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張環北京時間3月20日淩晨，美聯儲連續第三次宣布削減100億美元資產購買，標誌著貨幣政策正從“危機模式”切換到“常規模式”。於是，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在全球貨幣環境逆轉的大背景下，新興市場將長期面臨資本外流之苦，這已是不爭的事實。當年初以來的包括土耳其、泰國、阿根廷、馬來西亞、印尼等國遭遇大規模外資撤離，股票、債券市場損失嚴重，匯率大幅下挫的“傷痛”還歷歷在目，或許，新壹輪金融動蕩即將來襲。
對此，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邊衛紅、研究員徐奕晗認為，盡管前壹輪危機的“重災區”在拉丁美洲的阿根廷，終歸是“個案”，但也不可忽視新興市場經濟體正面臨的趨勢性、系統性的壓力。目前，新興市場國家內部已呈現十分明顯的三重分化，其中，中國作為抗風險能力最強的壹類國家代表，無“近憂”但有“遠慮”。“因此，我國需要密切關註外部環境變化的影響，做好相關預案。”邊衛紅說。
QE淡出凸顯金融脆弱性
如果說去年年中時，印尼、印度等國遭遇的為期數月的金融動蕩只是壹次“預演”，那麽，自去年12月美聯儲正式開啟QE退出序幕起，新興市場國家便徹底進入“後QE時代”的“噩夢”之中。盡管在2月下旬以來，金融動蕩略有平息，但近期又有擡頭的征兆。
在邊衛紅看來，金融風險再次升溫體現在三大方面。作為首要因素，QE政策退潮加劇了國際資本撤離新興市場。盡管美國經濟復蘇勢頭在持續極寒天氣的摧殘下有所放緩，但最新數據顯示，國內的工業產出、汽車和家用電器銷售及房產市場都呈現回暖跡象，經濟有望在本月“解凍”，因此，美聯儲繼續推進貨幣政策調整。據全球新興市場證券基金研究公司(EPFR)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3月5日，新興市場債券基金年初至今已遭遇115億美元的資金流出。
其次，中國經濟下行壓力猶存。自去年12月起，實體經濟增長就呈現超預期下滑跡象，工業增長值連續兩個月回落，基建投資大幅下滑。據估算，今年壹季度GDP增速大約在7.2%左右，滑向政府目標的“下限”。“中國經濟放緩降低了對國際大宗商品的進口需求，對資源出口型新興市場國家帶來的負外溢效應日趨明顯。”她說。
“當然，新興經濟體自身的結構性失衡無疑是這壹切的根源。”徐奕晗補充道。他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發達國家糟糕的經濟狀況使得大量資本湧入新興市場國家，帶來經濟繁榮的同時也掩蓋了自身的弊病，延緩了大多數國家必要的結構調整步伐，使得當前部分國家過於依賴外債，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雙赤字等問題凸顯。去年，巴西、印度、南非、印尼和土耳其曾被戲稱為“脆弱五國”。今年以來，阿根廷、烏克蘭、俄羅斯等也被納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