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近現代科學，不是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產物，而是西方科學在中國傳播的“結果”。任鴻雋在1915年創辦《科學》雜誌，闡述“以傳播世界最新科學知識為幟誌”，劃出了科學傳播的壹個新時代。在《科學》雜誌上特辟“通論”專欄，後來編《科學通論》，撰寫《科學概論》，他都是為了向國人介紹埋在各個“學科”之中的“整個科學”。“科學”壹詞，自從1897年由康有為把日文漢字轉變為中國文字之後，走到任鴻雋這裏，才算是得以正名。
《科學》曾走進壹度要決心“設法補足基礎科學知識”的青年毛澤東的視野；發明大王愛迪生曾因《科學》雜誌問世而發出了“偉大中華民族在覺醒”的感慨；《科學》更曾為金壇少年華羅庚打開壹扇通往理想的大門…… 留學美國的任鴻雋，就以為英美的壹套最好：辦《科學》以Nature為楷模，辦中國科學社，則以英國皇家學會為楷模。1918年回國以後，開始了在神州大地上的科學拓荒事業。他把“研究精神”看作是“科學的種子”，而把研究組織看作是“培養此種子之空氣與土壤”。因此，他在各種報刊上發表文章、在科學社年會和通俗科學演講會上作報告，時時處處鼓吹“研究”。
1922年在南京創辦了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後來又建科學圖書館，建科學圖書儀器公司……當1926年出席在東京召開的第三次太平洋科學會議時，中國科學社被視為中國科學界的代表組織，得到了社會的承認和肯定。他們堅持“民辦”科學的獨立道路，後來在蔡元培等倡議下建立了與中央集權制相適應的中央研究院，從1928年壹誕生，就占據了中國科學界的主導地位。中國科學社，不僅為中國科學的體制化做了可貴的早期探索，也為中央研究院（中華民國最高學術研究機關）的成立輸送了骨幹人才。 任鴻雋在留學期間對比中西差距，認識到中國最缺“科學”，由此在留學生中發起“科學救國”運動。由此在中西文化的溝壑間修橋鋪路，更在科學救國的目標下，探索中華民族走向新生而應確立的價值觀念，為此率先擎起了將“民主”與“科學”並舉的現代化旗幟，成為神州大地上在新文化運動驚雷乍響之前悄然綻放的第壹枝報春花。
1917年，任鴻雋曾聆聽奧伯林大學教授M.梅特卡夫的講演，梅氏認為，如同肌肉有收縮與舒張、物質間有吸引與排斥壹樣，人類社會是需要保守與革新兩種力量並存的。社會中的保守與革新分別表現為“傳統主義”與“科學精神”，是維持社會穩定和推動社會前進的兩種必不可少的力量。梅氏告誡中國留學生：中國長期受保守主義之統治，進步緩慢不足為怪，當前急務是要普及科學精神，爾後才有進步可言。 任鴻雋認為“其說頗針發吾國人癥結而藥之”。他翻譯了梅氏的講話，刊登在《科學》雜誌上，期望國人接受它。回國後，他長期致力於向國人普及科學精神，推動科學研究，提倡科學家以發現新知識為己任。 在任鴻雋的著述目錄中，長長排列著《科學與工業》、《科學與教育》、《發明與研究》、《科學之應用》、《科學與近世文化》、《科學與社會》，他在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工作期間，發表了許多有關科學、技術和教育問題的言論，在今天看來是屬於“政策研究”範疇的。
在抗日戰爭中，他奮力支撐著中國科學社，也同時密切關註著世界科學的發展趨勢。壹到抗戰勝利，就強調“要把發展科學當作此後立國的生命線”，並具體提出：第壹，要把發展科學確定為“國策”；第二，要為發展科學制定壹個具體而整個的計劃；第三，國家要為發展科學作出專門的預算；第四，管理科學事業的人員要由專家擔任。1949年4月，他在中國***產黨外圍組織主持召開的座談會上，再談“要把科學當作國策”，同年10月發表《敬告中國科學社社友》的講話時，強調“科學研究已成了新政府的國策”，更顯出對科學傳播的急切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