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普遍認為外商直接投資是壹種優質的外資，對東道國經濟發展很有幫助，提倡外商直接投資多多益善。然而，研究發現由於投資收益的匯出外商直接投資將導致東道國經常項目逆差，進而可能誘發國際收支危機。幾次金融危機的經驗也佐證了這壹觀點。中國的現實情況潛藏著這種風險，值得引起警惕。
（世經評論·北京）四、中國的情況
（壹）中國引進FDI和對外FDI比較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FDI大量流入發展中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來說，FDI的引進首先是彌補了國內資本的不足，但更為重要的是由於“溢出效應”它的載體跨國公司為東道國帶來了更好的制度、技術和管理從而促進了經濟的增長，這也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引進外資的初衷。事實上，FDI對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是有目***睹的。
表3 1992~2003年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上引進FDI和對外FDI比較 單位：億美元 年份 外國在華FDI 中國在外FDI
1992 111．6 40．0
1993 275．2 44．0
1994 337．9 20．0
1995 377．4 20．0
1996 423．5 21．1
1997 452．8 27．2
1998 454．6 28．2
1999 404．1 23．8
2000 407．7 22．4
2001 468．5 70．9
2002 527．4 28．5
2003 535．1 18．5
合計 4775．8 364．6
說明：外國在華FDI指貸方數據，中國在外FDI指借方數據。資料來源：國家外匯管理局網站/Statistics/BOP_(1992-2003).htm
中國從1993年以來引進FDI的數量已連續11年居發展中國家之首，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發布的《2004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2003年中國超過美國蟬聯世界第壹大FDI引進國。截止到2004年7月底，外商在華投資累計設立企業49萬余家，實際投入的金額近5400億美元。相比之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數目很小，中國商務部與國家統計局2004年9月7日正式發布的《2003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非金融部分）顯示，截至2003年，中國3439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累計對外直接投資總凈額為334億美元。即使按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的中國累計海外投資達350億美元計算，也只相當於日本的1%，美國的0．5%，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0．15%。統計顯示，發達國家吸收外資與對外直接投資比較均衡，吸引外資與對外投資的比例為1?s1．14，而發展中國家為1?s0．13。國際收支平衡表顯示，1992~2003年間外商在華FDI總額為4776億美元，中國對外FDI總額為365億美元（見表3），兩者的比例僅為1?s0．08。
（二）FDI與中國經濟發展：國際收支視角
1．FDI在中國的發展模式。通過考察不同時期代表性地區的實際情況我們可以從中找出回答。中國引進FDI大體上可分為兩個階段：（1）改革開放初期至80年代末；（2）90年代以來至今。不同階段的代表地區分別為珠江三角洲地區和長江三角洲地區，也有的稱之為“廣東模式”和“上海模式”（盧荻，2003）。廣東模式結合中國的資源稟賦優勢以出口導向和勞動密集型為特征，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因而改善了資源配置效率，比如外商投資企業的凈出口在90年代中期以來成功的實現並保持了順差（見表4），但是勞動生產率很低，並可能創造出“低技術陷阱”。上海模式以進口替代和資本深化為特征，壹定程度違背了中國的比較優勢，從而惡化了資源配置但是它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比較兩種模式，從促進區域發展和全國經濟發展的場層面來講，上海模式更具優越性。問題是這兩種模式的貿易條件都出現了持續惡化。資料顯示，1993~2000年中國整體貿易條件下降了13%。而且上海模式還存在著嚴重的可持續性問題，因為有關外商投資企業90年代初以來持續出現了巨額的外貿逆差（見表4），這種持續性意味著逆差可能是結構性而非過渡性的，對國際收支平衡不利，也有可能掉進“外債陷阱”使經濟遭受重大打擊。
2．與國內資本被擠出。我們知道中國並不缺乏資金，中國的銀行裏有巨額的存款，但是外資卻源源不斷的流進來。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現象呢？許多人認為，由於FDI有政策、技術和管理等有利因素，在與國內資本競爭過程中處於有利位置，因此把國內資本“擠出”和“邊緣化”了，從而出現了外資持續流入、內資不見動靜的局面。如果真像裏斯（Reis，2001）所言產生了“創造性破壞”，FDI擠出了國內資本，控制了本國市場，抑制了本國企業和產業的成長，則無疑會對我國的貿易項目和投資收益項目帶來直接的負面影響，進而威脅到中國國際收支的整體平衡。值得註意的是，這種情況在中國市場上還真有點跡象，表現在國有企業因機制障礙越來越難以適應競爭加劇的形勢而日趨萎縮，以及“國退洋進”的盛行。
表4 1992~2003年中國外商投資企業的凈出口情況 單位：億美元 年份 廣東模式差額 上海模式差額
1992 -32 -21
1993 -54 -38
1994 -55 -37
1995 -17 -51
1996 4 -60
1997 41 -34
1998 75 -24
1999 55 -19
2000 70 -62
2001 101 -58
2002 97 -81
2003 161 -141
合計 446 -626
說明：廣東模式為廣東省數據；上海模式為上海市加上江蘇省數據。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相關年份。
3．FDI企業裏中外方的利潤分配。長期以來，中國為了引進FDI，實行了種種優惠政策，包括減免稅等，不少地方為吸引外商到本地投資競相降低土地等要素價格。相反，外商普遍掌握著技術設備和原材料進口權，並控制了關鍵技術、品牌和產品在國外銷售網絡，以較高的價格大量進口國外要素，以較低的價格出口產品，從而將壹部分增加值轉移到資本輸出國。特別是壹些跨國公司，通過境內外子公司之間的內部定價，達到轉移收益的目的。從1993~2001年中國工業部門規模以上外商投資企業增加值分配情況來看，平均起來外方所得（占50．7%）超過了中方所得（占49．3%）。拿中國汽車工業來看，業內人士估算，從車型引進、生產設備采購到零部件采購，合資外方往往能賺取全部利潤的80%還多。這種有利於外資的利潤分配無疑會給我國國際收支帶來負面影響。
（三）FDI對中國國際收支的潛在危險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吸引外國直接投資之間長期嚴重失衡，吸引外資的規模遠遠超過對外投資的規模（見表3）。中國輸出資本的主要方式是購買美國國庫券。美國國庫券雖然安全但收益率低，只為3%左右，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跨國公司在中國投資的投資回報率為13~14%左右。這兩者收益的差距很大。這些都使得投資利潤流出大於投資利潤流入進而導致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投資收益項目出現逆差。1993年以來我國投資收益賬戶壹直都為逆差，且逆差數額在迅速增大，1995年以來每年已達100多億美元，2001年竟高達約200億美元。由於外資企業投資收益的支出越來越大，很大程度上抵消了貿易順差的增量，使得中國經常項目的順差比貿易項目順差要少得多。投資收益逆差占貿易賬戶順差的比重很高，大多在30%以上，其中1995年和1996年更是超過了60%，1993~2003年間投資收益賬戶逆差總***沖抵了42%的貿易順差（見表5）。換言之，我們用貿易凈收入的近壹半支付了外國投資者在中國的投資凈收益。
表5 中國1993~2003年投資收益、貿易收支和經常項目概況 單位：億美元 年份 經常項目 貿易差額（B） 投資收益差（A） A/B（%）
1993 -119．0 -106．5 -12．8 -
1994 76．6 72．9 -10．4 14．27
1995 16．2 180．5 -117．7 65．21
1996 72．4 195．4 -124．4 63．66
1997 297．2 462．2 -159．2 34．44
1998 293．2 466．1 -166．4 35．7
1999 156．7 362．1 -179．7 49．63
2000 205．2 344．7 -146．7 42．56
2001 174．1 340．2 -191．7 56．35
2002 354．2 441．7 -149．5 33．85
2003 458．7 446．5 -78．4 17．56
合計 1985．5 3205．8 1331．9 41．55
說明：正數為順差，負數為逆差。
資料來源：同表3。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認為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率為13~14%左右。目前我國境內FDI總規模已達5000億美元，即使按10%的年回報率來計算，那麽外商在我國的年投資收益約為500多億美元，如果外國投資者每年把利潤收入匯回去，中國為了保持經常項目平衡就必須每年有約500億美元的貿易順差，近兩年貿易順差往往只為300~400億美元（見表5）。僅憑借貿易出口賺回的外匯去滿足外商匯出利潤的要求已經辦不到了，只能依靠資本賬戶下的資本流入才能解決外商利潤匯出的需要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值得“安慰”的是，外國投資者目前把大部分利潤留在了中國用於再投資（記在資本項目的直接投資下的貸方）。也就是說，近年來FDI持續增長的壹個重要來源是利潤再投資，且其所占比重呈上升趨勢（比如2002年投資收益匯出為150億，而2003年收益匯出只為79億美元，這意味著更多的被用於再投資）。但是，資本的根本目的在於賺取利潤，利潤的匯出是必然的，FDI肯定有壹個先期資本流入和後期資本流出的問題。利潤再投資並沒有改變這壹問題的實質，只是推遲了利潤匯出的時間而已，這可能使利潤的匯出越來越集中，數額越來越大。當積累到壹定規模時，如果受國內外的政治、經濟或外部突然沖擊，外商投資收益集中匯出，出現國際收支嚴重失衡，從而導致危機。
如果貿易差額能夠彌補投資收益逆差，如卡萊斯基模型所描述的，將不會產生對新流入資本的需求。反之，就有可能出現經常賬戶的逆差，從而導致對資本與金融項目更多的資本流入的需求。事實上，我國的經常賬戶面臨著許多困難，隨著進口自由化的實現以及國內經濟高速增長對能源、原材料和投資設備的進口需求將日趨旺盛。2004年第壹季度全國進出口逆差84．4億美元，1~6月全國進出口逆差68．2億美元，2004年1~7月全國進出口累計逆差48．8億美元。由此可見，用貿易順差為投資收益融資，從而保持經常賬戶順差的格局存在很大的困難。因此，在中國實現貿易自由化後進口激增、出口因部分國內企業破產而增長放慢，以及大量外資持續湧入的情況下，經常項目轉為逆差很可能會成為現實，到那時只能用資本項目的順差、甚至外匯儲備來加以彌補。拉美國家的經驗教訓表明，當全國壹切生產勞動的果實都被迫用於償還外資外債的利潤收益時，經濟依附的格局也就形成了。
五、建議
從數量關系上來看，如果我國進出口貿易的順差能夠彌補外資在華收益的匯出，那麽就如卡萊斯基模型所描述的不會發生國際收支危機；或者，如果我國在國外的投資收益有很大，以至能抵消在華外資收益的匯出，那也就不會發生收支危機。因此，我們壹方面要提升貿易項目以改善經常項目，另壹方面要堅持“走出去”戰略，適當加大對外直接投資。
1．引進FDI要以增強我國產業競爭力改善未來經常項目平衡為出發點。雖然有人認為，赤字對於中國來說是合適的，在引進足夠多的資本來為經常賬戶逆差融資沒有困難的情況下，中國應該追求壹個占GDP的1%經常賬戶逆差的目標，從而使中國達到國際收支的總體平衡。我們應該清楚，盡管當前世界資本交易額遠超過實體經濟的需要，但是經常賬戶在金融危機防範過程中仍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良好的經常賬戶狀況不僅可以對外國資本的信心產生正面作用，而且也是防範危機的最後保障。東南亞國家盡管保持了多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仍不可避免地出現金融危機，其原因就在於這些國家的經濟增長是建立在要素投入的基礎之上的，技術創新幾乎沒有，而要素的使用效率低下，是不可持續的發展模式。因此，需要註意如何通過資本引進來提高產業和國家的競爭力，從根本上改善國家未來的經常賬戶平衡，而非僅僅考慮數量上引進了多少外資。應該著重研究如何促進外資與中國企業的融合，加強外資企業與我國企業的後向聯系，擴大其產業關聯效應，在合作與競爭中推動我國企業的發展和壯大。
2．以我為主，加強對FDI企業發展的導向和管理。東南亞金融危機引起人們反思外資和外貿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壹致認為，壹國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離不開國內企業和產業的強大。因此，引進FDI要以我國自身的經濟發展、經濟結構升級為基點來考慮，按照國際市場需求和國內經濟發展需要來引導外資的投向。註意借助外資來推動國內企業改善治理結構、增加透明度、提高國際競爭力以及推動國內市場的發展等。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國民待遇，減少並逐步取消各種政策優惠，讓內外資企業得到同等待遇，鼓勵國內私人資本在同樣的舞臺上與外資實行公平競爭。
3．以外債對待FDI並將其納入國家外債監控範圍。FDI與對外舉債無本質區別，雖不用付息，但要允許投資方匯回利潤。換言之，今天中國GDP的高速增長要以未來中國GNP的低速增長作代價的。盲目的不計成本的引進FDI將給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帶來許多負面影響。FDI絕不是越多越好，因為是外債就有壹個債務承受範圍，並需要對它加以監控。此外，要設法解決外商投資企業向外轉移收益的行為，提高外商投資企業利潤分配中的中方收益份額。
4．堅持“走出去”戰略，加大對外直接投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大大小於引進外商直接投資是造成投資收益巨額逆差的主要原因，相應地，擴大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就是減少這壹差額的有效辦法之壹。前已述及，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太小，即使按聯合國貿發會議統計的中國累計海外投資達350億美元計算，也只相當於美國的0．5%，占世界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0．15%。這與我國的綜合國力不相稱。在國際經濟日益壹體化的背景下，企業亟需利用全球各種有利的資源和市場，開展國際分工與合作，即在“請進來”的同時，要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上海財大金融學院，段軍山，毛中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