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認為，“當代中國問題”可以表述為:中國的社會轉型，即從前現代(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這種轉變從晚清至今已經經歷了壹百多年，到今天仍然是壹個“未完成的計劃”(哈貝馬斯)。再次提出這壹目標，並有序推進這壹進程，事關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是對政治家、社會精英和民眾社會歷史責任感的呼喚。
“現代化”是“當代中國問題”研究中較為常用的關鍵詞。在這壹敘事版本中，“當代中國問題”被視為壹個以經濟現代化為主要目標的過程，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成為這壹過程的主線，而政治、社會和文化領域的發展則被視為壹個源於經濟發展過程並最終由經濟決定的問題。
之所以用“現代性”而不是“現代化”來表達中國發展的目標，是因為兩者雖然相同，但含義不同。“現代性”是指歐洲啟蒙運動所倡導的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等核心價值觀，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市場經濟、民主、民族國家等壹整套制度，即現代文明秩序；在中國的語境中，“現代化”主要是指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福祉的提高，也被理解為“民富國強”。“現代性”和“現代化”構成了百年來中國社會轉型中兩個主題不同的“雙重變奏”(李澤厚)。由於各種主客觀原因，前者總是被後者淹沒。
“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的提出是觀念和政策上的重大突破。作為壹種理念，它需要更深入的解讀和闡述，才能提升成為壹種被普通大眾認可的價值。“以人為本”不應理解為“民生”的同義詞。首先，它應該建立在個人自由和權利的基礎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秩序才能實現社會和諧。作為壹項基本政策，應該得到制度的支持，否則就會成為壹句空洞的口號，或者成為利益集團獲取“合法性”的工具(韋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