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發行的“輪船招商公局”股票
上圖就是“中國第壹股”的票樣，只看上面的文字代表的意味，足有亮瞎時下股民雙眼的效果。
大清朝廷“劄飭商辦”，用今天的話講是“首批混合所有制改造試點”；直隸總督李鴻章出手“奏準設局”，則“李鴻章概念股”，比“黃光裕概念”不知道高到哪裏去了；“輪船運漕”，每年幾十萬兩白銀旱澇保收，絕對的“高科技政府項目”，比起掛風帆的沙船運漕，妥妥的產業升級。
“產業升級加混改”題材集於壹身，又是國內獨家“特許經營”輪船（當時的高科技）運輸企業，剛壹出生就捧上了金飯碗，更何況1000兩壹股的股票，先交500兩就能拿走，無論盈虧，股東每年都有1分的官利，也就是年固定股息10%。
這樣的個股，上市之後，是不是得連續10個漲停板才靠譜？
不幸的是，輪船招商局初創之時，招股極其困難，按照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的說法是“招股年余，無人過問。”
在此之前，李鴻章對於自己這套“官商合辦”的手段頗為自得，於1872年12月23日《試辦輪船招商局折》中述及：
“叠據稟稱：會集素習商業殷富正派之道員胡光墉、李振玉等公同籌商，意見相同，各幫商人紛紛入股，現已購集堅捷輪船三只。”
可見李鴻章對於胡雪巖（胡光墉）主動當“肥羊”給予了厚望，起碼做個千金馬骨，引領商人入股也是正辦。不想事到臨頭胡雪巖以“畏洋商嫉忌，不肯入局”，搞得李鴻章只好從天津練餉錢中撥出20萬串（編者註：還記得盛宣懷的煤礦本錢吧？），不足部分，讓總辦朱其昂（註：沙船商人）自掏腰包墊付，經營更是舉步維艱。
原因何在？
以胡雪巖為首的買辦、錢商，按照今天的說法是“銀行家”，深知胳膊擰不過大腿，李中堂要和妳合作“高新技術產業”，說好聽是生意，說不好聽了就是命令，真進了董事會，反倒要跪著聽招呼，何苦來哉？
至於說暴利誘惑就更是談不上了，10%的年收益率，在李中堂看起來是不少了，畢竟當時廣大農村的土地利潤率只有4%左右，但在胡雪巖、李振玉、南潯四象八牛之類的大商人眼裏，根本就不夠看。
當時僅僅內地貿易的利潤率即可達20%，國際貿易的利潤率更多達40%，沿海商人平均利潤率也能到30%左右。（郝延平[美]：《中國近代商業革命》）
在正常貿易之外，還有白銀銅錢兌換的投機、銀兩與銀元的投機、票據的投機等等伴生的機遇，胡雪巖、李振玉都是錢商出身，可謂此道的行家裏手，操盤利潤還要翻番。
因此，不僅胡雪巖等人不玩，江浙買辦圈子也少人問津“輪船招商公局”這個“大型壟斷國企”，原因很簡單，沒人願意自掏腰包給李鴻章制造壹個“愛國大玩具”，同樣的“玩具”，在前幾章裏就提到過，盛宣懷的湖北煤礦、鐵礦，終究只是個騙財政撥款的故事罷了。
李鴻章是壹個合格的官僚，此路不通換條路，“官商合辦”不可取，“官督商辦”行不行？江浙商人不熱心，廣東買辦行不行？
1873年5月，掛牌開張半年的“輪船招商公局”又換了牌子，改名“輪船招商總局”，企業改為“商辦”，規定商股自負盈虧，官方只起監督之責，前期付出了巨大成本卻辦不成事兒的總辦朱其昂退居會辦，李中堂嫻熟地完成了壹次“卸磨殺驢”。
接任總辦的是廣東香山商人唐廷樞，他的身後跟著兩位名人——香山人鄭觀應、香山人徐潤，香山買辦小圈子基本掌握了輪船招商總局，此後十余年間，局面完全翻轉。
1875年，在英國太古、怡和輪船公司，美國旗昌輪船公司等外商聯手壓運價的惡劣形勢下，輪船招商局盈利15萬余兩；1876年，盈利34萬余兩；1877年，輪船招商局斥資200多萬兩白銀買下旗昌輪船公司，仍盈利45萬余兩；1879年，運價回歸正常，盈利翻倍，直超76萬兩。
公司治理水平飛躍，盈利能力節節攀升，1874年輪船招商局又開始發放10%的高額股息，利好消息不斷，股價卻仍然不溫不火。1876年，已經改小面額到100兩1股的招商局股價仍在40-50兩徘徊。
奇怪嗎？根本不需要喊冤，因為當時外資企業的股票也沒幾個人看得上，簡言之，市場沒培育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