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曉：全球經濟如何再平衡

博源基金會理事長 秦曉（資料圖） 再平衡之道 對全世界來說，這都是壹個困難重重的時刻。愈演愈烈的歐債危機不僅考驗著歐洲，而且影響到了中國多年來歐盟壹直是中國第壹大貿易夥伴，如今這種貿易合作關系進壹步失衡，且在短期內難以扭轉。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如何實現再平衡，也必然影響深遠。日前，在博源基金會等機構***同舉辦的“中歐北京論壇”上，來自中外的近50位專家、學者和官員，就“中國與歐洲的經濟關系”、“中國經濟再平衡及其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和“地緣政治及其影響”等問題展開了深入討論。其中，中方嘉賓的坦率持平之論，反響尤為熱烈。本刊擇其要者而刊之，以饗讀者。 編者 再平衡並不意味著全球經濟體系回到冷戰時期的分割、封閉狀態，而是通過結構和政策調整，使全球化步入可持續的軌道 秦曉： 全球經濟如何再平衡 經濟再平衡是當下和未來壹段時期全球面臨的壹個重大課題。冷戰後開啟的經濟全球化，為商品、資本和服務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和配置提供了新的制度安排，它極大地改善和促進了全球經濟活動的規模和效率。 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使全球經濟從繁榮急劇轉入危機和衰退，這表明主要經濟體的經濟結構和政策存在的問題導致了對“經濟全球化紅利”的透支，換句話說，失衡的結構使全球化的進程不可持續，並埋下了危機和衰退的種子。 這主要表現為：主要經濟體內部投資、出口、消費構成比例不均衡，由此導致國際收支出現巨額盈余或逆差；在缺乏金融監管和全球金融治理的情況下，高杠桿金融產品和投機性資本的流動造成資本市場的動蕩，損害了實體經濟；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和發達經濟體的過度消費拉動了對能源、礦產品的需求，產生了供給缺口，擡高了價格；跨國公司按照最優生產要素配置在全球範圍內構建的縱向生產鏈，促使低端產業轉移，而高端和新興產業發展不力，造成發達經濟體的就業問題；發達經濟體普遍采取赤字財政，擴大福利支出，導致主權債務危機。 需要指出的是，再平衡並不意味著全球經濟體系回到冷戰時期的分割、封閉狀態，而是通過結構和政策調整，使全球化步入可持續的軌道。 如果我們認為全球經濟失衡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主要經濟體的結構和政策所導致的，那麽，全球經濟的再平衡也需要各主要經濟體在結構和政策調整中的協調和壹致行動。 目前的問題是面對金融風暴的打擊，各主要經濟體復蘇的狀況和進程不同。 美國雖已緩慢復蘇，但就業、消費、企業投資未有明顯改善，而財政刺激和貨幣量化寬松的能力和效用都受到約束並會對今後產生負面影響；歐盟（歐元區）仍處主權債務危機之中，在解決方案上德國與法國、德法與南歐國家、政治家與民眾未能取得***識；中國通過財政刺激成功地應對了金融風暴的沖擊，2010年經濟增長呈V型反彈，但在此以後，壹方面財政、貨幣政策導致貨幣過剩的流動性，形成通脹壓力；另壹方面由於外部需求放緩，長期依賴出口和投資的經濟增長開始明顯放緩。抑制經濟急速下滑，確保軟著陸已成為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但貨幣過度流動性造成的通脹壓力並未完全消除。 這種狀況為全球再平衡制造了兩個難題： 壹，如何平衡復蘇與結構調整，即周期問題與結構問題的兼顧；二，如何協調美、歐、中三個主要經濟體再平衡的步伐，即內部政策與外部效應的兼顧。這兩對關系，從短期看是互為代價的，但從長期看則是互為依存的，因為只有壹個良好的結構才能使經濟的增長平穩、可持續；只有主要經濟體協調行動，全球再平衡才能實現。 對美國來說，政府、銀行、企業、家庭去“杠桿化”是結構調整的主線，這壹過程可能影響到當下的消費和投資，需要控制力度。但中斷這壹過程，過度依賴財政刺激和貨幣量化寬松不僅無助於事，反而會產生負面效應，包括外部的負面效應。對歐盟（歐元區）來講，財政紀律和削減財政支出是解決結構性問題的主線，同理，它可能在短期內抑制消費和投資，但病根不除，真正的復蘇和持續發展難以實現。 中國作為壹個大型的、開放的經濟體，它的轉型對全球經濟的再平衡和可持續發展必然產生重大作用。這主要體現為：轉型會使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逐步回歸常態，質量會得到改善且可持續，這就避免了這個驅動全球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因熄火或出軌對全球經濟的打擊。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從出口、投資轉向內需和消費有利於中國和其貿易夥伴實現國際收支平衡。中國資本市場的開放、人民幣匯率、利率的市場化和人民幣的國際化將促進全球貿易和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健康發展。 中國的經濟再平衡實際上是壹個增長模式轉變的問題，即從以速度、規模為導向轉向以效益、質量、資源合理運用、綠色環保為導向；從過度依賴出口、投資轉向以內需和消費為主要動力；從制造業和重化工業為主轉向服務業（包括制造業的上、下遊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 這三個轉變的決定因素是政府職能的轉變和市場機制的完善，政府的角色應從對經濟的主導和控制轉變為向社會提供公***產品（包括有形和無形）並推進市場化改革。 秦曉為博源基金會理事長、前招商局集團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