約為生產量之半。這是正常狀態下的情形。中國的天災人禍幾乎連年不斷，收成只能以七成計算，約為2058.21億斤，還是足夠食用而有剩余。如果能利用此500億斤的剩余糧食充作發展工業用的資本，顯然是壹筆可觀的數字。 但是，中國的清政府並不扮演壹個積極的角色，沒有人想到以農業補貼工業、進行資本的積累與轉化。對照日本的工業化，可以看到，其工業化資本的最重要來源便是農業。根據明治政府的財政收入決算報告，土地稅收入（主要是農業稅收）占政府全部稅收收入的比率在1873年以前並不很多，如1867年12月—1868年12月為6.1%，1869年1月—1869年9月為9.7%。而從1873年起，這壹比率便急劇上升，如1872年10月—1873年9月即達到71%，以後兩年分別為80.9%和78.5%。在直接稅的總額中，農業負擔的比率在1883~1887年是87%，到1910年時仍在50%以上，而農業在國內凈生產中的比率1883~1887年只有44%，1910年時只有30%。 具體而言，農業部門為日本工業化提供的剩余，1888~1897年間為6200萬日元，1898~1907年間為10600萬日元，1908~1917年間為16100萬日元，1918~1927年間為29900萬日元。從1888~1902年，由稅收調動的農業剩余資源約要占到非農業投資的近60%。 由此可見，農業剩余對日本工業化的貢獻有多大！
三是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均以及“有土斯有財”的觀念，使得本來數量就不是很大的社會剩余不是轉化為了工業資本，而是變成了土地資本，沈澱在土地中。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以小農經濟為主體的，除了勉強滿足自己的日常開支之外，小農幾乎很少有剩余。而出租土地的地主，依靠超過50%以上的地租率，聚斂了不少錢財，形成中國社會的分配不均。據研究，1880年的全國生產毛額為27.8億元。紳士竟然占了6.75億元，高達24%。 而紳士僅有800萬人，不過全國人口的2%。2%的人口占有了社會財富的24%，社會的財富分配是十分不公平的。按照古典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的理論，社會的分配不公，應該是有利於積累和擴大再生產的。而中國的1/4財富集中於極少數的紳士手中，他們是絕不可能將24%的生產毛額都消耗掉的。如果以10%的數字投資生產，便是壹個高投資率的國家。 但這只是壹個假設，整個清朝時期中國並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為什麽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未形成有利於工業化發展的資本積累呢？這是與中國傳統的“有土斯有財”的觀念分不開的。傳統時期的中國人，認為土地是唯壹的具體財富，有了錢便購買土地。即使不買土地，也是將現金窖藏起來，而鮮有以之投資壹般工商業者。這個根深蒂固的觀念阻礙了中國有限的社會剩余向工商業資本轉化，使得工商業的發展始終無法擺脫資本瓶頸的制約。這種狀況壹直到近代後期才有所改觀。
2、沒有壹個保護和促進經濟發展的強大的政府，從而使得發展經濟失去了其所需要的穩定、良好的環境。
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曾指出：“國家越落後，壹個開拓性政府的作用範圍就越大”，“軟弱的政府不能維持自己境內的秩序。” 羅斯托也說：“在政治方面，建立壹個有效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是（起飛）前提條件階段的壹個決定性的因素，而且差不多普遍是起飛的壹個必要條件。” 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或發動工業化，壹個強大的政府是所必須的。壹般來講，壹個強大政府的其功能主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創造經濟增長的初始條件，推動資本積累，確定“增長極”，制定經濟計劃，維持政局穩定，創造良好環境，制定相關制度和經濟立法，解決社會沖突等。 在近代中國，軟弱無能的政府根本無法為工業化的啟動和建設提供服務和保護，中國近代的工業化在驚濤駭浪中曲折前行。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壹，政局的相對穩定是經濟繁榮的前提條件，近代中國因沒有壹個強大的政府，從而無法為工業化建設創造壹個穩定、祥和的環境。
總的來說，近代中國社會是壹個充滿了動蕩和災難的時代。戰火綿延，不絕於天。就其大者，各類戰爭不下十余次。僅列強發動的侵略戰爭就有：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1931年日本侵華戰爭、1937-1945年日本侵華戰爭；此外，國內還爆發了諸如太平天國戰爭、義和團運動等；為了爭權奪利，北洋軍閥以及新軍閥混戰又長達數十年。據統計，辛亥革命以後，1912~1922年10年間，全國發生的有壹定規模的內戰179次，幾乎每個月壹次；1912~1927年的16年間，北洋政權更換了13任總統，46屆內閣，平均15個月壹位新“元首”上臺，四五個月壹個新政府宣誓就職。所有這些，使得近代中國工業化建設猶如風雨飄搖中的壹艘隨時可能沈沒行船，密布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