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2月13日，中國財政部、外交部聯合發出《關於嚴格控制在華舉辦國際會議的通知》。通知要求：要嚴格控制在華舉辦國際會議的總量；不得在同壹時間或短時間內舉辦主題相同或類似的國際會議；嚴格控制會議規模；不得擅自對外承諾提供任何免費服務……《通知》中對在華國際會議的規定幾乎面面俱到，每壹條款所觸及的，都是當下在華國際會議的暗瘡。
為什麽要“嚴格控制”在華舉辦國際會議？那些曾經象征著中國各個地方都在大步邁向國際化的各種國際會議，如今在中國已經演化成了什麽模樣？有會展界業內人士說：就像中國人能把全世界的房價炒起來那樣，許多國際會議來到中國後，規格和身價也就眼見著水漲船高。而除此之外，很多在華舉辦的國際會議本身亦別有壹番奧秘和玄機。
“到中國開會去”
“我不在中國開會，就在去中國開會的路上。”這句中國網民“義務”為外國政要和商人量身創作的口號，在財政部和外交部聯合發出的“嚴格控制在華舉辦國際會議”的壹紙通知面前，註定更加形象和生動。這紙通知也引起了英國人安格斯?韋其的註意。
自從擔任英國某知名媒體駐華記者以來，安格斯已經被那些大大小小的國際會議邀請搞得有些頭大。
剛開始，安格斯還覺得參加這些會議“不僅浪費時間還有悖新聞工作者的職業規範”――會議的主辦方會幫妳打點好從機票到食宿的壹切，盡管會議常常很枯燥，但午餐十分豐盛，下午的遊覽更是“貼心”，最後還會在信封裏收到“意外驚喜”。但時間久了，安格斯還是決定選擇大約每10個邀請中的壹兩個出席。事實上，安格斯的困擾，也幾乎是每壹個境外駐華記者的必修課。
長期以來，除了國家層面正規的國際會議之外，各地大小城市似乎也染上了“國際會議癮”。會議多數由地方政府直接或間接主辦，由財政埋單。有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09年，中國主辦的國際會議不斷增多，從每年83個上升至245個。馬來西亞《星報》北京分社主任周豪文向記者透露，在他駐北京的4年多時間裏，曾先後參加20多場國際會議，而至於曾收到的邀請，則數不勝數。
當然，壹個巴掌拍不響。中國人愛開會，而不少外國名人政要也著實樂意來中國出席。
“隨著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中國在全球的影響力也今非昔比，如今東西半球經濟和政治布局都發生了極大變化，許多外國人對中國的興趣也愈發濃厚，當然，興趣的出發點多半還在純粹經濟利益。”在中國會展經濟研究協會副會長陳澤炎看來，由於中國在各個領域都凸顯出參與全球的活力，因此，多數外國人喜歡來中國開會的原因可能在於商機的發現，核電、糧食、石油乃至輕工業領域尤其如此，壹般而言，會議的專業性越強，對參會者的吸引力越大。
“事實上，像玉米行業大會、地震大會、數學家大會、生物制藥大會，這種務實的國際會議，恐怕並不在此次兩部委叫停的範圍之內。”在陳澤炎眼裏，國際會議可分為兩類，壹是由國際會議組織（ICCA）發起、各國申辦、不占用財政撥款而完全市場化運作的國際性會議；另壹種則是完全由政府牽頭、消耗財政撥款、付高額出場費請國外專家、討論所謂“經濟形勢”等較為空泛議題的國際會議。嚴格意義上而言，後者並不能稱之為國際會議，它在中國，有壹個更為貼切的叫法：官辦國際會議。此番兩部委出臺細則叫停的，也就是這些官辦國際會議。
大包大攬的“官辦會”
“既然是國際會議，首先得有洋面孔吧，花錢請；還得有國際影響力大的媒體吧，花錢請。錢不是問題，只要面子好看。”近年來，官辦國際會議在全國各地“高歌猛進”，規模越來越大，檔次越來越高，排場亦越來越驚人。
盡管消費水平不壹，每場會議具體花費無法計量，而官方也尚未公布中國每年花在國際會議上的錢到底有多少，但是從個別國際會議中透露出的信息卻可以讓我們窺得壹斑。“北方有兩個城市在爭辦某個國際會議時曾打得不可開交，還沒開呢就已經扔出去幾千萬，真正操辦起來的花費，也就可想而知。”陳澤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坦言，近些年中國叫停國際會議的聲音壹直都有，但卻越治越亂，歸根結底是壹個利益問題。而目前，國際會議支出已經成為政府財政的壹大負擔。
當“首屆”、“規模最大”、“規格最高”、“人數最多”等關鍵詞，頻頻在地方官員的報告中出現時，從國際會議到官辦會議的變形記，也就悄然完成。
“在國際會展界，中國基本已經成為免費的代名詞。”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不少在華召開的國際會議，外賓都能享受如下待遇：頭等艙，五星級住宿，吃大餐，高出場費，高規格出行、觀光，等等。幾年前央視的壹檔節目裏中外市長的對話，亦為“免費”提供了相當形象的註腳。在該節目快結束時，主持人邀請外國市長來華訪問，該市長說當年的預算已經花完，沒有錢來中國。此時，中國的市長反應很快：“沒問題，您來吧，費用我們解決。”與之相比，多年來，中國的不少官辦國際會議，幾乎每壹個毛孔亦都滲透著如此財大氣粗、壹擲千金的豪氣。
前述業內人士指出，壹向以組織正規國際會議著稱的ICCA，也被中國慣出了壹身毛病，“達沃斯就是很好的例子，夏季達沃斯本身價值多少先不說，關鍵是到了中國要價就翻番。”這種說法，得到了《人民日報》前國際部記者王南的佐證。曾到十幾個國家參加過數十場國際會議的王南表示，達沃斯這樣的會議在西方已經走下坡路了，但是到中國來，收的參會費很高，壹般要3萬塊錢買壹個參會指標。“這已經變成壹種變相圈錢的形式了。”
要政績，還是要會展市場
事實上，從市場角度而言，壹次會議完全有可能成為贏利的買賣，這也就是為什麽“會議經濟”以及“會議產業”能在中國方興未艾的關鍵。
以行業國際大會為例，陳澤炎揭示了壹次會議有可能成就的商機：先是有民營公司從決策層面提出會議創意和主題，分別向行業內專家和企業發出邀請，雙方壹旦產生需求，與會者同意繳納註冊費，便能形成市場；決策之後，由專業的承辦組織負責落實，發信息、做網站、聯絡、接待、註冊登記、收費服務，而下遊環節則涉及會場的布置、設備、同聲傳譯、宣傳及會後旅遊……就這樣，由壹場會議為中心的產業鏈就此形成。“每個環節都能產生效益，像日內瓦，就是會議養出來的城市。”
但中國正好相反，屬於“城市出錢養會議”。“首先是國家撥款，從源頭上就出了問題，花起來不心疼，沒收益也無所謂。官辦國際會議就等於花錢買壹個樂呵、熱鬧。損耗與本身產生的價值不符，政績要求高於市場規律，等於走偏了。”陳澤炎說。
盡管沒有具體的數字統計，但官辦國際會議帶來的巨大浪費，已然成為不爭的事實。“國家關於國際會議的文件1985年有壹版，中***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做的，1995年有兩版，《嚴格控制在華舉辦國際會議》和《重申加強外事紀律 嚴控在華召開國際會議》，看上去雖然題目都很嚴厲，但這些年下來，似乎也並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中國國際科技會議中心會議總監武少源說，他從1985年開始從事國際會議的組織工作，到現在已是26年的時間，親眼目睹多年來中國國際會議如何壹步壹步從嚴謹正規演變為現在的“亂象”。“這麽多年壹直在叫停，但是就像中國房地產調控壹樣，今天六條明天八條，能起多大作用？最根本還是有壹個形象工程，有壹個利益在那裏。”
王南則認為，真正意義上的國際會議還是要多開，因為肯定會潛移默化地增進中國與國際的相互了解，至於其他的所謂“國際會議”，“也不要僅僅在形式上控制會議的次數和規模，還應該把重點放在如何改進會議內容，提高會議效益上。”
那些不得不說的秘密
壹場國際會議在中國的變形究竟如何完成，而所謂“官辦國際會議”的背後，到底又隱藏著怎樣的潛規則？為此，記者先後走訪了壹些資深國際會議組織者和業內知情人士，希望可以壹窺在華國際會議那些不得不說的秘密。
秘密1：三明治與饕餮大餐
“會議用餐以自助餐為主，可安排壹次冷餐宴請，不再另外安排迎送宴請。”在財政部、外交部聯合發出的通知中，餐飲壹項赫然在列，且規定極為詳細。事實上，這壹細則所針對的，正是在華國際會議餐飲中的嚴重浪費現象。
“僅餐飲壹項，就占了壹場會議總支出的將近50％。”這壹點，讓曾到澳大利亞開會連吃5天三明治的武少源十分感慨，“妳在北京，去任何壹家酒店說我要吃三明治，它給妳做嗎？”而據記者調查，目前無論是北京國際會議中心還是國家會議中心，都有餐飲消費最低起步價100元的標準，統壹配送的盒飯則高達80元。有趣的是，任何參會人員不準攜帶中心以外的食品入內，“我要吃麥當勞，那不許妳進。”而會議期間的茶水飲品，“2000年的時候，壹杯茶壹杯咖啡壹個人是8塊錢，後來漲到10塊錢，現在最低都是30塊錢。”壹方面是主辦方無意識浪費，壹方面是酒店強制造成的浪費，“但是妳也沒辦法賴酒店，這些都是企業行為，它要還本付息，就必須把費用定得很高。”
秘密2：100人的會議，200萬元預算
“會議經費由我方全額負擔或由與會各方分擔的，應統壹按照會議標準制定經費預算，我方負擔的經費應納入部門預算管理。”財政部、外交部的通知這樣規定。
任何壹場國際會議的操辦，都離不開錢。壹場官辦國際會議的召開，必須先有財政撥款。按照常理，會議召開之前的預算報批便十分關鍵，理應丁是丁，卯是卯，來不得半分含糊。但事實正好相反――國際會議的預算報批，經常令人感到莫名其妙。武少源介紹說，他經常接到壹個會議的報批單，壹***就百十來人，卻跟政府伸手要近200萬元的經費預算，“壹個人兩萬塊錢，妳幹什麽使啊？”在武少源看來，不靠譜的預算賬單太多了，基本上那些以“發展基金/資金”命名的，都有小九九。比如說，本是開國際會議，卻申請購入大批固定資產，例如買10臺計算機，10臺打印機，2臺攝像機，甚至高檔用車都在預算之列……“買那麽多固定資產的理由是什麽？”“會議要留照片、留資料啊，再說我們還要開第二屆呢。”
事實上，據業內人士透露，那些能夠被稱為“國際會議”的預算，基本都是如此，100人的中小型規模會議，申請100萬～200萬元的預算並不稀奇，只要是能掛上“國際”兩個字，身價立刻就能翻番。
秘密3：“前面壹排最好全是部長”
財政部、外交部的通知規定：“各地區舉辦國際會議或涉外活動，不得競相擡高國內外會議代表的規格，不得相互攀比。”
在武少源看來，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壹次國際會議的收益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還在於“形象工程”，“我們又開了什麽什麽會，是首屆，史上規模最大、人數最多……寫文章造輿論吸引眼球，這個就是最大的收益。”而在壹些二級城市舉辦的國際會議中，更是流傳著壹些不成規矩的規矩，例如“最好前頭壹排全是部長，或者全是省長，官越大越好，檔次越做越高”。
秘密4：每壹個環節都可能產生腐敗
財政部、外交部的通知規定：“要嚴格控制會議的住宿檔次，並按照國際慣例不配備生活用品，不發會議紀念品，不贈送禮品，不組織公款遊覽、參觀等。”
會展行業中，會議禮品的存在是合理現象，禮品的紀念意義應該高於其金錢意義。但事實是大多數官辦國際會議則壹味講究禮品的價格，據知情人士透露，某些會議上，如數碼相機、蘋果手機甚至是手提電腦等數碼產品，都會當作紀念品送出。“其實有的純粹就是操辦會議的人自己想買個電腦又不想花錢，或者壹味討好領導，索性借花獻佛。”至於會議背後，則隱藏著更多秘密：首先是地方政府大多不可能獨立完成壹次國際會議的籌辦，需要付費委托給民營的會議組織公司，問題便會出在這些公司身上，壹是他們多有政府背景，背靠大樹好盈利，公款落入私人的口袋，更嚴重的，可能甚至涉及通過辦會以達到洗錢的目的。
還有壹個容易產生腐敗的環節在酒店。首先壹些城市的酒店本身就帶有政府背景，雖然它的建設成本極高，回本十分困難，但政府能享受酒店的超低優惠價。例如市場價1888元的客房，政府掛名，便能享受800元乃至更低的優惠，但在預算申請單上，酒店價格卻仍填寫原價，中間產生的差價最後落入誰的口袋，則成為另壹個難解之謎……而至於會議組織過程中的贊助商招標等環節，都成了腐敗生發的溫床。
“請人家得給出場費吧，很多人以為請到就很不容易了，但其實有些人願意來，願意掙這個錢，要是再碰上那些看準中國錢好賺，專門來中國巡回淘金的，還真就壹拍即合。”此話不假，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兩次中國行備受追捧，先後賺走近百萬美元；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東莞演講更是超越克林頓的出場費，創下新紀錄；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全球第壹CEO韋爾奇也分別從中國帶走了上百萬美元……而這個“出場費”是怎麽“喊”上去的又是怎麽個分的，誰也不敢保證這中間沒有“貓膩”。
壹路分析下來，幾乎每個環節都足以為腐敗留下機會，至於壹些政府或者機構熱衷於邀請國外政要或名人，轉而成為政要或名人在華的代理人經紀人，從中收取傭金，則更是不足為奇了。
正是由於看到了有些“國際會議”有這許許多多的“秘密”，財政部、外交部兩家才聯手發出通知，要求控制國際會議紮堆兒在中國召開。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劉尚希解讀說，近年來，在華召開的國際會議越開越多，越開越亂。很多會議並沒有提前安排財政預算。壹些部門哪壹天想起來開就開。開到壹半，錢不夠，就向財政部打報告要錢。邊開會邊要錢，這種情況都有。而很多國際會議其實並沒有太多實質內容，只是打著壹種招牌，或者說純粹是出於某種需要。每年全國召開多少個國際會議？我們這裏沒有統計數字。但各地各部門召開的會議可謂此起彼伏。這樣壹來就對各級財政造成了壓力。因此，嚴格控制國際會議在華召開，嚴格控制政府為某些所謂的“國際會議”埋單，就顯得很有必要了。
CHART 2
《為啥全世界都羨慕中國舉辦會議？》
昨天碰到壹位從澳大利亞回來的朋友，她說這次澳大利亞的舍命舉辦G20峰會；因為會前澳大利亞的外加官就在北京公開抱怨，說北京的APEC如此成功就令他們難堪；因為他們舉辦的G20峰會竟然就在北京APEC之後進行，從而使他們相當難舉辦G20峰會。他說“妳們舉辦的APEC，多氣派，多和諧，多溫馨……；而這APEC 原本也是澳洲人發明的。但自從在澳洲召開第壹次APEC至今，幾乎每壹次都會遇到壹些不滿群眾示威；還有壹些搗亂分子。很多時候開會為了不影響市民生活，不激起公眾不滿；都是悄悄選擇偏遠地區召開的。可妳躲得過群眾，躲不過媒體。可是看看妳們北京，弄得多好啊”。這位澳大利亞的外交官承認：他在澳洲外交部也幹過多年，還是第壹次看到民眾自發拿著熒光棒夾道歡迎與會的各國首腦；還載歌載舞。要是在澳洲，不丟雞蛋他們已經可以得到獎勵了。他還說為首腦峰會燃放如此美麗的煙花，也是前所未有的；至於各具特色的儀式與硬件，更是叫這位澳大利亞的外交官羨慕不已。
是啊！如果沒有北京的APEC會議在前，那麽布裏斯班這個城市也值得驕傲；因為自從1988年這裏舉辦過世界博覽會後，布裏斯班再也沒有如此興奮過。為了舉辦這次G20峰會，這個城市已經準備了不止兩年。然而當北京APEC會議期間，這個城市抑郁了；“民眾自發拿著熒光棒夾道歡迎與會各國首腦，還載歌載舞。為首腦峰會燃放如此美麗的煙花，也是前所未有的；這下G20峰會叫我們怎麽開”？
要知道兩次如此高級別會議相隔如此之近，從而自然很容易產生聯想；我們看到在APEC期間的北京，停工、停車、停學；全社會高度統壹的為APEC，結果這會議辦得“氣派、和諧、溫馨”。從而使高興的澳大利亞人膽怯了，因為他們舉辦的G20會議很容易叫人與北京的APEC比較；結果是澳大利亞產生“陰影”了，
我們知道任何資本主義國家舉辦任何“重要的世界級會議”，都會有壹些人抓住機會抗議、示威；當然也會有壹些人抓緊機會出來搗亂。不管是抗議就業不公、氣候變化應對不力、資本主義腐化、土著生存壓迫，還是抗議普京乃至中國；這都是自由的表現。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在澳大利亞開會的首腦和記者們看不到拿著國旗夾道歡迎的小學生；只有壹個接壹個的抗議組織。因為澳大利亞政府既無法讓他們止於吐槽，也無力讓他們認可“G20峰會是大事”；對於這些存在感很強的抗議組織，澳大利亞警方竟然表示“理解並支持每個人在自由表達的權利”。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北京APEC期間給人的感覺是和諧；而在布裏斯班市政府鼓勵市民在峰會期間出遊，並規定出遊者可獲200澳元（約1000人民幣）；但至今沒有半個市民願意領走這個獎勵。結果市民的生活和出行大受影響，同樣怨氣連天“以後各國首腦請去荒無人煙的孤島上開會”；這就是自由人民的呼聲。
我們知道沒有什麽國際會議是賺錢的，所以澳大利亞也為此次G20峰會撥款了3.6億澳元(約合19億元)；其中1.4億用於擴建會場，1億用於安保。當然國外的媒體可不與政府同聲；當媒體扒出了聯邦政府各種“巨額”合同後，這讓反對黨和國民為政府只是加長壹張會議桌就花了3.6萬澳元（約人民幣19萬元）而感到憤怒。正因為如此，所以總理阿伯特就更改了前總理陸克文的計劃；通過租借而非購買領導人豪華轎車削減了800萬澳元，同樣取消酒店改造計劃而讓首腦們住在普通的五星級酒店等。所以澳大利亞官員感嘆“作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經濟首腦會議的東道國，我們很難降低成本而提供世界級的活動”。
然而我們辦APEC就沒有這麽多的難堪，因為我們還是在空前的全國性節儉和反腐運動之下也花費了超過10億美元；包括建設雁棲湖壹座會場、26個風景區和壹座購物村，以及壹條人工河道和公路。同時我們全社會沒有任何不同聲音，全部是興高采烈而且還是喜氣洋洋的迎接各國來賓；是任何客人都能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澳大利亞官員感嘆‘幸虧悉尼奧運(2000年)早過北京奧運會(2008年)’；因為北京把奧運會搞得那麽“高、大、上”之後，世界其他國家都不知道怎麽辦奧運會了；而且從那以後，世界各國對奧運會的熱情也大大下降。正因為如此，北京舉辦完這次APEC 後今後其他東道主國家不知道咋辦了。更重要的是澳大利亞積極推薦將G20峰會給中國，因為只有中國才能給出壹個獨壹無二的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