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中***出土禮器、樂器、漆木用具、金玉器、兵器、車馬器和竹簡15000余件，僅青銅器就***計6239件。其中曾侯乙編鐘壹套65件，是迄今發現的最完整最大的壹套青銅編鐘。青銅禮器主要有鑊鼎2件、升鼎9件、飼鼎9件、簋8件、簠4 件、大尊缶1對、聯座壺1對、冰鑒1對、尊盤1套2件及盥缶4 件等。經鑒定，使用了渾鑄、分鑄、錫焊、銅焊、鑲嵌、鉚接、熔模等青銅器制作工藝，說明戰國時期南方楚地的青銅冶煉技術同樣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其中尊盤系用先進的失蠟法鑄造，表現出戰國時期青銅冶鑄業所達到的高水平。
先秦時代，對禮器的使用是有嚴格規定的，其中又以鼎的使用為核心內容。天子用鼎數最多，為九鼎，諸侯七鼎，大夫、士人又逐層遞減。曾侯乙墓中有鑊鼎2件、升鼎9件、飼鼎9件、簋8件，明顯僭越了諸侯能享有的鼎數，已近於天子之制。這表明在曾侯乙生活的時代，自商周以來的禮樂制度已經遭到破壞，出現了禮崩樂壞的現象。 鐘在我國商朝時就已出現，最初只有3到5枚，到周朝增到9至13枚，戰國時發展成61 枚。人們按鐘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鐘編成組，制成編鐘，演奏悠揚悅耳的樂曲。迄今為止，中國的考古發掘中***有40多套編鐘出土，但數量最多、保存最好、音質最高的則非曾侯乙編鐘莫屬。
整套編鐘數量之多，做工之精細，氣魄之宏偉，令人驚嘆不已，堪稱戰國時期青銅樂器的巔峰之作，被譽為“國之瑰寶”。從音效上看，編鐘所用青銅是以高純度的銅、錫、鉛按壹定比例冶煉而成，鐘壁厚度、鐘的形制的設計，都達到了完美極至、無可挑剔的地步，如此才保證了編鐘絕佳的音響效果。全套鐘以人、獸、龍、花和幾何紋為裝飾，采用圓雕、浮雕、陰刻、彩繪等多種技法，以赤、黑、黃諸色映襯青銅本色，莊重肅穆，精美壯觀。有學者對曾侯乙墓的出土文物進行了系統的研究，認為曾侯乙墓編鐘是科學技術史上壹項最早而又復雜的系統工程，具有完備的技術體系和豐富的工程技術語言，具有世界壹流的鑄造技術。它不僅是中國古代科技與藝術完美結合的真實寫照，而且為科技未來的發展作出楷模。
曾侯乙編鐘*** 65 枚，其中1 枚是戰國時楚惠王贈送的镈，稱“楚王熊章镈鐘”。該鐘通高92.5厘米，重134.8千克，腔體呈扁橢圓形，與其他64枚鐘最明顯的不同點，在於鐘口平整。鐘體頂部為蟠龍式復式鈕，由上下2對蟠龍對稱組成，上面1對蟠龍形狀較小，引頸對銜，下面1對蟠龍形體較大，回首卷尾，形象惟妙惟肖，生動傳神。鉦部兩側以淺浮雕龍紋為襯，每壹部分鑄有5個圓泡形飾，圓泡凸面上亦浮雕龍紋。鉦間鑄有31字銘文：“隹（惟）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陽，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彜，奠之於西陽，其永持用享”。大意為楚惠王五十六年（前433），楚惠王在西陽接到了曾侯乙去世的消息後，在西陽遙祭他，並為他鑄造了這件镈鐘，以供其永享。這段銘文不僅說明曾國和楚國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而且為曾侯乙墓的斷代提供了有力的證據。據此，曾侯乙死亡的最可能時間為公元前433年。而對曾侯乙屍骸進行碳－14測定後，也表明其死於公元前433年～公元前400年，死時約42歲～45歲。據《史記卷四十·楚世家》記載，楚昭王十年（前506），吳王闔閭和其胞弟夫概率兵攻打楚國，大獲全勝，最後攻破楚國的都城郢。破城之時，楚昭王逃走，奔至雲夢澤時，被吳軍射傷。楚昭王逃到鄖國，鄖國國君的弟弟認為楚昭王不仁不義，要殺他。於是楚昭王又急忙逃到隨國，吳王闔閭隨後率兵而至。隨侯緊閉城門，調兵遣將，嚴陣以待。吳王闔閭在城下對隨侯說，周天子的子孫，分封在江漢流域的都被楚國滅掉了，隨國遲早也會被楚國滅掉的，妳還是早點把楚王交出來，讓我殺掉他。隨侯堅決不肯，說：“隨國與楚國世代友好，妳不要再說了，楚昭王不在隨國，他已經逃走了。”吳王沒法，只好帶兵離開了隨國。楚昭王由此逃過壹劫，心中充滿了對隨侯的無盡感激。隨後楚國援軍秦軍趕到，大敗吳軍，夫概見大勢已去，撤兵歸國，自立為王。吳王闔閭得知這壹消息後，慌忙帶兵離開郢都回到吳國。楚昭王回國復位，下令楚、隨世代鐘友好，不相攻伐。有專家判定，隨國其實就是曾國，隨侯就是曾侯乙的先輩。由此我們不難想象，楚昭王的兒子楚惠王熊章，為了報答曾侯乙先人的救父之恩，特意將這枚精美的镈鐘送給曾侯乙，以示友好。
編鐘分八組，***分三層懸掛在銅、木做成的鐘架上。鐘架全長10.79米，高2.73米，由六個佩劍的青銅武士和幾根圓柱承托著。編鐘分上中下3層，形制各異。最下壹層由12枚長乳甬鐘和1枚镈鐘組成，分成2組懸掛，其中9枚懸掛在倒趴著的虎形獸上面；中間壹層33件，分3組懸掛，有短枚甬鐘1組11件，無枚甬鐘1組12件，長枚甬鐘1組10件；最上壹層19件，稱“揭鐘”。橫向看，從左到右編鐘依次增大；縱向看，由上而下依次增大。懸掛方式亦不相同，上層為插掛，以插銷入鐘鈕；中層為鉤掛，掛鉤為框架鉤和焊鉤2種；下層環掛，掛鉤分趴虎套環和雙桿套環2種。
六十五枚編鐘的總重量達3500千克，其中，最大者通長153.4厘米，重203.6千克，它的重量、體積在編鐘中是罕見的。鐘上大多刻有篆體銘文，鐘、架、鉤上***有銘文3755字，內容為編號、記事、標音及樂律理論。甬鐘刻有記事銘文，均為“曾侯乙乍時”5字，標明編鐘為曾侯乙所擁有和享用。上層十九枚鐘的銘文較少，只標示著音名，中下層四十五枚鐘上不權標著音名，還有較長的樂律銘文，詳細地記載著該鐘的律名、階名和變化音名等。標音銘文不僅標示了該鐘的懸掛位置，亦標明了敲擊的部位及其發音的名稱。整套編鐘有律名28個，階名66個，構成了十二半音稱謂體系。通過這些銘文，可知各諸侯國所用律名並不相同，更可清楚地辨析曾國與楚、晉、齊、申、周等國律名的對應關系。鐘銘所載內容，絕大多數聞所未聞，簡直就是壹部不朽的中國古代樂律理論典籍。這些銘文，便於人們敲擊演奏。曾侯乙編鐘音域寬廣，有五個八度，比現代鋼琴只少壹個八度。鐘的音色優美，音質純正，基調與現代的C大調相同。考古工作者與文藝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鐘演奏出各種中外名曲。
通過對墓中出土文物進行綜合分析，專家認為這套編鐘的擊奏工具***有8件，並復原出了演奏時的場景。其中6件為“7”字形木槌，演奏時由3名樂工各執1對，分別掌奏中層的3組鐘，並兼顧上層鈕鐘，主奏旋律。另外2件擊奏工具為彩繪撞鐘大棒，長215厘米，粗6.6厘米，演奏時由2名樂工分別執掌，主奏下層大鐘，配以和聲。演奏時，樂工們必須面對國君，且奏且歌且舞，表現出了高超的演奏技藝。 十六節龍鳳玉佩1978年出土於湖北省隨州市西北郊擂鼓墩曾侯乙墓東室墓主棺內。全長48厘米，寬 8.3厘米，由13片鏤空的各種形式或圖案的玉片及24個圓環、半圓環或方扣連接而成。其中有 4個銀挺玉插入，拆卸銀挺玉之後便成為 5塊長度不同、環片多少不等的連環玉佩。折疊起來便形成壹塊玉團狀。第1塊玉有二片二環，第2塊玉有三片六環，第3塊小玉僅有二環，第4塊玉有三片四環，第5 塊玉有五片六環。
此玉佩經過精心周密設計之後加工而成。第壹塊玉上下片以自身凸出的玉環連成壹體,上片近方形夔龍,下片是四角出夔鳳的渦文環；第二塊玉最上層壹片鏤四個勾連活環，第二片是半橢圓形鏤空變相夔龍紋環，第三、四片琢成腰圓形片，均以十字間隔，每壹空間內飾鏤空渦紋；第三塊小玉琢成飾以蛇紋的扁方形扣，中間壹素環勾連壹夔龍環；第四塊橢圓形玉 7.3厘米寬，上下兩層腰圓玉片均為鏤空螭虎紋，各琢鏤二個固定的半圓環與側面出脊角的扁方二孔扣環連接，扣環飾夔龍紋；第五塊玉最上的方形玉片為鏤空夔龍紋,上下鏤二方孔,與其下之鏤空二夔龍、二蛇紋扁方孔玉片相連，再其下是以二環連接的尖首玉片,寬 8.1厘米,飾鏤空蛇首紋，最下方的玉片為鏤空螭紋，有固定的半圓環。此佩紋飾均用隱起陰線琢法，起伏自然順理，琢工精巧嫵媚，是迄今發現的多節活動鏈狀玉佩中最長、最精美的壹件，堪稱戰國玉雕中的瑰寶。
曾侯乙墓還出土壹件四聯玉飾與此佩相似，如果用銀鋌插銷玉環可以將四聯玉飾與此佩連結起來。
此佩的功能和定名依舊存有不同意見，壹種看法是用作佩飾,另壹種看法是聯系同時出土的小件玉鳥禽。認為是冠上裝飾，即冠纓。 尊高33.1厘米，口寬62厘米，盤高24厘米，寬57.6厘米，深12厘米。
尊敞口，呈喇叭狀，寬厚的外沿翻折，下垂，上飾玲瓏剔透的蟠虺透空花紋，形似朵朵雲彩上下疊置。尊頸部飾蕉葉形蟠虺紋，蕉葉向上舒展，與頸頂微微外張的弧線相搭配，和諧又統壹。在尊頸與腹之間加飾四條圓雕豹形伏獸，軀體由透雕的蟠螭紋構成，獸沿尊頸向上攀爬，回首吐舌，長舌垂卷如鉤。尊腹、高足皆飾細密的蟠虺紋，其上加飾高浮雕虬龍四條，層次豐富，主次分明。盤直壁平底，四龍形蹄足口沿上附有四只方耳，皆飾蟠虺紋，與尊口風格相同。四耳下各有兩條扁形鏤空夔龍，龍首下垂。四龍之間各有壹圓雕式蟠龍，首伏於口沿，與盤腹蟠虺紋相互呼應，從而突破了滿飾蟠螭紋常有的滯塞、僵硬感。出土時尊置於盤內，兩件器物放在壹起渾然壹體。
尊是盛酒器，盤壹般作水器用，二者合為壹器，尊內盛摻有香草汁的酒，祭祀時酌以獻屍，賓禮時酌以飲客。整套器物紋飾繁縟，窮極富麗，其精巧達到先秦青銅器的極點。尤其是器上鏤空裝飾，透視有若幹層次，系用失蠟法鑄造，即先用蠟做模，模外做範，加熱烘烤使蠟模融化流失，使整個鑄件模型變成壹個空殼，再將青銅溶液澆灌至空殼內，就可鑄成所需的器物。這壹發現，證實了在二千四百年前的戰國早期，中國的失蠟法鑄造技術已經達到極高的水準。尊和盤均鑄有“曾候乙作持用終”銘文。 青銅錯金磬架，通高109、寬215厘米，由壹對圓雕怪獸及其頭上插附的立柱為虡，兩根圓桿作橫梁，呈單面雙層結構。獸頂插附的立柱從腰、頂兩處與橫梁榫接。橫梁底等距焊鑄銅環，以串鉤掛磬。磬架施線條流暢的錯金雲紋。青銅錯金磬架，其磬架之精美、磬塊之眾多、編懸之明確、配件之完備，在考古發現的樂器中獨壹無二。
32塊磬系用石灰石或大理石磨成，形若倨句，大小有異，分為兩層四組。最大者：鼓博10．8、鼓上邊32．4、鼓下邊27．5、股博13．5、股上邊22．3、股下邊21、厚2．68厘米，倨句163度。最小者：鼓搏4．9、鼓上邊7．6、鼓下邊6、股博5．7、股上邊6．6、股下邊5、厚1．4厘米，倨句155度。
壹磬虡獸舌上有“曾侯乙作持用終”銘文。磬上刻有(其中有少量為墨書)編號和樂律銘文，計708字，意與曾候乙編鐘銘辭相通。經復原研究，知其音域跨三個八度，十二半音齊備。音色清脆，獨具特色。同出有銘磬匣3具，彩繪磬槌兩件。演奏時，需由1人雙手執磬槌，跽地而擊。
鹿角立鶴，鶴長喙上翹呈鉤狀，引頸昂首佇立，兩翅展開作輕拍狀，通高143．5、鶴高110厘米。拱背，垂尾。鶴首兩側插有兩支銅質鹿角形枝杈。鶴的頭、頸和鹿角上有錯金幾何紋飾，其它部位有鑄成和鑲嵌的雲龍紋。
此器造型別致，是壹件獨具風格的青銅工藝精品。鶴和鹿是長壽和吉祥的象征。把鹿角插入鶴頭，將二者置於壹身，可稱之為“瑞鶴”。古人把仙人乘車叫“鶴馭”、“鶴駕”。此器出於墓主人棺側，可能反映了死者成仙升天的思想。
尊缶為古代盛酒器，通高124.5、口徑48.4、足徑69厘米，重327.5千克。這件大尊缶是目前所知我國先秦酒器中最大、最重的壹件，堪稱“酒器之王”。它不但擁有足以傲視同類的巨大體型，而且在紋飾上也極盡精美，器表由細密復雜的渦紋、重環紋、蟠螭紋、綯紋、雷紋、蕉葉紋、帶紋、蟠蛇紋等構成，花紋花式統壹，線條整齊劃壹。大尊缶出土時，裏面還存有酒液。歷經二千四百多年沒有泄漏，可見缶的密封性之好。這件大尊缶不僅為我們了解曾國的人文歷史提供了珍貴實物資料，而且也讓人感受到了當時貴族的豪飲之風。
壺為敞口，厚方唇，長頸，圓鼓腹，圈足。左壺通高99、口徑33．8、蓋罩徑53、底徑40．6厘米重106公斤；右壺通高99、口徑32．6、蓋罩徑53、底徑40．6厘米重99公斤，銅禁長117．5、寬53．4、高13．2厘米 重35．2公斤。壺蓋有銜環蛇形鈕，蓋外沿套裝勾連紋的鏤孔蓋罩。壺頸兩側各有壹攀附拱屈的龍形耳。器身飾蟠螭紋和內填蟠螭紋的蕉葉紋等。兩壺內壁均鑄有“曾侯乙作持用終”銘文。
禁面有兩個並列的中空圓圈，以承放大壺圈足。禁的長邊各有二獸足。獸口部和前肢銜托禁板，後足蹬地。禁面和側面均飾蟠螭等紋飾。
銅禁出土不多，迄今為止國內外僅見4件。在湖北省是首次發現。
這是古代用以冰(溫)酒的器具，通高61．5、邊長62厘米 重170公斤。它由內外兩件器物構成；外部為鑒，鑒內置壹尊缶。鑒與尊缶之間有較大的空隙，夏天可以放入冰塊，冬天則貯存溫水，尊缶內盛酒，這樣就可以喝到“冬暖夏涼”的酒。
鑒和尊缶均飾以變形蟠螭紋、勾連紋和蕉葉紋等，並均有“曾侯乙作持用終”銘文。此器結構復雜，造型奇特，工藝精湛，是壹件具有特殊用途的大型酒具。同時出土兩件，造型、紋飾、大小均同。
雲紋金盞，盞通高11、口徑15．1厘米 重2156克，匙長13厘米 重56．45克。直口，方唇，淺腹，平底。三個鳳首形矮足。腹上部有兩個對稱的環耳。蓋略大於盞口，蓋沿有三個等距離的外卡。蓋頂有壹個圓形捉手。蓋面和盞口下飾雲紋、绹紋、勾連雷紋、蟠螭紋等。盞內放置金漏匙壹件，方柄圓身，器身鏤空變形龍紋。
至遲到商代時，我國就出現黃金制品，但多為壹些片飾。而此盞是仿銅的金制容器，反映了墓主人的特殊身份。這是目前所見我國先秦金器中最大最重的1件。 墓中還出土了編磬、鼓、瑟、笙、排簫等大量樂器，為研究中國古代音樂史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排簫、篪、琴（十弦琴、五弦琴）都是首次發現的幾種早已失傳的樂器。世界上不少民族都有排簫這種樂器，曾侯乙墓的2件排簫均是由13根竹質簫管編排而成，長短有序的簫管使得其形狀象鳥展開的單翼。專家對這2件古排簫進行了測試，其中1件有七八個簫管能夠吹奏出樂音，音階結構已超出五聲。篪是壹種竹質橫吹管樂器，源自民間，後世逐漸失傳。篪在周代常與塤壹起演奏，戰國時作為大型宮廷樂器之壹，每當有神祀與宴饗活動時，宮廷樂工們將編鐘、編磬、建鼓、排簫、笙、瑟等樂器壹齊奏響。古文獻中對篪的記載有出入，如《廣雅》說篪8孔，《周禮·鄭玄註》雲篪7孔，《樂書》中說篪為6孔，如此混亂的記載，使今人難以準確詳細地判定其形狀。曾侯乙墓出土的2件篪解決了這壹困惑。2件篪分別長29.3厘米和30.2厘米，都是用1節竹管制成，兩端管口封閉，管身開有1個吹孔、1個出音孔和5個指孔。管身通體髹以黑漆，以朱、黃色繞管身描繪出彩線花紋。根據曾侯乙墓篪，專家們成功地做了1件復制品，用復制品篪演奏，可吹奏出超出1個完整的五聲音階，加1個變化音，音色別有韻味。笙是自古至今沿用著的壹種管樂器，《詩經·小雅·鹿鳴》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可見笙與瑟是經常配合使用的樂器。曾侯乙墓出土的笙，可以分為十二簧、十四簧、十八簧3種，均用匏鬥、蘆竹笙管、蘆竹簧片制成。笙簧因音頻高低而大小不壹，框與舌間的縫隙細如發絲，做工十分精細。經專家試奏，其聲音婉轉低回，古樸典雅，細膩迷人。戰國至秦漢之際，盛行“竽瑟之樂”，曾侯自然也不例外。不過，曾侯乙墓出土的瑟，其弦已腐朽，但瑟身依然保存完好，長167.3厘米，首寬42.2厘米，尾寬38.5厘米。瑟首端有1個長嶽山，尾端有3個短嶽山，張弦25根，另有木質瑟柱置於弦下。從其仿制品的演奏中，可品味其原有的濃郁韻味。
出土的壹件漆木衣箱蓋上，畫面中央以篆書書寫壹個“鬥”字，古樸蒼勁，四周按順時針寫著二十八宿名稱，二十八宿東側繪有壹龍，西側繪有壹虎，關於“鬥”字與環繞其周圍的二十八宿名稱，有專家指出，畫中的“鬥”字代表著北鬥星，將其畫在中央，表明地位突出，正反映了古人對北鬥星的崇拜。二十八宿東側繪有壹龍，西側繪有壹虎，這與傳統天文學中的東方蒼龍、西方白虎正好對應，是考古發掘中所見年代最早的將北鬥、青龍、白虎與二十八宿配合的實物，也是中國迄今發現的關於二十八宿全部名稱最早的文字記載，說明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創立二十八宿體系的國家之壹，表明至遲在公元前5世紀初，中國就有了完整的二十八宿體系。曾侯乙墓天文星象圖的出土，使得當時已經定稿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天文卷》相關內容不得不重新修改，這壹發現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曾侯乙墓的北室是兵器庫及車馬室，出土兵器數量之多，品種之繁，也反映了墓主人的不凡身份。兵器中最引人註意的是殳。對於殳，歷代典籍多有記載，可惜都比較簡略。歷經千載歲月，滄海桑田，後世竟然未有先秦“殳”的實物或圖形傳世，使得後人難以知道它的真面目。殳，有的史書上也稱作“杵”或“杖”，是先秦時代壹種木或竹制成的長柄兵器，不但可用於防身自衛，還可用於裝備軍隊戰車。壹般認為殳是由原始社會中狩獵用的竹木棍棒發展而成。《尚書·武成》中有“血流漂杵”，“杵”就是商代士兵所使用的殳，那時的殳壹般是用壹根堅實的木棒制成。周朝把殳列入“車之五兵”之壹，是用於實戰的兵器。《詩經·衛風·伯兮》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周禮》曰：“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於兵車。”又曰：“季秋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從其記載可知殳的形制及其用途，五戎即五種兵器：戈、殳、戟、酋矛、夷矛，殳為其壹。《考工記》也記載了“車之五兵”是戈、殳、戟、酋矛、夷矛，分別插在戰車上的固定位置，供士兵在作戰時使用，這樣可以長短兼備，遠近結合。關於殳的形制與尺寸，據《考工記》記載“殳長尋有四尺”，東漢人鄭玄註曰“八尺曰尋”，由此可見殳的長度為壹丈二尺，即約3米。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爭霸，殳的使用更加廣泛。據史書記載，城濮之戰時，晉軍臨戰前“遂伐其木，以益其兵”。而且隨著車戰的流行，殳也在改進，出現了青銅和鐵制的殳，殳柄為竹木混合制成，呈八棱柱形或圓柱形，柄端安有青銅或鐵制殳頭，在柄尾安裝有起保護作用、使柄尾經久耐用而不開裂的細長銅或鐵帽，大大提高了戰鬥力。《六韜·軍用篇》有“方首鐵”的記載，“方首鐵”就是方形鐵頭的殳。《呂氏春秋·貴卒篇》也有關於中山國的力士穿著鐵甲、手持鐵杖作戰的記載，這裏的鐵杖，應該就是殳的變體。春秋戰國時期是殳作為典型兵器的輝煌年代。帝王或諸侯出巡時，前導勇士也執殳開道，即所謂“旅賁以先驅”。可見殳不僅是用於實戰的兵器，也用於天子諸侯的儀仗。而從其發展演變看，殳作為實戰兵器逐漸退出歷史舞臺，越來越演化為儀仗之器。秦始皇統壹天下，秦軍所向披靡，擁有數量龐大、質量精良的兵器。然而此時作為車戰“五兵”之壹的殳，其功用卻悄然退化。從秦始皇兵馬俑坑中出土的殳來看，全都是以青銅圓筒套的無鋒刃的儀仗器。漢承秦制，在漢代的儀仗中，殳被稱作“金吾”，銅制套頭，兩頭鍍金，禦史大夫、司隸校尉等常常“執金吾”夾侍拱衛皇帝。漢代以後，隨著車戰淡出歷史舞臺，殳也悄然湮沒。作為兵器的殳有沒有刃呢？《毛詩傳箋》曰：“殳長丈二而無刃是也。”《說文解字》曰：“殳，以杖殊人也。”段玉裁對其做註曰：“杖者，殳用積竹而無刃。”《考工記·廬人》唐賈公彥疏曰：“殳，長丈二尺，無刃，可以擊訂人。”這些記載給後人壹種錯覺，在很長壹段時期裏，人們認為殳是沒有刃的棍棒，其實這種判斷是完全錯誤的。早在春秋晚期，南方的楚、隨、吳、蔡等國就使用壹種帶鋒刃的殳，即在積竹木柄（由竹木混合制成的柄）的壹端裝壹個呈三棱矛狀的銅殳頭，在另壹端裝壹個有尖刺的銅箍，這樣既可以刺殺，也可以砸擊，威力頗大。這樣形制的殳，在曾侯乙墓中也有出土。曾侯乙墓出土了多件帶銘文的實戰與禮儀用的殳，銳殳7件，晉殳14件。其中3件銳殳刃部較長，頂端有鋒，呈三棱矛狀，並在鋒後裝有帶尖刺的銅箍，壹側刃上鑄篆書“曾侯越之用殳”，是中國迄今為止唯壹壹次出土自銘為“殳”的兵器，真正徹底解開了殳的形制之謎。晉殳兩端無刃，僅有銅套。兩種兵器的桿均為積竹木，以八棱形木桿為芯，每個棱面貼寬約1厘米左右的竹片，外面密纏絲線、革帶、藤皮，表面髹以紅漆或黑漆。桿通長329厘米～340厘米，粗2.8厘米～3厘米。墓中除殳外，還有戟、戈、矛、弓、盾、甲胄、箭簇等，幾乎囊括了戰國初期時所有的兵器種類。從數量上看，僅箭簇就有4500多件，被成捆地堆放著。2400多年前的曾侯乙，擁有如此多的兵器，可見他的封國應該有相當的實力，其本人也頗熱衷軍事。從這些出土的兵器上，盡可以想象英姿勃發的曾侯乙率領軍隊，馳騁疆場，金戈鐵馬，威武雄壯的場景。
墓中出土金盞、金杯、金帶鉤及長達48厘米的十六節龍鳳玉掛飾，是曾侯乙生前奢侈生活的具體寫照。許多青銅器上有“曾侯乙乍（作持）”之類銘文，為判定墓主提供了證據。
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有220多件，是中原與楚地墓藏中年代最早也是最為精彩的，而且品類全，器型大，風格古樸，體現了華夏中原與楚交匯區域青銅文化的神韻。
墓中還出土了大量的絲麻織品，由於年代久遠而且長期浸水，都已經腐爛，但仍為研究戰國早期的紡織工藝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通過檢測絲纖維，可以看出當時已經註意蠶繭的選用，繅絲質量較之早期也有提高。墓中還首次發現了絲麻交織的紗袋，經線或絲或麻，緯線則全部用絲，是世界上已知最早的絲麻混織品。在出土的絲麻織品中，包括紗、絹、錦、繡等多種織物，其中首次發現了壹種用夾緯使經線現出暗花的單層幾何織錦，對我們了解商錦、周錦再到漢錦的發展過程和織造工藝具有重要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