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是從內部來說，首先，香港金融市場體積仍相對較小，開放性較大，較易受到國際熱錢的沖擊。近年來。香港股市波動較大就是壹例；其次，為了香港金融市場的穩定，現時香港經濟仍實施聯系匯率制度，但香港通貨膨脹長期高於美國，使各業在港經營的成本迅速上升，直接影響香港的國際競爭力；第三，近年國際市場新的金融衍生工具不斷推陳出新，如監管稍有不慎，便會發生如巴林及大和銀行等事件，所以，各金融機構及監管當局對這些產品要加倍研究，密切註視其發展。
二是對“壹國兩制”、“港人治港”的信心問題。盡管《基本法》已明確規定：“九七”以後，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保留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50年不變；盡管港人對香港前途的信心不斷在增強，但“壹國兩制”畢竟是史無前例的構想，投資者對這壹政策能否真正實施以及實踐效果，心中之慮仍末完全排除。因此，加強對“壹國兩制”、“港人治港”構想的宣傳，加強香港與大陸的溝通，從制度、法律等各方面確實保證“壹國兩制”的順利實施，仍將是壹項長期而重要的任務。
三是外部環境來說，香港正面臨著亞太周邊國家和地區日益強勁的競爭壓力。
首先，來自新加坡的競爭。作為亞太地區三大國際金融中心之壹的新加坡，長期以來壹直是香港最主要的競爭對手。新加坡與香港經濟結構基本類同，金融業的發展水平十分接近，但在總體規模上新加坡仍次於香港。壹般認為，就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而言，香港在客觀經濟條件和金融政策管理方面更優於新加坡。然而，近年來對香港這壹優勢進行挑戰的是新加坡在繼續向離岸業務提供特別優惠政策的同時，逐步運用彈性管理辦法和進壹步優惠政策來鞏固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例如，1990年3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對金融與保險業和外國投資者提供壹系列優惠稅收政策。其中包括對新設立基金和金融中心的跨國公司的課稅由32％減至10％。這壹舉動對香港震動不小，被普遍認為是對香港傳統的稅制優勢的壹個挑戰(香港公司稅為16.5％)；降低股票交易印花稅，鼓勵股票二級市場發展；對從事商品貿易的國際貿易公司給予減稅10％；將離岸祖賃稅率降至10％，延長先驅工業地位公司的優惠稅率。同時，新加坡政府還宣布外國人持有本地銀行的股權上限從20％提高40％，豁免對投資亞洲美元債券所得利稅等。因此，面對新加坡政府的政策調整，香港如何在管理政策上保持已有的對外資的吸引力是其面臨的重大姚戰。
其次，來自東京的挑戰。東京是舉世公認的亞洲第壹大金融中心和世界上僅次於紐約和倫敦的第三大金融中心。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的表現尤為突出。1995年東京外匯交易中心的日交易額為1614億美元，大大高於香港的910億美元。雖然市場規模遠遠大於香港，但在管制程度上卻遠不如香港寬松。日本政府歷來對金融業有嚴格的管制，為使離岸市場不致對國內市場造成沖擊，日本政府對國內外業務有嚴格的界限之分。因此，東京市場屬於國內國際業務分離的“分離型離岸中心”。與東京市場不同的是，香港是亞洲地區唯—的沒有離岸業務和本地業務之分的“混合型離岸中心”，外資機構進入數量和參與程度也居亞洲第壹，其自由化和國際化的程度是東京市場和新加坡市場所不能比擬的。與日本不同，作為國際資金集散地，香港融資功能的特點不在於依靠本身具有充足的過剩資本來支撐其金融業務，而是通過跨國銀行和各種外資機構，調集境外資本提供各種境外金融服務。雖然香港以中國大陸為腹地，有優越的地理和時區條件，但香港最主要的是靠自由、靈活、方便和安全的金融環境來吸引國際資本的。僅這壹點，東京市場是無法取代的。但是，隨著日本國內市場的自由化程度加深以及國際化步伐加快，在市場規模和業務競爭方面會逐漸加大對香港的壓力。
再次來自中國上海的壓力。中國金融發展在90年代的壹項重要任務，就是為將上海在下世紀初建成亞太地區新的國際金融中心創造條件。其前提就是利用浦東開發開放的契機，將上海首先建成國內主要金融中心。
上海的形象效應在於世紀之初十裏洋場乃冒險家的樂園。這壹歷史誘惑對於越來越具有全球流動性、甚至是投機性的國際資本及其擁有者仍是不可抗拒的。支撐這壹形象的是上海融合四方的文化和商業氣息、機敏而教育程度相對較高的人力資源、相對發達的交通和通訊便利、相對紮實的經濟和金融基礎。上海的這些獨特優勢為浦東開發開放的政策機遇棧到了擴散機會，而外來資本、外來技術及其人才又可不斷充實並豐富已有的優勢。與世紀之初的情形相仿，壹個貫通中西、匯聚內外的大都會格局的重現，將成為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態基礎。
80年代後期以來，在中央政策推動下，上海的金融業和金融市場迅速發展。壹批全國性的金融市場在上海相繼建立，如上海證券交易所(1990年)和中國外匯交易中心(1994年)。中外資金融機構聚集上海，至1997年年中，在滬落戶的外資經營性機構已達50家，中資銀行的總行和分行20家，150多家外資金融機構設立了代表處，全國數百家證券公司設立了營業部，以及壹大批保險公司、信托公司在滬開業。除證券市場和外匯市場這兩個全國性市場外，上海的銀行同業拆借市場、保險市場、期貨市場正在逐步發展。壹大批金融中介服務機構蓬勃發展，其中包括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和投資咨詢公司等。上海在走向國際金融中心道路上邁出了可喜的步伐。
但我們也要看到上海亦存在許多問題：
第壹，從體制方面看，制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的因素有諸多方面，壹般來說，要成為金融中心必須先成為經濟中心，即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較強的經濟集聚和擴散能力，與相鄰的腹地有很緊密的經濟聯系，進而直接影響腹地經濟發展的規模和速度。由於我國現存經濟體制的束縛和市場體系發育的不成熟，導致地區間利益侵害，橫向經濟聯合松散，阻礙了上海與其腹地經濟壹體化的進程，在短期內上海還難以成為經濟中心。
第二，從政策方面看，金融中心的形成與發展有賴於中央政府實施壹系列金融自由化和國際化的政策。中國盡管實現了經常項目下貨幣自由兌換，但資本項目下貨幣自由兌換尚在很低水平。東南亞貨幣金融危機爆發，人們普遍註意到了資本項目開放對這壹事件的影響。因此，中國資本項目貨幣自由兌換的進程不會加速。這樣，上海金融市場的國際化必將受到限制。此外，按照目前的金融體制，國內幾大國有商業銀行的總部均設在北京，各總行的結算和大宗業務交易也都在北京進行，如中國銀行在北京完成的交易量占全行的40％，這種格局對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顯然是不利的。
第三，從組織方面看，金融中心的重要構造之壹是有壹大批商業化的金融機構。上海目前的金融機構過於單壹，銀行占了絕對比重，非銀行金融機構很不發達，這種狀況不利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確立。
第四，國際金融中心通常是外資銀行的雲集之地。鑒於目前中資金融機構的經營水平，人才、管理等均與外資金融機構有壹定差距，競爭中無明顯優勢，近期內外資機構尚不可能大規模進入上海金融市場，這顯然不利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21世紀較長壹段時期香港將繼續執中國金融牛耳。
隨著21世紀的到來，香港要鞏固和提高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所面臨的競爭與挑戰固然是嚴峻的、多方面的，但從發展趨勢來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前景依然看好。
第壹，《基本法》為香港經濟、金融的發展奠定了強有力的法律基礎。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均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保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原在香港實行的貨幣金融制度……予以保留”，“港元作為當地的法定貨幣繼續流通，自由兌換”，以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不實行外匯管制政策……繼續開放外匯、基金、證券、期貨等市場”等等。這些不僅充分顯示出中國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視，而且在法律上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
第二，“中國因素”繼續為香港經濟的發展提供動力和機遇。“中國因素”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崛起的主要推動力。香港回歸後，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以及與世界經濟的進壹步融合也必將為香港鞏固和發展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提供更強大的動力和更多的機遇。
從“九五”期間內地經濟增長速度將保持在8％至9％左右，吸收外商直接將達投資1500億美元以上，到2000年進出口總額將超過4000億美元，在未來5年中，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將高達15萬億人民幣，平均每年增長38％。與此同時，內地將進壹步加快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在國有企業、金融、財政、貿易、價格、市場等方面的改革都會重點突破。就拿資本市場來說，今後5年內地將有1000家左右的大型企業集團轉向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其中有不少企業集團將通過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發行股票和債券，這對香港股票、債券市場的發展會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
第三，亞太地區經濟持續發展的需要。香港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過程，始終是與亞太地區、特別是東亞地區逐步成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重心聯系在壹起的。預計未來幾十年內，亞太經濟的持續蓬勃發展以及東西方經濟日益頻繁的交流，必將強化香港的金融中介角色。
世界銀行最近公布的壹份研究報告認為。為迎接經濟發展的挑戰，東亞地區基礎設施投資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已從70年代的3.5％上升到1980年的 4.6％，到90年代已達到5.5％，並可望於下世紀初達到7％左右。該報告預測，從1995年至2004年的10年內，東亞和太平洋地區的基礎設施投資將高達13000至15000億美元，其中中國的投資額就占到壹半左右。亞洲發展銀行在前不久發表的《亞洲發展前景》報告中也指出，在未來的年代中，東亞地區在出口商業投資的帶動下，經濟前景依然光明，年增長率可維持在7％左右，相當於世界其他地方的3至4倍。這意味著，今後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將主要來自亞洲。隨著亞太地區經濟的持續發展，對基礎設施和其他領域投資的不斷增加，以及區內貿易的日趨興旺，香港在東西方各國之間集聚和分配資金的中介功能將進壹步強化，這無疑對香港保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提供了良好的外圍條件。
第四，香港經濟自身發展的有力支撐。除國際金融中心外，目前香港還是國際貿易、航運、旅遊及信息中心。1995年香港的本地生產總值達1.11萬億港元（折合1425億美元），人均GDP2.3萬美元，1996年達到2.5萬美元，已超過部分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1995年香港的有形貿易總額達584億美元，在全球亦處於前列位置。目前香港已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總額超過1000億美元，以人均計算，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新加坡。到1996年，香港的集裝箱吞吐量已連續五年居世界第壹，香港機場的客運量名列世界第二，貨運量則居第四位。在短短的幾十年間，香港這壹彈丸之地能創造出如此巨大的成就，堪稱世界經濟奇跡。在可預見的將來，香港經濟仍將保持持續發展的態勢.並將成為支撐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進壹步鞏固和提高的重要基礎。
對於香港而言，回歸祖國並不意味著過去二、三十年發展進程的結束，而是香港新的發展進程的開始。從這個角度看，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還將會進壹步鞏固和提高。我們有理由相信，到21世紀，隨著中國內地經濟的騰飛，香港經濟的發展必將會進入壹個新的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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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蓋茨20歲時，蘋果公司的史蒂夫·賈布斯的個人資產高達5億美金，比爾·蓋茨連他的壹個零頭都不到。 20年後，比爾 ·蓋茨成為世界首富，個人資產 達到650億美金，而賈布斯的資產卻只有10億美金.從實際情況來看，微軟公司的實力並不比蘋果公司強65倍，也並不是說比爾·蓋茨比賈布斯聰明能幹65倍。賈布斯抓住了個人電腦即將普及的趨勢，而比爾·蓋茨卻認為電腦軟件操縱硬件，並且每臺電腦上要使用多種軟件，這才是未來最大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