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哈佛大學兩位教授發表了壹項針對3300名新畢業的男生的研究結果。該研究探索了學生的姓名對其學業成績的影響，結果顯示，學生的姓名越生僻，就越有可能存在學習成績差、甚至心理問題的可能。兩位教授認為，壹個罕見的名字會給它的主人帶來負面的心理影響。
從那時起，學者們繼續對“姓名的影響”進行研究，不斷地重復得出1948年的研究結論。壹些最近的研究表明，姓名能影響壹個人的錄取情況、職業選擇、居住地址、結婚對象、收入水平、股票挑選和工作質量等等。姓名甚至能決定我們是否會向災難受害者捐款——如果我們的名字跟某次臺風的名字相似，我們就更有可能在颶風襲擊之後為救濟基金捐錢。
許多有關姓名對行為的顯著影響被歸因於自我暗示效應。我們普遍地會被與自己最為相似的人或事所吸引。這其中的邏輯是：我們重視並認同自己的名字，所以偏愛跟自己名字有***同點的事物。
然而，這壹觀點未必能經得住進壹步的審視。賓夕法尼亞大學心理學家尤尼·西門遜（Uri Simonsohn）對許多聲稱證明了“自我暗示效應”的研究提出了質疑，認為這些研究是通過不靠譜的統計學分析來得出結論的。“他們就像壹個魔術師，變個戲法給妳看。” 他說，“妳會問，我知道那不是真的，但他們是怎樣弄出來的呢？其實壹切都在於手法。”西門遜指出壹些研究存在對“基率”並不了解的問題。“基率”是指某樣東西（例如名字）在整個人群中出現的頻率。他舉了壹個例子：認為名字叫Dan的人可能更喜歡當醫生，這想法固然很吸引人，但我們還得琢磨壹下：有很多醫生名叫Dan，是不是僅僅因為名字叫Dan的人本來就多，而在別的行業裏也有很多人叫這個名字？
也有壹些研究者對姓名效應進行評估時更為慎重。1984年，心理學家德布拉·克裏斯普（Debra Crisp）和她的同事研究發現，壹個較普通的姓名確實更加受人青睞，但是對壹個人的學業成就並無影響。2012年，心理學家Hui Bai和凱瑟琳·布裏格斯（ Kathleen Briggs）得出結論說，姓名充其量只在人們的無意識中產生非常有限的影響，如果真有什麽影響的話。盡管壹個人的名字會無意識地影響其思維，但它對人的決策影響甚微。後繼的研究也對姓名和壽命、職業選擇與成功、居住地及擇偶偏愛、學術成就等等之間的聯系提出了質疑。
然而，即便質疑如潮，姓名效應不斷地被不同領域的科學家發現。2004年，經濟學家瑪麗安·伯特蘭德（Marianne Bertrand）和森德爾·慕萊納坦（Sendhil Mullainathan）針對芝加哥和波士頓當地報紙上的招聘信息“創作”了5000份求職簡歷，並利用權威人口信息登記部門的資料將簡歷分成兩組，壹組簡歷中的姓名聽起來像白人（例如艾米麗.沃什），另壹組簡歷中的姓名聽起來像黑人（例如賈馬爾·瓊斯）。他們還有意把這些簡歷設計成“工作經驗豐富”和“工作經驗缺乏”兩類。然後，他們向招聘單位投遞簡歷，每個招聘單位投遞4份簡歷（及由“黑人/白人”、“經驗豐富/經驗匱乏”產生的4種組合）。最終結果顯示：投遞“白人簡歷”獲得的反饋（占十分之壹）比投遞“黑人簡歷”（占十五分之壹）多50%；有個“白人姓名”大致抵得上八年的工作經驗。
姓名效應也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經濟學家穆哈邁德.阿拉義（Mahmood Arai）和彼得. 索爾西（Peter Skogman Thoursie）研究了瑞典移民者群體姓名和收入之間的關系，他們發現，那些改名換姓（其新名字聽起來像瑞典人或不具民族特色）的移民，平均收入要比保留本民族傳統姓名的移民高出26% 。
經濟學家大衛.菲格裏奧（David Figlio）從1994年到2001年在佛羅裏達州壹個學區開展了壹項長期的縱向研究。他發現孩童的姓名會對教師產生影響，從而被後者有區別地對待，最終導致學習成績上的差異。在研究中，菲格裏奧對壹些變量進行了控制，僅比較了同壹家庭中姓名具有不同民族特征的兄弟姐妹之間的差別。他的研究結果表明，那些姓名跟較低的社會經濟地位或黑人有關聯的孩子，教師對他們的期望更低，他們的表現也比擁有“地位高”、“非黑人”等特征名字的同學差。
經濟學家史蒂芬·列維特（Steven Levitt）和羅蘭德·弗雷爾（Roland Fryer）發現，姓名與社會經濟地位印象有著比較可靠的關聯，而社會經濟地位印象，會進壹步影響壹個孩子的壹生。這壹研究發現與1948年的那項研究結論類似。但當史蒂芬和羅蘭德排除了孩子們的出身背景這壹因素之後，“姓名效應”就消失了，這表明姓名本身並不是“姓名效應”的真正原因。
當我們看到壹個姓名，即便對其他信息壹無所知，我們也會情不自禁地將姓名與某種社會特性相聯系，然後將這些聯系強加在當事人身上。然而，這樣的聯系並不是其表面上展示的那樣，如果足夠理性，我們不應該不止於問“這個名字裏有什麽”，更應該問問“這個名字是個什麽信號、它暗含了什麽信息”。
（作者：搗蛋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