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描述:
義烏市場變遷的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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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建國50年來，後樂村商業經濟的演變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幾個階段：
(壹)沿襲傳統的雞毛換糖營生(20世紀50年代初至50年代末)
歷史上，後樂村所在的義烏東部地區向來以生產水稻為主，兼種甘蔗、黃花梨等經濟作物，並有以甘蔗榨制紅糖的習慣。由於該地區人多地少，而且耕地土質貧脊、土層淺薄，為增強土地肥力，提高糧食產量，農民群眾在長期的農耕實踐中，根據經驗發明了“塞秧根”的施肥方法。③運用這種施肥方法可以有效地提高糧食產量，但需要大量的雞毛等動物毛發。由此衍生出了壹門當地農村獨特的傳統商業——雞毛換糖。
雞毛換糖最早出現在後樂村所在的義烏廿三裏壹帶。大約在清乾隆年間，這裏的農民就利用春節前後的冬春農閑時節，肩挑糖擔，手搖撥浪鼓，走村串鄉，外出到周邊縣市從事“敲糖換雞毛”營生。他們用自己種植的甘蔗榨制的義烏紅糖加工成敲糖、生姜糖等，上門換取雞毛等動物毛發，用作種植水稻的主要肥料。這壹營生在後樂及其周邊村落代代相傳，成為後樂所在地區的壹門傳統副業經濟。
從某種意義上說，雞毛換糖是壹種流動的、易貨交易行為，其本身內含著商品性。但是，這是壹種非常特殊的商業行為，它並不是以追求直接的商業利潤為主要目的，其原始的動因和目的只是為了積累更多的肥料，提高農作物的產量。所以，在這壹意義上說，雞毛換糖也是增加農田單位面積產值這壹過程的組成部分。當初，後樂的男性村民從事雞毛換糖只是村落主業——農業的補充，利用的是農閑時間、農余勞動力和農業副產品，因為：
第壹，從生產經營時間看，主要是農事之余的農閑時節，具有農余性。在建國初期，雞毛換糖壹般在壹年之中的農閑時節，特別是春節前後那段農閑季節。
第二，從工作安排看，須以農活為先，首先服從農業生產，具有次從性。農村和農民必須以農為主、其他為副，這在當初是農民普遍認同的壹項不可動搖的原則。所以，村民的工作安排依據的是農業優先原則而非經濟效益，雞毛換糖等農外活動只能屈居次要和從屬地位。
第三，從行業發展看，相當程度地服務於農業、依賴於農業，具有賴農性。換雞毛的貨物——敲糖是農民自產紅糖的再加工產品，換回的雞毛則主要用作農作物的肥料，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因此，當時的雞毛換糖主要為農業生產服務，其發展空間有賴於農業發展所提供的原料、商品和市場等。
可見，雞毛換糖在建國初期的後樂村是非主導性經濟，它服務於農業、服從於農業，圍繞農業這個中心，尊農業為先，是村民群眾賴以謀生的副業。
(二)雞毛換糖業的艱難發展和創造性轉換(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後期)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急進錯誤思想指導下，中國開展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產風等壹系列政治運動，試圖以此加快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結果給農村和農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後樂村所在的廿三裏於1958年實行政社合壹、農工商學兵五位壹體的人民公社體制，按照“壹大二公”的要求，生產資料和糧食全部歸公***所有，實行統壹經營、統壹供給。大隊辦公***食堂，全體社員統壹到公***食堂吃飯；勞動報酬按勞力強弱而定，實行工資制。但不久便陷入了困境。據《後樂村誌》記載，“僅發二個月，後來就不再有，連飯也沒有吃了。解放後最困難時期從此開始，農民生活處於極度貧閑。”
“公社化運動作為壹場空前廣泛、深刻的社會變革，給農村社會、經濟、政治生活領域的各個方面，乃至農民群眾個人世代沿襲的生產、生活方式都帶來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1]毫無疑問，它也對後樂村的傳統商業活動造成了巨大沖擊，雞毛換糖這壹農村副業壹度蕭條。如前所述，後樂村人多地少，向來依靠農外經營謀得生存，傳統雞毛換糖業的蕭條在相當程度上加重了村民的苦難，當時後樂人的生活極苦，部分村民甚至被迫逃亡外地。
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農村社會壹度籠罩在“左”傾政策之下，農業生產和農村經濟受到嚴重影響。盡管全村男女勞力基本被動員出來，長年投入到人均不到1畝的土地上，但還是不足以養活壹村老小。唯其如此，盡管在當時人民公社集體勞動體制下，村民外出雞毛換糖受到了嚴格限制；盡管在“左”傾路線幹擾下，村民外出雞毛換糖需要冒搞“投機倒把”挨懲的危險；盡管在當時的交通條件和走村串鄉、流動交易的傳統經營模式下，村民外出雞毛換糖需要經受外人無法想象的艱辛。但是，為了生存和賺錢，餓壞、窮怕了的後樂人還是想方設法克服困難、沖破阻力，利用或變通政策，偷偷摸摸地外出到周邊縣、省繼續從事雞毛換糖業。而且在反復的政治運動造成農村日常生活用品極其短缺，雞毛等在農村工業發展中形成了新的需求的背景下，④後樂及其周圍地區的雞毛換糖業在20世紀70年代逐漸發展並達到了鼎盛時期，同時實現了行業經營模式的創造性轉換，具體地說：
第壹，雞毛換糖的交易內容更加豐富。傳統的雞毛換糖，主要是單純的敲糖換雞毛等動物毛發，是壹種較單壹的易貨交易行為。到20世紀70年代，盡管人們仍沿用傳統的名稱——雞毛換糖，但其交易實際已不再限於糖與雞毛等的交易。雞毛換糖商用於交換的除傳統的敲糖之外，增添了縫衣針、線、小玩具、紐扣、發夾等類當初農村居民極為短缺的小件日常生活用品，人們習慣上稱之為小百貨。他們所換取的除雞毛等動物毛發之外，也增加到所有能給其帶來利潤的廢銅爛鐵、牙膏殼、雞內金、破塑料等小件生產、生活廢舊物品。
第二，雞毛換糖的交易方式發生了變化。這壹時期雞毛換糖總體還是沿用了流動交易、上門服務的老傳統，但在交易方式上已經發生了革命性的轉換。在過去，雞毛換糖是壹種多少雞毛交換多少糖等簡單的易貨交易方式，到20世紀70年代，人們既可以習慣地用雞毛或廢品向雞毛換糖商交換所需的糖或日常生活用品，也可以拿現金購買小百貨。而且在交易過程中，開始以貨幣為媒介計算交換的貨物量。
第三，雞毛換糖的目的已經轉變。謀取生存、服務農業，這是過去雞毛換糖的主要目的。20世紀70年代的雞毛換糖不再僅僅是為了生計，追求市場利潤顯然已經成為這壹時期雞毛換糖商的主要經營目的；雞毛換糖也不再主要地為農業服務，而是優先為能給自己帶來更多利潤的工業生產服務。村民們換回雞毛後，首先挑選出優等的“三把毛”，出售給公社羽毛廠做加工雞毛撣帚等商品的工業原料，然後再把挑選剩余的雞毛交給生產隊做農作物的肥料以換取勞動工分。換取的廢品也都交售到廢品回收站等部門，再轉售給企業做工業生產的原材料。
第四，雞毛換糖的交易範圍進壹步擴大。過去，受交通工具的制約，村民外出雞毛換糖主要依靠肩挑、步行。所以，村民外出交易的地域半徑較小，主要限於靠近義烏的諸暨等周邊縣市。到20世紀70年代，壹些村民開始通過火車托運或租用拖拉機等方式運輸雞毛等貨物，由此促使雞毛換糖的區域進壹步擴大。為了能獲得更多利潤，村民們不再限於去周邊縣市雞毛換糖，他們開始跨出省界，足跡遍及江西、安徽等鄰近外省市。
總之，在國家三令五申禁止農民經商，禁止勞動力流動的情況下，為了生活，後樂人沖破了國家政策的底線，開始按照自己的方式行為。當時集體化農業生產所帶來的村民的生活貧困，形成了後樂人從事傳統商業活動的需求和必然。國家實行嚴格的統購統銷政策，造成商品的嚴重匱乏，又為後樂人從事雞毛換糖這壹“投機倒把”活動提供了廣闊的市場。正是這種種因素造就了20世紀60—70年代後樂傳統的村落商業經濟的發展和轉換，促使雞毛換糖業在“不允許”的政策環境中實現了非同尋常的發展，達到行業的鼎盛，並為後樂人今後的村落商業和村落經濟社會發展奠定了基礎。
應當指出的是，盡管雞毛換糖等村落商業經濟有了長足發展，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特別是“以糧為綱”的國家宏觀政策背景下，集體農業經濟在村落經濟中居主導地位。個體商業活動依然屈居於副業地位，必須首先服從於農業生產。然而，我們如果剔除政治因素，單純地從經濟產值和農民收入等經濟指標透析，那麽這壹時期後樂的村落經濟結構已經逐漸從以農業為主體演變為以個體商業為主體的經濟結構。因此造成了村落主導產業與主體產業相分離，在後樂村落經濟體系變遷過程中形成了壹種非常特殊的結構模式。
(三)小商品經營業的形成與崛起(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至80年代末)
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在後樂村及周邊村落的雞毛換糖行業中逐漸分化和衍生出了壹門新的行業——小百貨經營。據村民們回憶，大約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始，由於當時農村市場上日用品緊缺，精明的雞毛換糖商為了提高經營收益，及時揪準這壹商業機會，開始用日用小百貨換取雞毛和廢品，實現交換中的雙重獲利，因此急切需要小件日用品貨源。但在當初的政策環境下，他們又不可能通過正常渠道從集體或國有單位獲得所需小百貨。於是，個別後樂及鄰村的農民開始動腦筋設法為雞毛換糖商組織小件日用品貨源，專門經營小百貨。因此逐漸地演變成了壹項新興的村落商業經濟——小商品經營業。
由於經營小百貨獲利較豐，其他村民陸續在親友帶動下加入小百貨經營行列，並逐漸地在廿三裏鎮形成了壹個地下的小百貨批發交易市場。隨著其影響的日益擴大，外地客商也陸續來到廿三裏批購小百貨。改革開放後，在多種因素影響下，小商品市場開始向縣城的湖清門延伸，後經多次易址和擴建，逐漸發展成為聞名遐邇的“華夏第壹市”——義烏小商品市場。所以，從歷史發展而言，當初後樂等村的小百貨經營者是廿三裏最早壹批小商品經營者，也可以說是義烏小商品經營業的拓荒者。正是在這壹背景下，人們把後樂村所在的廿三裏鎮視為義烏小商品市場和小商品經營業的發源地。
在改革開放政策的推動下，義烏小商品市場及各地小商品市場迅速發展，成為小商品經營業的重要依托，有力地促進了義烏小商品經營業的崛起。具有悠久經商傳統和豐富經商經驗的後樂人更是如魚得水，他們紛紛投入商海，迅速形成了後樂人“八十年代經商”的局面。據不完全統計，20世紀80年代，在義烏小商品市場和各地小商品市場擺攤，直接經營小百貨的後樂人大約有近二百人。如果加上他們的家屬，在當時總人口不足800人的後樂村，經商者已經占居壹半左右。
20世紀80年代迅速崛起的小商品經營業，與傳統的雞毛換糖業相比較，具有如下特點：
第壹，從交易方式看，小商品經營不再是壹種易貨交易，而完全是以貨幣為媒介的現代商業買賣活動；也不再是零售買賣，而是批發交易，或者是批發為主兼營零售。經營規模大大擴大。
第二，從經營制度看，小商品經營不再是沒有固定場所的流動交易，已經變為坐地經營，即村民們通常說的“擺攤”。經商者壹般在義烏或外地商品市場購買或租用小商品經營的攤位，從事小商品買賣。也正因為如此，其經商活動納入了市場管理部門的統壹管理之中，進入了現代市場管理體系，必須遵循現代市場運行規則。同時，這壹階段的小商品經營業的經營主體盡管屬於個體經營範疇，但與雞毛換糖不同，它不再是男性村民的個人行為，壹般是夫妻或父(母)子(女)搭伴、合作經營，可以以男性為主，也可以以女性為主，是壹種特殊的家庭經營制度。此外，由於小商品經營多為批發，經營過程中開始出現了以往沒有過的代銷、經銷等經營制度。
第三，從經營的內容看，小商品經營盡管仍然以日常生活用品為主，但已不再局限於雞毛換糖的貨盒可以容納的微型小件商品，它進壹步地擴展到了襪子、床上用品、花邊、頭巾、服裝等日用小商品。
第四，從服務的對象看，此時的小商品經營不再以農村居民為主要服務對象，而是面向全國城鄉居民。他們要為各個層次的城鄉居民提供商品經營服務，滿足他們不同的需求。不過，就某個經商單位(攤位)來說，它們往往針對某些階層和群體，專門經營某種或幾種小商品，因此與壹般的百貨商場有所區別。
第五，從經營的區域看，小商品經營的地域不再局限於周邊縣市和省份，進壹步擴大到了全國各地，乃至國外。經商的地點不再以農村為主，而以城市中的商品市場為經商營業地，由農村轉向了城市。
總之，這壹階段的小商品經營業是後樂村落商業發展史上的壹個偉大轉折，它實現了經營模式的根本性轉換，實質已演變為現代商業。同時，它導致了村落經濟結構的重大改變。小商品經營業在這壹時期的後樂村落經濟體系中已經占據絕對的主體地位，發揮著主導作用。村莊勞動力結構中，經商者比例最高，務農勞動力的比例明顯下降。
(四)前店(攤)後廠式經營(20世紀80年代末至20世紀末)
“買全國貨，賣全國貨”，這是後樂及整個義烏早期小商品經營的特點之壹。它主要依靠利薄的競爭優勢和銷量多的規模優勢取得成功。隨著全國各地小商品市場的興建和發展，商品市場的競爭勢必加劇。這種兩頭在外的小商品經營業缺乏本地產業的有力支撐，有可能在將來某個時候走向衰退。基於這樣的認識，義烏市委市 *** 較早地提出了“以商促工、工商連動”的重要方針，鼓勵和引導部分經商大戶創辦工業企業。相應地，後樂所在的廿三裏鎮黨委、 *** 制訂了“引商轉工、以商強農”的方略，引發了壹場由商業資本變成工業資本、由流通優勢引發產業優勢的飛躍。[2]正是由於這些地方政策的引導，加上小商品經營業的競爭日趨激烈，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越來越多的後樂經商者開始創辦工業企業。這壹時期，後樂的工業企業主要集中在針織、服裝等行業，其產品大多與業主原來經營的小商品有密切聯系，而且義烏小商品市場是這些企業產品的主要銷售渠道。如此形成了“前店(攤)後廠”式的新型工商兼業經營模式，即在義烏小商品城設攤位或店鋪，銷售自家生產的產品，同時兼營其他廠商特別是同類的產品；在村裏辦工業企業，生產小商品市場上適銷對路的產品。業主同時兼顧工廠和攤位，在攤位上接受訂單，按訂單組織企業生產，企業的生產根據市場不斷調整。當然也有相當壹部分企業通過他人的攤位經銷或代銷其產品。“前店後廠”式經營是壹種特殊的經濟形式。“前店”無非是工業企業前伸向市場的壹個“供銷科”，“後廠”則成為商業經營單位的商品供應地，它使商業與工業在家庭經濟的形式中實現了有機的融合。據不完全統計，到2000年，後樂人在村內創辦和經營的企業有五十多家。
村落工業的迅速發展，壹方面吸納了大批本村勞力進入企業務工，從事非農勞動；另壹方面，許多外地務工者紛紛進入後樂社區。外地民工的大量進入，形成了人口在村莊社區內的新的集聚，並由此促進了社區商業、飲食業，以及娛樂、服務業、租賃業的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末，村域內***計有各類店鋪等第三產業企業10多家。如此，形成了壹種工商並舉的村落經濟結構.
三、後樂村落商業經濟變遷的意蘊
中國地域遼闊，各地差異明顯，特別是處在這方土地上的數十萬個村莊更是豐富多彩，致使鄉村社會的變遷呈現出眼花繚亂的景象和各自的村域特色。建國50年來，後樂村的村落商業變遷歷程無疑具有豐富的“地方性知識”，其中包含著許多耐人尋味的意蘊。從壹定意義上說，它們足以解構和顛覆壹些被當下人們廣泛認同的理論和觀點，引起人們進壹步的思考與討論。這裏，我們擇其要者討論幾點：
(壹)關於村落商業在農村現代性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當人們談論起農村現代性發展特別是非農化時，幾乎不約而同地把目光轉向了鄉鎮企業的發展，有的人甚至把農村非農化、現代化等同於農村工業化，而置村落商業不顧。或許這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鄉鎮企業的崛起促進了中國農村經濟的重大發展，改變了中國農民的生活，導致農村乃至整個國家經濟社會的結構變遷，從而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或許這是因為現代化理論認為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基礎，從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向以工業經濟為主的社會轉變是現代化進程的第壹步，因此處於現代化進程初期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人應將註意力首先集中於工業化上。
然而，後樂村的現代性發展並不是像壹些“超級村莊”那樣，通過村落工業經濟的發展形成了新型的“非農社會經濟區”，[3]而主要是通過商業的發展實現村落和村民的非農化。商業經濟在村落非農經濟變遷中居於特別突出的重要地位，是村落經濟社會變遷的中心。雞毛換糖——小商品(百貨)經營——小商品交易兼小商品生產，形成了壹條清晰的村落非農經濟發展主脈。它明顯背離了所謂的農村非農化、現代化規律。
(二)關於村落商業發展的內源力
在發展理論中，常常把發展進程分為內源性發展與外源性發展。內源性發展是指社會變遷主要由社會內部因素引起，發展的原動力是在社會內部生成的，是壹種漸進的、主動的變遷過程。相反，外源性發展則指社會變遷主要由於外部環境的影響，由外在文明沖擊而引致的壹種被動的變遷過程。
在傳統的認識中，商業經濟總是形成和繁榮於人口集中的城市、集鎮等場域，村落作為壹個封閉的自給自足的***同體，不存在產生、繁榮商業經濟的環境和動力。但是，後樂村的商業經濟變遷恰恰告訴人們，村落同樣可以成為商業經濟興起和繁榮的場域，具有發展商業經濟的內源力。後樂村的村落商業發展明顯表現為內源性發展，它主要由村落內部因素引發，是壹個漸進的、主動的變遷過程，不僅發展的原動力來自村落內部，而且發展的主體也是村落內部的村民。
首先，後樂村的商業經濟最早源自村民的“饑餓”。正是迫於生計的壓力，村民們利用農閑時間從事雞毛換糖營生。通過雞毛換糖，村民們完成了最初的資金和經驗積累，在此基礎上逐步推動村落商業經濟的變遷。村落商業經濟的變遷主要是在村落內部條件不斷成熟的背景下產生的，而不是外部力量推動的結果。外部因素在村落商業經濟發展過程中具有壹定的作用，但它是通過與逐漸成熟的內部因素的結合而對村落商業經濟變遷發生影響的，而不是作為內部因素的對立物出現的。
其次，後樂村的商業經濟變遷不是城市商業擴散的結果。在村落商業經濟演變中，村莊和村民不是作為客體而存在，而是始終作為行動的主體出現的。村落商業經濟變遷是村民群眾自覺、自主的行為過程。無論是雞毛換糖業的發展，還是小商品經營業的發展，村民都是推動發展的主體力量。
最後，後樂村的村落商業經濟變遷是對村落內部資源充分開發和利用的結果。從自然資源而言，後樂是壹個人多地少、資源貧乏的村落，但正是自然資源的貧乏，迫使後樂人較早地走上了雞毛換糖之路，尋求農業之外的生存機會。唯此，後樂人很早就開始了經商的經歷，並逐漸累積起壹種特殊的文化資本，在村民中形成了敢於冒險、勇於超前、精於經營、不怕艱辛、務實節儉等人格。從壹定意義上說，後樂村的商業經濟發展就是通過開發和利用這壹筆村落內部資源而實現的。
不過，這裏我們有必要指出後樂村落商業經濟的壹個典型的村域特點，即後樂的村落商業經濟並不是在後樂村地域內發生的商業經濟活動，而是後樂村落中的村民從事的商業經濟活動。從最初的雞毛換糖到現在的小商品經營，後樂的村落商業經濟活動幾乎都發生在村落的地域之外。盡管在村民人數不到千人的後樂村域內無法形成繁榮的商業市場，但後樂人首先通過雞毛換糖這種上門服務的流動交易方式在村外找到了市場。改革開放後，則在義烏及其它地方的小商品市場找到了村落商業經濟的發展場所。如此，實現了村落商業的發展和繁榮。
(三)關於村落現代性發展的軌跡
現代化理論認為，“現代化的壹個重要標誌或要求就是經濟結構的現代化，即以第壹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向以第二或第三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的轉變”。[4](P99)從1950到2000年，這50年來後樂的商業經濟變遷，不僅使自身經濟得到增長，而且還推動了整個村落經濟的結構變遷，實現了既有經濟增長又有經濟發展的結果，完成了村落的非農化。
壹些發展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經濟結構的轉變直接影響經濟發展，並說明社會形態的變化，從以第壹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向以第二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轉變，正是人類社會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變，從本世紀50年代起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從以第二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向以第三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的轉變，表明人類社會已開始從工業社會向後工業社會的轉變。這是人類發展的普遍規律。”[4](P100)這些來自於對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經驗總結而得出的研究結論，對於壹個具有較廣地域的國家和地區來說，或許有其真理性，這也是目前多數學者認同的觀點。那麽，對於像後樂村這樣壹個村落社區而言，是否仍具有合理性和科學意義?
如上所述，建國50年來，商業經濟是後樂村經濟社會變遷的核心，隨著村落商業經濟的變遷，後樂的村落經濟結構發生著相應的變遷。但是，後樂的村落經濟結構變遷並非遵循現代化理論家們所揭示的經濟發展規律，而是遵循自身的演變軌跡，走著獨特的發展道路。它沒有按“農業為主——工業為主——第三產業為主”這樣的歷史軌跡變遷，而是從以農業為主到商業為主，最後發展到工、商並舉。
我們認為，伴隨村落商業經濟變遷而實現的後樂村的經濟結構變遷過程至少說明了兩點：第壹，村落作為壹個社區、壹個小社會，總是處在非常特殊、極其復雜的環境之中，因此村落之間存在著眾多經濟、社會、文化差異。在特定環境中發生的村落經濟變遷的實踐，主要不是理論或意識形態單方面的落實，也不是國家政策單方面實施的進程，而是村民群眾日常生產和生活活動對此作出回應和建構的進程。所以，不能夠簡單地從某種理論原則或意識形態，以及壹般的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出發，來理解和解釋社區實踐和村落經濟變遷。第二，測度和評價村落現代化應當有其自身的特殊指標。經濟結構是目前通行的測度社會現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標，但從後樂村的實踐來看，用這壹標準來衡量壹個村落社會經濟發展的現代化水平似乎有些不合情理。對於壹個像村落這樣的小社會，我們不應當簡單地以經濟結構這種指標去衡量其現代化水平。
註釋：
①關於村落這壹概念，在日常使用中具有多種含義。本文所研究的村落是指壹個村民委員會所轄的社區，即人們平常所說的行政村。如果將村落看作是壹個社區，那麽它首先是居住在同壹個地方上的壹群人。基於此，本項研究的村落商業經濟，不僅僅是指在村落地域內發生的商業活動，而且更主要地是指這壹村落中的村民所從事的商業經濟活動。
②“雞毛換糖”是浙江義鳥東部地區農民的壹項傳統副業。歷史上，當地農民以自己生產的蔗糖為原料制作成“敲糖”，在農閑時節手搖撥浪鼓、肩挑貨郎擔，外出到周邊地區用自制的“敲糖”換取雞毛作為農田的肥料。在當地習慣地稱之為“雞毛換糖”。後來，雞毛換糖這種流動 *** 易逐漸演變為小商品經營，並促成了義烏小商品市場的產生和繁榮，因此成為聞名中外的義烏小商品經營業和小商品市場的起源。
③“塞秧根”就是用人、豬肥攪拌草木灰，加進鍘碎的雞毛、豬毛、頭發和豆餅等，在插秧7天後，在每株秧苗根部塞壹小團。這是後樂村周邊地區壹種具有地方特色的施肥方法，壹直延續到20世紀60年代。
④1958年，在政治運動的促進下，中國興起了第壹次農村工業化 *** 。在這壹過程中，後樂所在的廿三裏人民公社響應大辦社隊企業的號召，因地制宜地建立了壹家羽毛廠，生產雞毛撣帚等羽毛產品，從而對雞毛提出了新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