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去年下半年開始，隨著不斷飆升的油價，通貨膨脹這怪物張開血盆大口回來了。大概最著名的征兆是據說有壹天二師兄得意洋洋的對大師兄誇口，妖精們已經不要吃師父了，他的肉已經更貴了。所以大師兄，妳回花果山去吧。
接著的是日常用品，農產品開始大幅漲價，尤其是大米。有人開始屯積大米，超市和Costaco的大米壹度脫銷，因而不得不限量供應。只是這並不是壹個有效的對抗通貨膨脹。假設大米$50壹袋，妳買上10袋，家裏的車庫就有些擠了。壹百袋大概是能儲存的極限了。那才不過五千美刀。就算妳把這些錢全省下來，又能省多少呢？何況還有黴變蟲吃等損耗？這顯然不是壹個好方法。
壹想到通貨膨脹，人們壹個極自然的願望就是希望政府能實行價格管制。包括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包括壹直鐘情市場經濟的***和黨總統尼克松，也幹過價格管制的蠢事：那就是在1971年實行政府控制石油價格。這樣做的結果是火上加油：壹方面，由於價格控制，生產商的利潤不是由市場調節。人為的壓低油價，使生產商沒有意願增加產能或開發新油田。另壹方面，人為的低油價使得人們沒有平抑消費的願望。本來已經供不應求，政府油價控制更加加大了這種失衡的供需關系。自1970年以來，當時美國原油進口翻了壹番。
那麽除此以外，人們還有那些對付通貨膨脹的妙計呢？且讓我們看看（Forbes May 2008， p. 37， “Attacking Inflation”）:
津巴布韋 （Zimbabwe）: 政府把100，000%的通貨膨脹率和80%的失業率歸罪於“金圓惡霸，走私犯，和其他非法交易分子” 並嚴加打擊。任何人不許“非法” 兌換外匯，違者有牢獄之災。所有生意人都必須每天把現金存入銀行。結果呢，政府的鐵腕只是對小老百姓有效。通貨膨脹並不買這個賬，物價該漲照漲不誤。
伊朗：當其經濟大臣承認對18%的通貨膨脹束手無策，總統馬上讓他走路。
印度：對7%的通貨膨脹，印度政府找到了壹個非常有創意的解決辦法：取消壹些糧食的期貨交易。對緊缺的鋼材，他們也準備照此辦理，並威脅要實行價格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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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要真正治理通貨膨脹，這些偏方都不管事。真正要治理通貨膨脹，就得對癥，從根子下手。通貨膨脹的原因很簡單：供需失衡，求大於供。要根治，也無非從這兩方面下手：要麽增加供給，要麽降底需求。但都是知易行難：要增加供給，就得允許物價在壹定的時間內上漲，壹直等到生產商覺著有利可圖，因而擴大生產規模。人為的要求生產商在低價格下括大生產，生產商無利可圖，供應不可能真正增加。
要降底需求，那就是要減少貨幣投放量，或增加利率。但往往發生通貨膨脹時，經濟可能面對衰退。這次美國次貸風波後的經濟形勢就是壹經典例子。聯儲實在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咬著牙關降息。
西諺說，如果妳打不過他們，就參加他們（if you cannot beat it， join it）：讓妳的錢跟著油價米價壹起漲！
2009年全球各主要經濟體的反危機政策實質就是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中國自然也不例外。在4萬億財政刺激計劃出臺後，2010年中國就碰到的資產價格泡沫問題、經濟有過熱傾向及物價水平不斷走高等問題，實際上都與需求管理的傳統政策手段運用有相當關系。任何壹個經濟體，只要壹段時期內總需求擴張速度過快時，總供給層面會出現跟進速度不協調問題並首先在國民經濟的短板方面表現出來，中國多年以來的經驗是每當總需求增長加速時，能源交通會首先成為瓶頸，在本輪經濟刺激計劃推出後它具體表現為2010年電力供應緊張煤炭價格特別是電煤價格的大幅上漲以及鐵路運力不足等方面，而房價和菜價的大幅上漲則與能源交通這些國民經濟擴張期的歷來短板有相當差別。
多年的房價和物價都是有漲有跌。即使是近兩三年始終居高不下的房價本身也沒有泡沫壹直漲大的內在規律，盡管近年來遏制房地產泡沫的新政出臺了兩次，在這種背景下，房地產開發商與地方政府仍表現出和中央政府頑抗的博弈決心，但中央政府手中仍有政策“子彈”，例如殺傷力極強的房產稅和旨在改善供給的壹些有效政策，這些待動用的政策“子彈”壹旦發射，我相信，全國壹二線城市的房價都會出現應聲回落現象。
物價在中國多年的主推因素都是菜價。2010年菜價明顯大幅上漲既有長期因素也有短期因素。中國的城市化進程的壹個副產品就是大量城郊並入城市，使得全國數以百計千計的原來以蔬菜為主要產品的供應基地變成高樓林立的城市，加之每年又有壹千多萬農民湧入城市謀求就業，所以，生產基地種菜的人少了吃菜的人卻壹味增多，壹二線城市距蔬菜生產基地越來越遠，加之燃油漲價、公路亂收費亂罰款等因素人為阻滯了蔬菜與需求城市之間的供應通道，流通成本不斷加大，這些都是極具中國特色的蔬菜及農產品價格上漲的長期推動因素。2010年中國各地自然災害偏多，韓國日本等國蔬菜需求激增，這些可視為蔬菜價上漲的短期推動因素。
面對這兩類因素，我們應當以平和的心態去研究解決辦法。對長期因素應采取壹些制度的對策，對短期因素則應采取壹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對策來解決。解決通脹的目的是讓老百姓滿意。而老百姓又分為城鄉兩類。農產品漲價，城市老百姓怨聲載道而農民則拍手稱快；物價下跌，城市老百姓笑逐顏開，而農民則會叫苦不叠。所以在農產品在蔬菜價格上漲問題的應對上不宜采取簡單的只考慮壹方利益不考慮另壹方利益的政策措施。我個人認為，對農產品的價格的上漲應抱容忍態度，這樣才能在中國這種小戶自耕農制度下最大限度地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當然，中國2010年年初也出現了農產品價格普遍上漲但農民獲得利益太少（只有10%左右）大部分利益被流通領域的從業者包括投機者拿走的問題。這種不正常局面必須校正。
如果農產品大幅漲價、漲價的大部分好處又被農民兄弟獲得，這應當是好事。我們不是口口聲聲地說城市反哺農村嗎？用市場機制來反哺比我們喊壹千個口號更有力。那麽，怎樣確保農產品漲價大部分利益能為農民獲取？我想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多建農貿市場讓農民變成自己產品的直銷者，如果農產品運輸都走綠色通道，農民在農貿市場免收攤位費，全國各大城市在建立了數量足夠多的農貿市場後，大中城市的菜價用不上半年就會大幅下跌。我自己有過體驗性調查：我附近的四海橋農貿市場裏面的青菜價格比憨鄰福超市內的菜價大都便宜50%以上，比易初蓮花等大型超市的價格便宜得就更多。所以菜價農副產品價格這類在中國CPI中貢獻度極大的商品價格控制，措施極為簡單：只要北京、上海、天津、重慶等大城市每個城市再建200個左右農貿市場，讓農民成為直銷主力，CPI的遏制問題根本不困難。通過擴大農民直銷比重刺激供給，供給大幅增加拉低價格，到最後城市老百姓也會很滿意。政府在控制物價時首先讓農民得到實惠，然後在蔬菜等農產品供給增長價格回落後，城市老百姓又會迂回地得到好處。
2011年，決策層預期通脹控制目標為4%，在新興市場經濟體中，這是壹個中低水平的通脹率。資料顯示，2010年巴西通脹率約為5.9%，俄羅斯約為8.8%，印度為8.58%，越南為11.75%，這四個經濟增長較快的新興市場國家通脹率均明顯高於中國。所以，壹方面我們要采取措施應對國內的通脹威脅，另壹方面又要有開闊的視野和明智的政策思路，並避免兩個極端傾向：壹是避免過度依賴行政手段，在農產品價格控制方面，囤積居奇、投機倒把、哄擡價格、擾亂市場的行為當然要堅決打擊，但不能對蔬菜和某些農產品設定價格管制線，價格壹旦管死就不能激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最終會影響供給；二是通脹壹擡頭就出現“人人深刻”現象，在壹些所謂專家學者誤導下大眾將通脹的原因不恰當地歸咎於央行貨幣超發，最後給正常的貨幣政策制定和調節造成不適當的壓力。
公眾輿論壓力下，中國目前的確存在政策不當選擇傾向，這個可能的政策偏向就是由2009年的極端寬松轉向2011年的過度緊縮，盡管我們的貨幣政策已被冠名為“穩健”，但在實際操作中極有可能出現信貸指標管理過嚴、緊縮性政策工具運用過度及相應的監管過度等現象。
與各路人士口口相傳的所謂流動性過剩、流動性泛濫的看法不同，據我觀察，現在中國商業銀行體系的資金在央行連續六次上調存款準備率措施出臺後已相當緊張。在2009年時，商業銀行超額準備金率大體維持在3.2%的水平上，但到2010年下半年，許多商業銀行自行控制的超額準備金率已低至1.5%左右，也就是說央行再用慣用的存款準備金率這壹數量型工具實施緊縮政策已有觸發商業銀行體系流動性風險的可能性。現在，同業市場壹年期利率已達5.7%左右，這表明商業銀行體系整體資金已經吃緊。
我十分贊賞央行的差別存款準備金率政策，對中國這樣龐大的經濟體實施宏觀調控必須區別不同情況采取有保有壓有松有緊區別對待的差異性貨幣政策，例如，在以通脹為主要敵人時，對商業銀行支持農產品特別是有利於增加農副產品供給的相關行業的貸款就應當在指標考核時給出壹個扣減系數，中央銀行和銀監工作人員只要吃得辛苦，我們的著眼於供給調整而不是簡單無差別的壹味宏觀緊縮政策就壹定能獲得成功。
至於說通脹的外部輸入問題，我想這倒不足為慮。由於中國經濟業已融入全球化，國際的通脹壓力是任何壹個國家都難以避免的，我們的政策工具籃子中還有壹件壹直舍不得動用的法寶——匯率，只要大膽運用這個工具，允許人民幣明顯升值，外部輸入型通脹的負面影響就會大部分被抵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