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於當前經濟狀況的風險溢價或有條件風險溢價。這兩種風險溢價是不同的。比如1989年末的日本股市，由於長期繁榮，股價相對其內在價值偏高，市盈率超過60倍。顯然，此時的權益成本很低，即事前的風險溢價很低，而事後或已實現的風險溢價很高(接近10%)。相反，在壹次股市大崩盤後，事後的風險溢價很低，而事前的風險溢價可能很高。這是由於股票收益的均值回歸。
那麽，這兩種風險溢價哪個對投資者更重要呢？顯然，這取決於投資周期。如果投資周期足夠長，風險溢價可能和從歷史數據得到的風險溢價差不多。在本研究中，我們使用的風險溢價是第壹種意義上的風險溢價，即事件發生或實現後的風險溢價。對於風險溢價的研究，現有文獻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
壹種是用壹般均衡理論解釋兩種資產(股票和無風險資產)之間的內在聯系。近年來，大多數關於股票和債券收益壹般均衡的研究都受到基於消費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的影響。根據這壹理論，股票相對於債券的高收益反映了這兩種資產與消費之間協方差的差異。與債券收益率相比，股票收益率更容易隨消費同時波動。所以，股票並不是壹個很好的防止消費波動的對沖工具。這樣，為了讓投資者願意持有股票，就需要壹個風險溢價。Kocherlakota(1996)對這個文獻做了壹個回顧，他認為美國股票市場的風險溢價值仍然是壹個謎。
二是在局部均衡框架下研究這兩種資產的收益率與可能變量的經驗關系。特別是，這壹領域的研究更多地集中在股票市場相對於債券市場的波動性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預測，因為這對有效市場假說(EMH)具有重要意義。該領域的文獻表明，壹些財務比率，如股息價格比、市盈率、短期利率和長期利率，可能對股權風險溢價具有預測力(見Lamont，1998和Blanchard，1993)。如果我們可以預測股票收益率相對於債券收益率，這與有效市場假說相反，有效市場假說認為證券的價格不能通過其自身的過去值或其他變量的過去值來預測。
在風險溢價的研究中，不能不提到由Mehra和Prescott(1985)首先提出的“風險溢價之謎”。他們指出，利用歷史數據得到的風險溢價(約7%)遠大於利用C-CAPM估計的風險溢價(約1%)，這不能單純用高風險厭惡來解釋。在過去的十年中，大量的文獻試圖解釋“風險溢價之謎”。這方面的文獻研究了以下幾個方面:高風險厭惡、市場分割、非標準效用函數、生存偏差、不完全市場和交易成本。但這些研究未能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因此“風險溢價之謎”仍是壹個未解之謎。
近年來，風險溢價研究已經成為主流金融期刊的熱門話題。這裏我們做壹個簡單的回顧。
克勞斯和托馬斯(2001)利用超額收益模型(或剩余收益模型)研究了風險溢價的合理上限。與股利增長模型相比，超額收益模型可以更好地利用現有信息，降低人為設定增長率的重要性，縮小允許增長率的範圍。他們得到的風險溢價只有3%。
Fama和French(2002)用股利增長模型和收入增長模型估計了美國股票市場(1951-2000)的風險溢價。這兩個模型得到的風險溢價分別為2.55%和4.32%，遠小於利用股票平均收益率得到的估計值(7.43%)。他們認為前者的估計更可靠，因為(1)股利增長模型和收益增長模型得到的估計值的標準差更小；(2)對於1872-1949和1950-1999，這兩個模型得到的夏普比率相近，但平均股票收益率得到的兩個夏普比率相差太大；(3)股利增長模型和收益增長模型得到的股票預期收益率與凈值和市價的比值小於1，而股票平均收益率則相反。
Pastor和Stambaugh(2001)用貝葉斯方法估計了異常市場收益結構突變條件下的風險溢價。本文的主要貢獻是在估計風險溢價時引入了經濟學理論和直覺知識。包括:風險溢價與波動率的正相關關系；風險溢價與股票價格負相關；風險溢價的波動幅度不能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