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雲唐
(中國科學院研究生院)
卓越的地質科學大師黃汲清院士離開我們已整整15年了，但他的偉業豐功，永垂科學史冊，他的音容笑貌永遠留在我們心中。
汲清先生出身在壹個世代書香的小地主家庭。少幼聰穎好學，成績名列前茅。而且，他思想先進，能跟上時代前進的步伐。他在成都四川省立聯合中學、天津北洋大學預科和北京大學地質系讀書時，都積極參加了學生愛國進步活動。他在學習上極其刻苦努力。在天津和北京的7年大學生活中，他從未回過壹次家，壹方面由於他家遠在四川，當時交通條件差，另壹方面，他也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學習中去。
黃汲清在北京大學地質系學習期間，成績特別優異，1927年，他上三年級時即在《中國地質學會誌》(英文刊)上發表了《北京西山寒武奧陶紀層》壹文，被授予“優秀論文獎金”(140塊大洋)。1928年，他畢業前夕，與同班同學隨農商部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去熱河省北票等地調查地質，他野外記錄簿文圖俱佳，顯露基本功的絕活，深得翁的青睞。同年夏，他畢業後即考入農礦部地質調查所(當年夏，國民革命軍北伐攻占北平後，該所歸南京國民政府農礦部管轄)。翁文灝竟安排他這樣壹位還沒轉正的“練習生”在他的大辦公室裏與他的秘書並排辦公。這簡直是破天荒的禮遇。說明翁真是相中黃汲清了，後來的事實證明，這個“伯樂”他實在是當得太好了。黃汲清入地質調查所壹兩年間調查了東北煤田地質，特別是隨丁文江從事了西南地質大調查，又在兩年內撰寫出版了6部關於古生物學、地層學、區域地質學的專著。他初出茅廬，鋒芒畢露、業績輝煌，深為丁文江、翁文灝所青睞和器重，並物色為接班人。1931年5月，翁文顥去南京出席中國地質學會第8屆年會，特意帶上黃汲清去經風雨、見世面。1932年翁又授意並推薦他去瑞士留學。1933年，丁文江去美國出席第16屆國際地質學大會後到歐洲遊歷，特別在日內瓦約見黃汲清，告訴他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二疊紀古生物地層學權威查爾斯·舒克特在16屆國際地質學大會上講述世界二疊系地層對比時，采用了黃的中國二疊系劃分方案，使他也感到很光彩。臨別時，丁更是語重心長地對黃說：“妳還年輕，前程無量，我們對妳的希望無窮，我的這架布朗屯羅盤，用了幾十年，已經舊了，送給妳作紀念吧!”令黃十分感動。
黃汲清1935年在瑞士濃霞臺大學獲地質學博士，又遊學歐美列國，於1936年1月滿載收獲和榮譽回到祖國，才知丁文江先生於月初病逝於長沙，不禁失聲痛哭。他向當時任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所長的翁文灝匯報情況後，翁滿心歡喜，當年即任命他為該所地質主任，壹兩年內就晉升為副所長、代所長、所長。翁1937年3月22日致胡適的信上說：“適之我兄……地質所事交黃汲清君代理，此即在君(即丁文江)與弟***同選定為繼任所長者”道出了個中底細。當時翁文灝身邊能人如雲，不但有黃汲清在北大地質系的三四十歲的老學長，更有農商部地質研究所畢業的40多歲的“元老”，而翁卻按照與丁久已內定的方案，逐步交班給剛留學回國，才三十二三歲年齡的黃汲清，這壹驚人之舉自然使整個地質界同仁衷心仰慕黃的天才，當然也許免不了有少數人忌妒。然而丁文江、翁文灝任人唯賢、不搞論資排輩、大膽提拔青年精銳的舉措被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而且是無比英明的。
黃汲清沒有辜負恩師的信任、器重和全體同仁的期望，他尊老愛幼，上下壹心，把地質調查所辦得欣欣向榮，成為中國地質科學事業傑出的第二代領導人。後來，他辭去所長職務，潛心野外調查和科學研究，在基礎地質、應用地質若幹領域都有輝煌的建樹。在古生物學、地層學、地史學方面，他建立了中國二疊系生物地層學劃分對比的基礎，有“黃二疊”的美譽。在區域地質學與構造地質學方面，他開拓了中國地質圖類的編繪事業，20世紀40年代他主持編了14幅《1/100萬國際分幅的中國地質圖》及整幅《1/300萬中國地質圖》，60年代初他又領導編繪了國際分幅的1/100萬全國整套地質圖件(地質圖、大地構造圖、成礦規律圖)，他又是我國歷史大地構造學的奠基人，創立和發展了“多旋回構造運動學說”，成為我國大地構造學五大學派之壹的代表。在應用地質學如礦床地質學方面，他發展並運用了“陸相生油學說”及“多旋回成礦學說”指導了石油天然氣及其他重要礦產資源的普查勘探。此外，他在第四紀地質學、地貌學、冰川學以及地質科學史等方面都有若幹貢獻。他在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西南地質調查所所長、西南地質局局長，全國礦產普查委員會常委、地質部石油地質局總工程師、地質部地質礦產研究所副所長兼大地構造研究室主任、地質部地質科學研究院副院長，中國地質科學院副院長、名譽院長。
1948年，黃汲清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是地質學界6位院士中最年輕的(44歲)。1955年，他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首批學部委員，並長期擔任中科院地學部副主任。他早年即擔任過中國地質學會理事長，改革開放初期的1979年，他當選為該學會第32屆理事長，再壹次擔當起全面領導中國地質科學事業的重任。他曾率團出席了在巴黎舉行的第26屆國際地質學大會，又出席了在莫斯科、華盛頓、東京舉行的第27～29屆國際地質學大會。
他獲得過國家自然科學獎壹等獎、陳嘉庚地球科學獎、何梁何利基金科學技術獎優秀獎。在國際上，他曾獲美洲地質學會名譽會員、蘇黎世瑞士聯邦高等理工大學榮譽博士、蘇聯科學院外籍院士等光榮稱號。
我從中學時代就聽說過黃汲清先生的大名，他當時作為西南地質局局長、也兼任重慶地質學校校長。我所在重慶市壹中初中的高班同學有考到重慶地校的，回母校談起他們的黃汲清校長是著名的大地質學家。我也聽我第二位母親(也是我的大姨)劉尊壹(西南師範學院教授)所生的弟弟則信說，黃汲清先生和母親是北京大學同學，還倡議過北大同學會的活動，而他與汲清先生的長子浩生還是儒英小學的同班同學和好友，他們壹起玩時，浩生突發急性闌尾炎，還是則信背他回家，然後送醫院治療的。他還說姐姐則智在儒英小學與浩生的姐姐潔生也是同班同學、好友。
1957年我考入北京大學地質地理系，就經常聽說黃汲清先生了，最初的印象主要有兩點：有人說他驕傲自大、趾高氣揚，很不好接近；又有人說他差點被打成右派，後被保護過了關，但也受過批判和沖擊，在那“政治掛帥”的年代，他雖是大科學家，也根本吃不開。而我本人在“紅專辯論”中又被批判為“白專典型”，很受壓抑。所以，很長壹段時間都沒想到去找黃汲清先生。
1963年，大學畢業前夕，我報考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楊鐘健院士(學部委員)的研究生，雖然考出了優異的成績，但楊老卻從北大組織上和群眾中聽到關於我“白專典型”的很多微詞，因而公開放出話來：“潘雲唐盡管成績考得最好，可惜我就是不要”。這對我無疑是沈重的打擊，留北京工作的希望不免要落空了。我想作最後壹搏，從其他地方尋找慰藉和補償。我就在當年夏天壹個下午。不揣冒昧，到百萬莊卯區地質部地質科學研究院宿舍去登門拜訪黃汲清先生，自我介紹之後的由頭是代表則智姐姐、則信弟弟問候潔生姐姐和浩生弟弟，並告知聯系方式。汲清先生和夫人陳傳駿女士明白我的身份和關系後，對我十分熱情親切。並且留我壹起吃晚飯，慢慢敘談幾十年兩家的友誼，真是壹見如故。
汲清先生深情地對我回憶與父母親的友誼：“我和妳媽媽20年代在北京大學同學，雖然不在壹個系，但常常壹起參加進步集會，又壹起上街去示威遊行，妳媽媽不畏強暴，敢與軍警搏鬥，堪稱女中豪傑……妳爸爸抗日戰爭時期是我的老上司，他是經濟部常務次長，我是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他雖然位高權重，但很平易近人，體恤下屬。我按規定每兩個星期壹次去部機關匯報工作(述職)。妳的爸爸見了我總是熱情招呼，親切握手，坐下來仔細聽我陳述，然後認真研究工作，有時也輕松愉快地‘擺龍門陣’，拉家常。我偶爾遇到所裏有急事，去到部機關，翁文灝部長不在時，找到妳爸爸，他對地質業務不熟悉，完全尊重我們的意見，我們提出壹些要求時，他也不跟我們斤斤計較，看我們說得頭頭是道，八九不離十，就大筆壹揮，為我們簽字，然後蓋章，辦各種手續，使我們能及時領到錢和東西，解決我們所裏的問題……”陳傳駿夫人說她也認識我的兩位媽媽，並多次去過我們家。後來，他們又問了我個人的若幹情況，特別是政治表現、業務功課，外文工具的掌握等，十分親切周到，從那時起，我就稱呼他們為“黃伯伯”、“黃伯母”。
這次突然造訪的意外成功，對在極“左”形勢下懷才不遇、窮愁潦倒、落魄失意的我真是極大的撫慰。我懊悔自己不了解地質科學事業發展歷史的掌故，以至選錯了專業，投錯了人，在楊鐘健先生那裏遭到冷遇和厄運，似乎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而在汲清老伯伯這裏卻是“柳暗花明”，使我受寵若驚，實在有“相見恨晚”之感。我回到學校後，立即給汲清老伯伯寫了壹封語重心長的信。信上搬用了德國革命家威廉·李蔔克內西“回憶馬克思”壹文中的話：“我以壹個毫無閱歷的、並且滿懷知識饑渴的年輕人，能夠有緣認識馬克思並得到他的教誨這種好運，更是使我感到萬分慶幸的，只不過把‘馬克思’和‘他’改成‘先生’。”不幾天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對我勉勵有加，特別是提到最近與我的老師樂森 先生見面時談起我的情況，更表明了他對我的關心。那時畢業以後不像今天這樣自謀職業，有選擇工作的自由，而是強迫命令，硬性分配。考研失敗，我就被分配到四川成都地質部西南地質科學研究所，臨行前又和弟弟壹起去拜會黃伯伯，他說：“妳學地質，研究古生物，西南區、四川是個好地方。妳回老家去好好幹，照樣是很有前途的。”我到了成都之後，也給汲清老伯伯夫婦寫過信，報告當時的情況。
在“四清”和“文革”初期，我都是“黑五類”挨整對象，與汲清老伯伯壹家就中斷了聯系，我也聽說汲清老伯伯在“文革”初期受到嚴重沖擊，很為他擔心。1971年林彪自我爆炸以後，形勢有了好轉，我們開始恢復業務工作。我也聽說汲清老伯伯夫婦都從江西“五七”幹校回到了北京，也很為他們高興。
1974年，我為編撰《西南區古生物圖冊·四川分冊》而出差北京地質科學研究院，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他們家從原來的壹個套間被壓縮到壹個單間，十分擁擠。但他們仍十分坦然，隨遇而安，汲清老伯伯剛恢復工作又壹心撲在科學事業上。1975年，我出差南京，在中國科學院南京地質古生物研究所聽了汲清老伯伯給青年科技人員的報告，又特別到汲清老伯伯所住的賓館去拜望，傳駿老伯母也在。
“文革”結束後，改革開放的春風吹綠了中華大地。1978年研究生制度恢復，我投考了中國科學院地質研究所尹贊勛先生的研究生，並取得了初試第壹名的好成績，到北京來復試，復試結束後又在北京出差，為公家辦壹些事，並且與則智姐姐壹同在友誼醫院侍候患膀胱癌手術成功後康復過程中的母親。聽姐姐說，母親剛住進友誼醫院時，汲清老伯伯夫婦都到醫院探視。汲清老伯伯還特別托他的老朋友、該院院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鐘惠瀾教授多多關照，再加上母親的老友鄧媽媽(鄧穎超)又請曾任總理醫療組長的吳階平教授(後為兩院院士，曾任人大副委員長)參加會診，所以母親的手術和康復治療才很順利。過了壹段時間，我又和則智姐姐、則仁哥哥去三裏河南沙溝6幢1門2號汲清老伯伯新居拜望，見他們從局促的壹間小屋遷到了壹個豪華的大套間，還帶後花園，深深為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落實而由衷高興。
後來，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兼研究生院院長嚴濟慈先生，在召開全院招生工作會議時說研究生院要成立師資班，把成績合格者培養成為研究生院未來的教師，於是中科院地質所招辦就高姿態將我劃撥給研究生院師資班。1978年10月來京報到後，去汲清老伯伯家中拜望。從那時起直至他逝世，成了他們家的常客，過從甚密。
1979年初，汲清老伯伯對我說，他大半生發表了很多著作，“文革”中抄家都散失了，希望我有空到圖書館查文獻時，逐漸把他的著作目錄編出來。我欣然接受這個任務，我結合研究生課題運作，在圖書館、資料館查文獻時，也把汲清老伯伯的著作卡片作了三四百張，壹篇著作壹張，包括公開發表的和內部印刷的，我另抄了壹套，連同壹個卡片盒壹起送到他家，他很高興，審閱之後又提供新的線索，我再去查找，如此反復多次，終於編成了他的著作目錄，以後在很多刊物、專著上發表。
當年有壹天，汲清老伯伯打電話約我去他家，並告訴我，當時很多單位部門在爭著出科學家的傳記，讓我抽時間聽他口述，進行筆錄然後整理，我們就在星期日花壹整天做了這件事，我整理完了他的傳稿後交他審閱修改，後來，最先發表在北京語言學院教授徐誌春主編而由山東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科學家辭典·第壹分冊》上。我從給他編傳記中深深體會到他的優秀品質，高風亮節，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不久我送給他們壹首舊體詩，全文如下：
七律：感事呈汲清公老世伯
偉矣高哉夫子黃，學壇薄海頌聲揚。
煊煊大業如徐士，赫赫豐功比四光。
追念先君前***事，感懷家母舊同窗。
余儕晚進承霖雨，銘謝栽培恩義長。
落款是“卑職、不肖世侄、愚私淑弟子雲唐拜奉”。
汲清老伯伯接過去反復吟誦，並說：“妳的古典文學功底真是深厚，精通舊體詩詞格律，寫得很好。不過，妳太客氣了！妳太客氣了!”
當時我在家書中向母親匯報了為汲清老伯伯做了壹些事的情況，母親很高興，在回信中勉勵我繼續努力，多為黃伯伯服務，也在黃伯伯領導下多作出些成績來。1979年，母親在重慶因膀胱癌復發第二次手術失敗而逝世，我得知噩耗後，請假回重慶奔喪，臨行去到汲清老伯伯家中，他們二老及其他親人也對母親的逝世感到悲傷和惋惜，二老表示立即發唁電並囑我轉達對家鄉親人們的慰問，望我們節哀順變。我從重慶回來後，又去汲清老伯伯家，向他們二老表達兄弟姐妹親人們的感激和問候。我又對他們二老說：“我從小是爸爸和媽媽們最喜歡的兒子，黃伯伯、黃伯母是爸爸和媽媽們最好的朋友，我壹定按他們生前的囑咐，忠心耿耿、踏踏實實為黃伯伯效勞”。
1980年初，汲清老伯伯說他原來在中央大學地質系兼課時的高足許靖華教授是美籍華裔學者，當時在蘇黎世瑞士聯邦高等理工大學任教，為該校100周年校慶，打算授予世界著名科學家名譽博士學位，許先生特推薦了他的老恩師汲清老伯伯，因此，要他把有關材料寄過去。汲清老伯伯和我約好時間，去他家整理他的材料。到了約好的那天傍晚，朔風怒吼，大雪飛揚。我騎著自行車，到他家，在門外脫掉大衣，抖掉滿身雪花，然後才進到屋內。汲清老伯伯夫婦和其他親人很驚訝很感動地說：“下這麽大的雪妳還來了?”我懇切地回答：“有約在先，誠信為重。信者人之根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 ，小車無 ，其可以行之哉？答應了要為黃伯伯做這麽重要的事，慢說下雪，下刀子也得來啊!”然後大家坐下來，忙了兩三個小時，把有關材料，主要是汲清老伯伯生平業績的中英文簡介，主要學術著作目錄等，都整理完畢了，他的著作目錄涉及的文種很多，好在我為了學習和科研的需要，涉獵了多種文字，除英、俄文較熟練外，德、法文乃至日文也可勉強抱著字典查查專業文獻。汲清老伯伯面對我為他整理好的材料大發壹通感慨，也連帶了幾句牢騷話。他說：“我身邊就缺妳這樣的人才，三下五除二，很好地把我預定的任務完成得幹凈利落。朱效成、孟繼聲簡直不怎麽樣，1957年就要把我打成右派，報到部裏以後，何長工、宋應等部領導保了我，他們還組織大會、小會批判我。文化大革命又整我，誣蔑我是丁文江、翁文灝的走狗，是美蔣經濟特務，把我關進牛棚。‘文革’後期我都解放了，成了三結合對象，當上了地科院革委會副主任、副院長，身邊竟然還沒配助手，催得急壹點，才派剛畢業的工農兵大學生跟我窮對付。這小夥子人很憨厚，很勤奮，我並不反感，但畢竟在‘文革’期間學到的東西有限，幫不了我太大的忙。要是多壹些像妳這樣的人就好了”！傳駿老伯母插了壹句：“妳能把雲唐要到身邊來嗎?”他回答：“可惜我官還小了壹點，要副部長以上才有資格點名調人。”
1982年10月7～9日，中國地質學會地質學史研究會首屆學術年會——“第壹屆全國地質學通史討論會”在北京大學舉行。汲清老伯伯和另外幾位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李春昱、高振西、張文佑及美籍華裔著名地質學家吳景楨等出席了開幕式。汲清老伯伯作為學會 理事長在會上致了賀詞，開始就說：“近幾年，地質學史的研究取得壹定的成績，參加的同誌越來越多。據我初步了解，夏湘蓉、吳鳳鳴、孫榮圭、王根元、李鄂榮、王仰之、聞廣、潘雲唐等同誌都做了研究工作……”這是我第壹次在全國性學術會議上被地質科學大師點名表彰。兩年後，我進了該 研究會第二屆10人幹事會班子，想來與汲清老伯伯及諸位師友的提攜也是不無關系的。20多年來，我壹直在這個班子裏執行領導意圖，與同仁們親密***事，在我的諸多社會兼職中，這無疑是最令我無比執著和全身心投入的。
汲清老伯伯在很多地質學史研究與著述工作中都約我參加，1985年，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擬編輯出版《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系列中的《中國現代地質學家傳》，由中南工業大學教授何紹勛等具體運作，何先生特請汲清老伯伯和他並列全書主編，汲清老伯伯向編委會推薦我寫章鴻釗、丁文江、譚錫疇、田奇 、李春昱、計榮森、程裕淇七位老地質學家的傳記篇目，我寫完後，編入了該書第1集，總***52人，我寫的篇幅大概占了1/7。1988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地質卷》編纂過程中，約汲清老伯伯寫“趙亞曾”、“朱森”的簡傳條目，汲清老伯伯特寫信給該卷編輯樓遂，推薦我來寫。後來樓遂又讓我寫了其他地質學家的簡傳條目。我也幫他們做了相關的工作。1993年該書出版時，我被列入“特約編輯”名單。
1987年，汲清老伯伯又約我編《翁文灝選集》，他運籌全局，負責選題，我做具體編輯工作，此書趕在翁文灝老伯伯誕辰100周年之前，由冶金工業出版社出版，署名“黃汲清選、潘雲唐編”。他在“序言”中說：“汲清應翁先生親屬和冶金工業出版社的請求，在潘雲唐同誌和其他同誌幫助下，從事翁先生學術遺產整理工作……編成此書”。
1989年9月15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舉行了“翁文灝先生誕辰100周年紀念座談會”，該書作為大會文件之壹，發給了每壹位與會者，受到大家壹致好評和翁老伯伯親屬的誠摯感謝。翁老伯伯的三女婿——幼娟三姐的夫君徐永盛兄(臺灣“中國藥學會”秘書長)特代表海外親屬來參加大會，見到我時說：“我在臺北已經知道，我嶽父的這次紀念活動中，很多世交友人都出了大力，其中有潘宜之先生的公子，原來就是您啊!”緊接著，汲清老伯伯又指導我和他的秘書謝廣連編纂了《丁文江選集》，署名為黃汲清、潘雲唐、謝廣連編，由北京大學出版社於1993年出版。
我先後為汲清老伯伯寫了很多宣傳報道文章，他看了以後都高興，不過，他也常提醒我，壹定要實事求是，恰如其分，所以我每次寫完初稿都請他過目，反復修改，後來我把發表這些文章的報紙、刊物給他送去時，他很滿意，特別是1994年我在大型人物半月刊《中華英才》總101期上發表了《黃汲清——數著地球的脈搏走》壹文，他看後特用英文批上“Very good！T.K.Huang”。
1995年3月22日，汲清老伯伯不幸病逝。3月31日，我參加在八寶山殯儀館大禮堂上千人的隊列中，向這位卓越的地質科學大師告別。
20世紀末，全國人大副委員長、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親任主編，策劃在科學出版社出版《創新輝煌：科學大師的青年時代》壹書，我是編委會成員，也寫了其中的《傑出的地質科學大師——黃汲清》壹文，該書於2001年出版，讀者從中外大科學家們青年時代的努力奮鬥中能夠汲取不少開拓創新、鑄造輝煌的動力。
2004年是汲清老伯伯百年誕辰，中國地質學會等單位事前籌劃舉行紀念活動，其中有壹項工作，就是要編撰《黃汲清年譜》壹書，2003年我即在汲清老伯伯早年高足——任紀舜院士等領導下，具體運作此事，此書趕在2004年汲清老伯伯百年誕辰之前出版。當年6月7日，在京西賓館大禮堂舉行了隆重的紀念會。路甬祥副委員長、曾培炎副總理兩位國家領導人、數十名院士及數百名專家學者等出席，此書也發給了每壹位與會者，署名是“中國地質學會編，執筆人潘雲唐”。當年的3月30日，是汲清老伯伯的百歲生日，他的家鄉——四川仁壽縣的領導特別邀請我去他的母校——仁壽縣第壹中學作報告，講述他的生平業績，受到師生員工熱烈歡迎，副縣長王利清、縣政協主席李德全、副主席伍小魯出席了大會，大會上我和他們還為“黃汲清獎學金”得獎者頒了獎。
回想我們兩家三代人大半個世紀的情誼，不禁感慨萬分。我有時想，如果我選對了專業，投對了人，也許我的人生、事業又是另壹番情景。具體說，我如果早些利用上這個寶貴的世交關系，分專業時選學構造地質，做汲清老伯伯的研究生，以後做他的秘書、助手，加入他領導的科研團隊，那就極有可能是院士了。因為他是翁文顥老伯伯和先君宜之先生的愛將，我如果到了他身邊，他壹定會把我帶出來，尤其是他對我本人學識才華又是那麽青睞，那麽贊賞，那麽器重。可惜我在極“左”形勢的壓抑之下耽誤了寶貴的二三十歲的青春年華。“百年風水輪流轉，三十河東四十西”。等我熬到了雲開霧散的改革開放太平極樂盛世，重新考回北京，再到汲清老伯伯身邊時，已是“不惑”之中年，跟他也只是橫向的關系，只能幫他做做編寫傳記、年譜、著作目錄這類打雜的事了。當然，歷史是無情的，生活沒有“假設”、“也許”，走過的路不能回去重走，只能面對現實，從零開始，向前看，不向後看，人永遠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要知足常樂。能走到今天這壹步，我也算滿意了。
再過四年，將是汲清老伯伯110年的誕辰，我想，學術界也許會醞釀新的紀念活動，他的《年譜》可否擴編、再版？可否為他寫出壹本長傳？這些問題都可以考慮考慮，讓汲清老伯伯給我們留下的精神財富更多地惠及國家民族和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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