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作為壹種思潮，其興起的背後是大國利益的影子。
美國精英集團深刻認識到，凱恩斯知識與貨幣學派的爭論，自由市場與政府幹預的爭論，平等、正義與資本效率的爭論，不僅是關於具體經濟政策、經濟管理方法、經濟結構等局部問題的爭論，更是關於美國所代表的整個經濟倫理道德的根本性爭論，進而是關於美國霸權地位的歷史性爭論。
70年代初的新自由主義，包括相信市場萬能的貨幣學派，最初只是少數人信奉的信條。20世紀60年代初和70年代是美國面臨嚴重戰略挑戰的時期。那段時期，美國精英群體信奉的沒有政府幹預的市場經濟體制面臨嚴峻挑戰。這種制度上的挑戰是全方位的:在美蘇對抗中，蘇聯處於攻勢，美國處於守勢，美國在兩霸對抗中開始力不從心，從而面臨戰略調整，出現尼克松主義；發展中國家普遍將政府幹預和社會公正視為經濟發展的典範。被稱為美國後院的拉美國家，選擇了國有和政府幹預。在美國自己的陣營中，西歐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已經在歐洲執政，具有社會主義特色的制度和政策特征在歐洲進壹步顯現，實現了大規模的國有化和政府幹預；另壹方面，日本用不同的經濟模式挑戰美國的體系。就世界而言，人類的經濟實踐已經明顯偏向了公平的壹面。就美國而言，從羅斯福實施“新政”到上世紀70年代，已經過去了幾十年。政府幹預、社會福利、工會力量和政府控制已經滲透到經濟的各個方面。市場不再是傳統市場。當時傳統的自由市場被人汙染了，主張削減公共產品、私有化、大力減稅和社會福利的人沒有太大市場。此外，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之後，美國問題重重。學生運動風起雲湧，工會力量日益壯大，越戰泥潭越陷越深，通貨膨脹高企，失業率不斷攀升。1970，通脹率超過6%，1971，高於4%。
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出現了對美國傳統制度的批評，壹種強有力的、廣泛的批評。這種批評挑戰了美國所體現的傳統資本主義的合理性，而美國制度和美國霸權正是建立在這種合理性之上的。這是美國在上世紀30年代大危機之後面臨的又壹次巨大挑戰，也是價值體系的挑戰。
任何國家的政治經濟制度都是建立在自己的價值體系之上的。這個價值體系壹旦崩潰，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體系也會隨之崩潰，造成國家利益的大量損失。因此，這種價值體系的挑戰不僅是經濟理論和政策的挑戰，也是國家根本利益的挑戰，是美國霸權及其道德基礎的挑戰。如果不能成功應對這壹挑戰，將導致美國霸權的徹底崩潰。這壹挑戰的嚴重性與蘇聯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面臨的挑戰十分相似。這壹挑戰的實質是對蘇聯制度道德基礎的挑戰。蘇聯未能成功應對這壹挑戰，其經濟體系失去了合理基礎。隨著世界範圍內對蘇聯體系的拋棄，蘇聯霸權迅速瓦解；隨著對蘇聯原有制度信心的喪失，蘇聯整個經濟體系迅速崩潰。
美國的保守精英集團對這種挑戰帶來的歷史危機感的洞察要比後來的蘇聯深刻得多，態度也堅定得多(當然，也許蘇聯精英是基於理想的喪失而選擇放棄和投降的)。他們敏銳地意識到，對道德基礎的任何挑戰都是戰略挑戰和生存挑戰。對內，他們開始尋求取代羅斯福“新政”以來建立的許多制度和觀念，取消“新政”以來的許多社會經濟政策，實行自由市場經濟；國外開始尋求輸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信條，甚至為其他國家培養新自由主義的信徒和推動者。
總之，他們要重建美國制度的道德優越感，讓美國制度成為世界上唯壹有道德基礎的制度，在全世界推廣美國制度。
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顯然不可能在壹夜之間扭轉公眾認識，回到自由市場時代。要把新自由主義從少數人的信條變成許多人的知識，從理論變成實踐，扭轉已經形成的歷史慣性，並不容易。需要新自由主義者齊心協力，全面出擊，長期努力。如何才能組織分散的孤軍奮戰的新自由主義者？怎樣才能在全國各領域形成新自由主義的自覺聯盟？怎樣才能把各種新自由主義統壹在壹個簡單的旗幟下？如何找到這面簡單明了，又有很強感染力和號召力的旗幟？
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正是新自由主義所缺乏的。
影響歷史的重大事件往往是偶然發生的。
1971年，美國發生了這樣壹件偶然事件。1971年，劉易斯？f？勒夫。鮑威爾對他的朋友、美國商會會長小尤金？小西德諾提交了壹份備忘錄。這就是著名的鮑威爾宣言，新自由主義的動員令。鮑威爾是美國著名的律師。他是1964—1971壹家大型煙草公司和其他幾家公司的董事會成員，曾經是美國煙草行業的合法代理人。
備忘錄提出兩個月後，他被尼克松提名，國會批準，到最高法院任職。
對於新自由主義來說，這份備忘錄的標題很有啟發性:對美國自由企業制度的攻擊。這是捍衛美國傳統經濟體系和代表美國經濟體系的意識形態的動員令；代表美國企業利益，尤其是大企業利益的宣言；推動新自由主義在美國迅速發展並在短時間內取得驚人成功的標誌性事件。這份備忘錄為新自由主義者，尤其是大型企業，提供了壹個大膽而全面的綱領性行動計劃。這個宣言主要有三點:(1)美國自由企業制度遭受了可怕的攻擊；(2)對付這種攻擊，任何簡單、零碎的方法都是無效的；(3)美國商界必須采取聯合行動。美國前民主黨參議員比爾？布拉德利曾指出:“但在* * *和黨在1964的選舉中失利後...他們開始思考如何讓自己的想法對選民更有吸引力。作為這項工作的壹部分，他們求助於劉易斯？鮑威爾...1971年，鮑威爾為美國商會撰寫了壹份裏程碑式的備忘錄。在這份備忘錄中，他主張進行全面、協調和長期的努力，在校園內的學術期刊和新聞媒體上傳播(新自由主義)的概念(紐約時報，2005)”。有人稱之為改變歷史的備忘錄。
在這份備忘錄中，他壹開始就明確指出:“沒有壹個有思想的人會否認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正在受到廣泛的攻擊。”“我們受到的不是零星的或孤立的攻擊”，“而是廣泛而持續的攻擊”，而且這種攻擊“獲得了強大的勢頭”。
這些攻擊來自哪裏？除了美國普遍認為的傳統“左傾”勢力，他認為這種對自由企業制度的攻擊來自“社會中那些受人尊敬的元素”，如大學校園、教會論壇、新聞媒體、知識分子、人文雜誌、藝術和科學、政治家。換句話說，這種攻擊來自社會的方方面面。他特別指責美國媒體，許多媒體出於各種動機，與這些“攻擊者”合作，或者默許充分利用媒體。他指出，美國企業並沒有對這種攻擊進行有效反擊，反而實際上容忍了這種對自己的“破壞”；他指責美國大學年復壹年地培養批評現有制度的畢業生。他認為這些人人數不多，但他們有很大的能量和影響力。他所描述的是來自系統內部的全面攻擊。
他認為企業高管不應該單純追求利潤，還應該捍衛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他甚至建議，企業至少要有壹個執行副總裁級別的主管，專職對抗這種攻擊。換句話說，企業家要在是非面前講政治。
他認為，沒有協調的單個企業努力是不夠的。他主張美國新自由主義者，尤其是商界，應該團結起來，齊心協力，長期不懈地努力。他提出“力量來自於組織結構，來自於周密的長期規劃和實施，來自於年復壹年不間斷的努力，來自於通過聯合行動獲得的經濟能力，來自於通過聯合行動和國家組織獲得的政治權力。”
他認為，大學校園是這種反對自由企業制度的思潮的“最活躍的單壹源頭”。許多大學教授對美國的自由企業制度失去了同情，這些人傾向於批評而不是評論當前的制度。“他們有人格力量和吸引力；他們是發人深省的教授，他們的爭議吸引學生追隨；他們是多產的作家和講師；他們出版了許多教科書，對同事和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影響——遠遠超過他們的數量。”他認為這種對美國企業制度的批評是不公平的，這些人的影響力在校園裏沒有得到適當的平衡。他們影響了數百萬學生，這些不相信美國企業制度的學生畢業後進入了媒體、政府、政界和教育，甚至企業。言下之意，大學校園培養了美國企業制度的破壞者。
在他看來，要解決這個校園根源，必須強力介入校園，采取“建設性行為”，以達到重建學術共同體“正義與平衡”的目的。所謂“公正與平衡”，就是要用強力幹預的手段“公平”對待自由企業制度；這些關鍵因素受到限制。為此，他提出要大力發動壹批相信現有體制的高素質社會科學家，包括那些有國家聲譽的學者；檢查教科書，確保現行制度得到公平對待；制衡老師，清理那些不利因素。
他還提出了壹系列關於公眾、媒體、學術期刊、報紙和書籍、小冊子和付費廣告的監督和批評的建議，以及關於政治、法院和股東的建議。這些建議的目的是如何影響公眾相信美國的企業制度。他的主要目的是改變個人和社會對企業、政府、法律和文化的看法。顯然，這是壹個持久而全面的捍衛體制的大戰略。這是壹個美國精英集團控制話語權，通過話語權制造輿論，重塑公眾思維導向的策略。
這份備忘錄對美國新自由主義的復興影響很大。新自由主義者聽從了他的建議，在這份備忘錄的直接影響和鼓勵下，建立了壹系列機構，包括美國著名的智庫——傳統基金會。這些機構旨在用幾年、幾十年的時間改變和重塑美國公眾的價值觀和信仰，使自由市場制度深入人心，從而使在美國推行新自由主義成為可能。在隨後的10年裏，美國新自由主義從零星的“遊擊隊”迅速發展成為主導意識形態，這並不是奇跡。如果說在這份備忘錄出現之前，新自由主義還處於壹個“自由”的時期，那麽這份備忘錄的出現，使其進入了壹個“自立”的時期。在此期間，新自由主義建立了壹個巨大而有效的“精神基礎設施”，大企業和實業家為此提供了源源不斷的捐款。這些捐款被用來建立和資助大量的智庫、壓力集團、代表特殊利益的基金會、法律服務中心、學術研究和學術基金、出版和電視機構、有傾向性的媒體、政治咨詢機構、民意調查機構和公共關系機構等等。而且幾乎在所有領域都收編了壹大批國內知名的“權威”，或者高舉起來，為新自由主義開路。
正是這種新自由主義的長期不懈的齊心協力，加上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的失敗和給美國帶來的種種困難，才逐漸改變了美國公眾的價值觀，使自由市場的萬能觀念從壹小群人的、影響力不大的、不被大多數人接受的觀念，逐漸轉變為壹種被普遍接受的價值觀，從美國保守的非主流思潮轉變為壹種世界性的流行價值觀，甚至被壹部分人奉為普世價值。
這個備忘錄出現在1971。從1971到裏根上臺時的1982，實行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用了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