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會不公開募捐，會員大多是他在美國、加拿大和中國的港臺親戚、朋友，其中多是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如香港大學常務副校長李焯芬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校長潘宗光教授等。嚴寬祜說，其實福慧的會員並不是大富大貴之人，但他們願意為中國的教育出資出力，基金會每年的資金除了三千余萬港元啟動資金所購買的長期公債所獲利息二百多萬港元外，其餘資金全部來自會員的捐獻，有多做多，有少做少，盡力而為。去年，福慧又在內地投入五百萬元人民幣。
福慧基金會在香港和上海設有兩個辦事處。位於上海長樂路的辦事處物業，是1995年嚴崔常敏以三十萬美元購置，贈給基金會使用。位於香港皇後大道中的北海商業大廈十樓全層的物業，由董事陸誌華夫婦贈予。兩個辦事處沒有租金支出，行政費用也由董事義務承擔，無論在香港，或者赴內地各地的路費、食宿費用，壹律由參與者平均負擔。
大陸的希望工程因傳出貪瀆的負面新聞後捐贈減少，福慧在內地捐建學校和發放助學金基本由會員親力親為。嚴寬祜說，最初壹兩年，他們沒有經驗，投資三十萬元的壹所小學其實只要十萬元就可以了，村幹部多要的錢被挪作他用。後來，他們發現捐建壹所二層高八個教室連配套的希望小學和六層高的中學教學樓，通常資助金額由人民幣十萬至五十萬元不等，基金會將收到的捐款百分之百付出，匯給省級機關，如僑務辦公室、海外聯誼會、***青團委、教育部、民政部，然後分期轉交給承辦單位。工程設計、施工、驗收和啟用過程，基金會都派員全程監督。
基金會每年向二十余間大專院校發放獎助學金，資助及鼓勵高校助學金的發放。除定期資助的大專院校外，還設有個別助學方案，幫助品學兼優的窮學生升讀大專院校。嚴寬祜介紹，受福慧關懷的學生，家境清貧，大部分家長務農為生，收入微薄。因為孩子有誌向上，渴望升學，很多家庭為供孩子上學而節衣縮食，甚至負債累累，有些家庭為了供壹個孩子上大學或高中，而被迫讓另壹個孩子輟學。福慧將獎助學金都直接送到受助學生手中。嚴寬祜和夫人嚴崔常敏每年專程去大陸十多次，從上海、天津、陜西等地的高校到四川、陜西、甘肅的小學，足跡遍及大江南北以至偏遠鄉鎮。
“在助學建校過程中，受學生們的真誠感動和愛心回應，刻骨難忘的感激、悲喜、熱淚，使我們在跋涉旅途中，往往感慨萬千。但望有生之餘，得以繼續奉獻，並期薪火不輟。”嚴寬祜在福慧基金會出版的刊物《慈願》中這樣回顧道。在福慧香港辦事處的文件櫃裏，收錄內地受資助學生的感謝信和嚴崔常敏給學生的回信的文件夾有厚厚的十多本。那些或娟秀或粗獷的筆跡，除了表達對基金會的感激之情外，還詳細匯報自己學業上的點滴進步和因為得到資助而由絕望、自卑到積極、振作的人生觀的改變。
壹位湖北大學的鄒姓受助學生說：“生活無憂的大學生是很難理解我們這些特困生的，他們感受不到我們來自經濟、家庭的壓力。妳對我的資助，太珍貴了，真比雪中送炭更為現實、可貴，我心中的確感激不盡﹗”華北工學院壹位李姓同學在信中寫道：“妳們不斷在物質上資助了我，而且在精神上給了我很大的鼓舞。妳們的慷慨資助讓我體會到了人性的偉大。就為著我生活在這樣美好的人間，我要好好學習。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夠成為妳們中的壹員，讓更多的中國孩子成為幸福兒童。”
嚴崔常敏每日的壹部分例行工作就是親筆給來信的學生寫回信。在那些短則壹頁，長則三四頁的回信中，她和那些稱她為“嚴伯母”或“嚴奶奶”的同學們分享她豐富的人生經歷和感悟。她講述自己幼年時求學的艱苦歷程，以及自己從事慈善助學活動的內心感受，她說自己到中國助學，不斷可以滿足自己的心願，也可以看到莘莘學子的歡笑，這使得自己非常安慰。她在給名叫智曉彥的受助學生回信中寫道：“佛教的慈悲精神，並不是指金錢，主要是愛人如愛己，別人的苦難也像感同身受。金錢是有限的，只能解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