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信股票在民間的發行並不順利，廣大紳民並不踴躍響應。昭信股票的籌集對象還有各個階層的商人，而負責發行及給票、收款的機構為戶部昭信局和各省昭信分局。為使民眾了解並購買昭信股票，各級官吏又介入到昭信股票的發行中來。在壹個封建國家中，行政手段及技術有限，官吏的專業化技能及素質偏低，又缺乏監督機構，結果官吏貪婪與否全在於道德水平的高低，形成了委托——代理中所謂的“道德風險”。在昭信股票的募集過程中，官吏先是勒索，“力僅足買壹票，則以十勒之；力僅足買十票，則以百勒之”。若勒索不成，就“始而傳問，繼而差拘，甚且枷鎖羈禁隨之”，采用各種行政強制措施，進行強迫性銷售及勒索，壹時民怨沸騰。在不到壹年的時間內，就有順天府同知謝裕楷、劉仲蠨，安邱知縣俞崇禮等因借籌集股款勒索擾民而被監察禦史參奏[3]。 官吏的腐敗行為，大大提高了這次公債發行的隱性成本，影響極為惡劣。
握有實權的地方長官，大多對昭信股票的發行持有異議。他們或是陽奉陰違，或是半心半意，甚或截留挪用。昭信股票發行伊始，湖廣總督張之洞就上疏表示湖北雖能籌款“十萬余兩”，但商民力量微薄，恐難再籌。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劉坤壹更以“本省之款供本省之用，理勢宜然，最為簡便”為由， 截留昭信股款。山東巡撫張汝梅也上疏請求截留山東昭信股款40余萬兩，用於山東賑災費用。
由於發行不力，再加上各種弊端叢生，清政府不得不於1898年年底草草停止了昭信股票的發行。其時，昭信股票只發行了1000萬兩白銀的債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