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凱恩斯理論已在我國近年的經濟發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從1998年到2002年，我國政府***發行長期建設國債約6600億元，安排國債項目近萬項，投資總規模逾2萬億元。在此五年間，國債投資的拉動作用占每年GDP增長的比重均逾20％。通過積極財政政策，政府加大對交通、電訊、能源等設施的投資，中國規避了短期經濟衰退，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增長。與財政政策配套的是穩健的貨幣政策。中央銀行8次降低存貸款利率，增加了貨幣供應。這種政府直接創造需求的經濟政策的優勢是，可以很快地增加需求，迅速遏止經濟下滑的勢頭。?
在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的擴大國內需求政策措施拉動下，中國經濟從1999年下半年起開始復蘇，到2000年年初，我國經濟下滑的趨勢得到有效遏制，經濟有了積極變化，2000年實現了8%的GDP增長，重新進入經濟周期的擴張階段。但是，2001年中國經濟回升相對乏力，特別是受世界經濟低迷的負面影響，凈出口需求萎縮，在增長型經濟周期的位勢上與2000年持平。2002年，政府又進壹步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並且適當強化穩健貨幣政策的擴張傾向。隨著積極財政政策效應累積和世界經濟形勢好轉，雖然通貨緊縮慣性仍然存在，但是固定資產投資和進出口貿易快速增長。2002年中國GDP增長近8%而明顯高於2001年。
二、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不能完全依賴於凱恩斯的擴張需求理論?
雖然擴張性財政政策拉動了經濟增長，無論是通過直接增加需求還是通過影響人們的預期，都使總需求有所增加。但是由於民間投資和居民消費都沒有被帶動起來，總需求仍然不振，物價繼續走低。2002年我國物價總水平又出現明顯下降,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全年累計比上年同期下降0.8％，工業品出廠價格比上年同期下降1.82％。因此，我國實施的基於凱恩斯理論擴大需求的政策，並沒有能夠真正解決通貨緊縮這個當前我國宏觀經濟的最主要問題。主要原因在於：?
1、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本身具有局限性。縱觀我國的情況，從1998年中期政府運用擴張性財政政策拉動經濟增長的經驗可以看到，這種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辦法是有局限性的，單純依靠這種政策，可以在短期內刺激經濟復蘇，但很難保證有效率的長期穩定增長。壹是擠出效應。所謂擠出效應是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費或投資降低的作用。在壹個充分就業的經濟中，政府支出增加會以下列方式使私人投資出現抵消性的減少：由於政府支出增加，商品市場上購買產品和勞務會加劇，物價就會上漲，在貨幣名義供給量不變的情況下，實際貨幣供給量會因價格上漲而減少，進而使可用於投機目的貨幣量減少，結果債券價格下跌，利率上升，進而導致私人投資減少。投資減少了，人們消費隨之減少。這就是說，政府支出增加"擠占"了私人投資和消費。二是大部分的競爭性部門政府投資的效率不如民間投資，而且政府投資規模太大，持續的時間太久，會造成全社會投資效率的下降；第三就是長期使用財政政策來支持經濟增長會抑制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因為債務總是要歸還的，財政投資的主要範圍是公***基礎設施，其贏利水平比較低，回收期又很長，這就要用稅收收入來償還；如果其他條件不變，稅收增加勢必影響民間投資的積極性。因此從短期來看，財政投資的積極的效應大於消極的效應，但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拖得太久，它的消極效應就會變大，甚至超過了積極效應。?
2、凱恩斯理論在我國運用的市場體制還不夠成熟。由於凱恩斯主義是針對發達市場國家的市場失效提出來的，但卻是在市場比較發達和比較完善的基礎上運作的。而中國正處在市場化的進程之中，既不存在比較發達和完善的市場制度，也不存在嚴重的市場失效，而是市場的作用尚未得到有效發揮。因此，在我國經濟的運行中，體制和政策是不能分開也無法分開的，我們的宏觀政策雖然變了，從緊縮變為擴張，但體制政策並未改變，還在繼續緊縮，如金融在集中，壹些部門的壟斷趨勢在加強，有些方面的行政控制在強化，等等，體制性收縮限制和抵消了政策性擴張的效應。?
3、擴張性財政政策帶來的財政赤字風險較大。1998年以來，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直接成本就是中央財政預算赤字巨額化和長期化，國家債務負擔率和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迅猛上升，財政赤字占GDP比率至2002年接近國際警戒線水平3%，孕育著未來財政發展和財政平衡的潛在風險，積極財政政策帶來的財政赤字風險不言而喻。可見，當前我國政府預算的債務依存度已經很大，靠財政赤字進行的投資力度不可能再有大的增加，而且壹個國家的經濟增長也不可能長期建立在靠政府投資進行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基礎上。?
4、我國居民消費存在特殊情況。凱恩斯認為，提高居民收入可以擴大消費需求。但我國政府雖然投入了大量資金提高居民收入，消費需求還是擴大不多。因為收入差別太大，少數高收入的人該買的都買了，沒有什麽需求；多數低收入的人有需求但沒有支付能力。從統計局公布的數字看，占全國人口總數29.1%的城鎮居民的儲蓄占全國儲蓄總額的80.1%，而占全國總人口70.9%的農村居民，其儲蓄僅占全國儲蓄總額的19.9%。占全國總人口70.9%的農村消費者的實際消費只有全國居民消費額的三分之壹強。在城市居民中，占人口20%的低收入層和占人口20%高收入層的差別也很大。就家庭年收入而言，後者相當於前者的4倍。
5、從實踐操作方面看，凱恩斯主義的這套需求管理的政策也存在壹系列限制條件，大大影響政策效果。壹是經濟態勢判斷方面的困難。當經濟較多地偏離充分就業的產出水平時，要判斷這種偏離是長期性偏離，還是暫時性偏離。如果是長期性偏離，就應采取適當的經濟政策；如果是暫時性偏離就無須用政策調節，可讓經濟自動恢復應有的水平，這時如采用幹預經濟的政策，就會使經濟本來能達到產出水平的節奏打亂，使經濟發生更大的波動。二是政策實施過程中的時滯。就是說，從經濟態勢的判斷到作出政策的決策，再到正式實施，並最終見效，時間上有壹個過程。例如要實行減稅政策，從稅種選擇、幅度大小、決策機構論證及立法機構的討論、批準都要壹段時間，很可能要采取的政策還未通過，經濟形勢已有了變化，這就會給實行政策帶來困難。三是對實施程度的測算。比方說實行增加政府購買的擴張性政策，就要測算究竟要增加多少購買，增加多了動作過猛，對私人支出"擠出"太多；增加少了又無濟於事，這種準確的測算依賴於全面的信息收集和正確的判斷和計算，而這都是很不容易的事。四是宏觀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這不僅是因為經濟形勢會千變萬化，還因為公眾對政府政策有預期並據此作出相應的動作，這都會影響政府政策的有效程度。?
因此，積極財政政策壹般只被作為應急政策。從長期來看，促進經濟發展僅僅采取凱恩斯式的政策是不夠的，必須在增加需求入手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采取壹切手段使"供給方面"的潛力發揮出來，由此形成擴張與需求增大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把經濟推出通貨緊縮的漩渦。而事實上，鼓勵和擴大供給的政策已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發揮了壹定效應。如黨的十五大以來，鼓勵"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同發展"的壹系列政策，已有效激發了企業活力，促進了社會的有效投資和需求，對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副效應也有壹定的緩解作用。成效尤其突出的如浙江、江蘇蘇南和珠江三角洲，GDP增長連年超過兩位數，社會投資迅速回升，對外貿易空前活躍，就業情況良好，成為全國經濟持續看好的龍頭。?
三、關於減稅在我國積極財政政策中的運用探討?
減稅政策是市場經濟國家在經濟疲軟時期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壹個重要方面。但筆者認為，減稅在我國並沒有多大的余地。因為減稅主要是減少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
就我國而言，個人所得稅只是壹個新興的稅種。當然，不是不可以實行減稅，問題是，減稅究竟會對國民經濟產生多大的刺激作用？我認為，實施減個人所得稅稅不會有什麽刺激作用，主要理由有兩條：（1）個人所得稅無論從絕對規模或者相對規模來看對國民經濟的影響很小，不象西方國家個人所得稅要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50％左右，減稅會對國民消費產生重大影響。（2）從我國個人所得稅結構來看，應當說繳納個人所得稅的人大多是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要比低收入的人群來得低，換言之，征收個人所得稅不會對中等收入以上人群的生活產生明顯的影響。同樣，如果對這部分人群實行減稅，只會增加他們的可支配收入，從而增加他們的儲蓄，而不會明顯增加他們的消費。相反，如果對這部分人群增加個人所得稅，把這部分錢補貼給低收入者，則會增加國民經濟的消費水平。?
對企業的減稅，照例是能夠減少漏出，增加註入的，但是，我國原來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國有企業，由於國有企業效益不佳，上繳的財政收入大幅減少，即無多少稅可減。對壹些經濟效益較好的國有企業雖然仍然承擔著上繳國家稅收的重要任務，減稅壹方面會對國家預算產生重大的沖擊，缺乏可行性；另壹方面，政府對這些企業開辟了別的籌資渠道，比如，國有企業上市籌資，銀行債轉股，繼續給予貸款支持等。從資金量上看，這些措施要比減稅大得多，有效得多。對非國有企業的稅收是否也可以減稅呢？當然可以。但是要研究減稅的效應。非國有企業的稅後利潤基本歸私人所有。減稅的結果會增加投資者的個人錢包中的錢。但如同對個人所得稅減稅壹樣，減稅不會對投資者的當前消費行為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其直接效應是增加儲蓄。是否會對他們的投資行為產生刺激作用呢？減稅必然會提高稅後的投資利潤率，對投資會起到刺激作用，但決定投資的因素很多，因為投資是在不確定性條件下作出的，投資者決定投資與否，主要是對將來的經濟前景作出預期，而不是看眼前的稅收負擔。眼前的稅收負擔再輕，投資者仍然要對投資項目的經濟壽命期的預期利潤率作出估算，如果經濟前景不明，他們不會貿然投資。同樣，對企業的減稅也不能作為壹種權宜之計，即對付通貨緊縮的壹種臨時措施。如果企業普遍認為如此，則對企業的投資會產生更為不利的影響。?
四、進壹步完善凱恩斯理論在我國經濟實踐中的運用?
細讀2003年3月全國人大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可以發現，新壹屆政府仍要堅持擴大內需的方針，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保持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雙拉動，也就是再發行1400億元長期國債。從當前我國經濟的現狀來看，在壹定時期內繼續執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是可行的，也是必須的，但需要對有關政策進行完善和調整。?
事實上，2002年我國財政政策在堅持擴張取向的前提下正逐步完善，不僅進壹步強化國債投資質量管理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使用國債專項資金支持企業技術改造和補充社會保障基金，而且調整政策手段組合，繼續增加出口退稅，對高新技術產業、金融保險業、固定資產投資和房地產業實行稅收減免，全面擴大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無論在總量擴展方面還是在結構調整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下壹階段，要使凱恩斯理論繼續對我國經濟發展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需要進壹步抓好三個方面：?
第壹，在財政資金的使用方向和使用方法上加以改進。在我國現行條件下，財政支出的總體效應是值得肯定的，需要研究的是結構性效應。也就是說，在資金運用方面，要改變財政資金集中用於基礎設施建設的做法，實行投資方向多樣化，增加教育、科研、***用技術開發等投資的比重。在資金運用方法方面，要避免政府大包大攬的做法，考慮縮小政府對公***設施的直接投資規模，盡量采用貼息、參股、項目融資等方法，爭取民間投資的更多參與，擴大政府支出的乘數效應。同時，要改進公***投資的管理和監督機制。?
第二，更加明確地采取適度擴張的貨幣政策。宏觀調控是壹種短期調控，貨幣政策目標總是根據宏觀經濟情況的變化適時調整的。但在1997年宏觀經濟形勢發生急劇變化以後，我國貨幣政策目標沒有作出明確地調整；而壹些貨幣政策工具如法定儲蓄準備金和超額儲蓄準備金利率過高、公開市場操作手段運用不足，也不利於貨幣供給的擴張。與此同時，銀行改革滯後，也使它們放貸取利的壓力和動力不足。因此，貨幣政策及其實施方面的這類缺陷需要及時加以克服，使有購買能力的總需求真正得到擴張。?
第三，采取重點增加低收入階層收入的政策，增加消費需求。目前存在壹系列增加居民個人收入項目，如對無房老職工的住房基金作出補償、償還政府對老職工勞動保障的隱性負債、補足欠發的職工的工資、提高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薪金等。因此，在實行這方面的政策時，必須按照低收入階層優先的原則在實施時序上作出妥善的安排，有先有後地加以解決。?
當然，在進壹步完善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同時，也必須實行"向供給方面傾斜"的政策，采取壹切可能的手段調動企業和企業家的積極性，使富有活力、蓬勃成長的企業成為經濟健康發展的發動機。筆者認為，在保證稅收收入的前提下，可以采取降低邊際稅率的辦法來刺激供給，因為經濟主體進行活動的最終誘因是獲得報酬或利潤，他們最關心的是除去各種納稅和由於政府幹預所造成的費用以後的報酬或凈利潤，因此邊際稅率是壹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壹是高邊際稅率會降低人們工作的積極性。二是高邊際稅率會阻礙投資，降低資本存量，而低邊際稅率鼓勵投資，提高資本存量。三是邊際稅率的高低和稅收總量的大小不壹定按同壹方向變化，甚至還有可能按相反方向變化。拉弗曲線就能說明這壹道理，所以降低邊際稅率，擴大稅基也是壹個有效的辦法。
以往我國宏觀經濟中缺少內在的靈活機動的調節機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模式在壹定的限度內要求相應地建立壹套有效的宏觀調控機制，在這方面，西方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理論和實踐經驗是值得借鑒的。但20世紀60年代末到8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形成“滯脹”的局面部分原因就是政府長期推行以膨脹經濟為主的總需求管理政策的結果，所以，今後我們很有必要分析研究西方國家加強宏觀調控的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結合我國實際情況，逐步探求和建立起壹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以利於我國國民經濟協調地健康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