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現有關於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文獻，其研究角度各有側重：
第壹個角度，從農村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出發，建立健全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基本思路是依據不同類型農村的經濟發展水平進行分類設計和分類實施。在貧困型農村應建立以基本生活保障為內容的救濟型社會保障體系，在溫飽型農村應建立基本生活需要型的社會保障體系，在富裕型農村應建立保險型的社會保障體系。並依據不同的內容設計，在管理體制、實施的突破口、籌資模式和制度保障等方面進行分類實施。是在城鎮建立相對獨立的農民工社會保障制度，還是納入到城鎮居民社會保障體系之中，抑或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觀點。（任保平、王艷，2003）
第二個角度，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應該考慮到農村居民的分化和層化，制度設計因層化後對象的性質、需求不同而有所差別。傳統農民已經分化為傳統的農民和產業工人，包括各個非農行業。而農民工又可以分為三大塊：壹部分是已經市民化的農民工，他們的職業身份已經完全改變，需要通過制度改革把他融人城市，納入到市民壹體的社會保障制度。第二部分就是農閑時候出來打工的季節工。他們所需要的社會保障相對於已經城市化的人來講就完全不壹樣。第三部分是占農民工大多數的流動打工者，他們常年流動性地在外務工，其需要的社會保障制度也與前二者有所不同（鄭功成，20阻）。而在進行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設計時，必須考慮現階段農村人口中不同人群對社會保障的不同需求，考慮農村人口日益呈現出多樣化：壹部分農村人口已經在事實上實現了非農化（應該設計進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的制度通道），壹部分仍然從事傳統農業生產（其主要依賴土地所提供的保障水平仍然有待於提高），還有壹部分最為貧困的農村人口（他們最為需要的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兜底”功能）。（樊小鋼，2004）
第三個角度，立足於中國的經濟和文化基礎，認為構建有中國特色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能也不應照搬西方模式，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是壹個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以農村家庭保障為主線，以家族成員互助為補充，把政府、社會各方面力量結合在壹起的統壹整體。（楊復興、趙萬水，2004）
三、社會保障籌資模式——費稅之爭
第壹種觀點，社會保障稅制改革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中的壹個既重要又復雜的難點。社會保障稅的作用在於它是社會保障大廈的支柱；實行稅制的實質在於促進福利型社會保障向真正社會保險模式轉軌；社會保障稅率同社會保障籌資模式之間是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稅收制度的主要措施是全面開征、合理開征、鼓勵開征和保證開征（Z口大松，1997）。這樣可以真正體現基礎養老金的公平原則，有利於解決當前基本養老金的支付危機問題，有利於構建統壹、規範、完善的基本養老保障體系（龔秀全、黃勝開，2002）。
第二種觀點，反對“費改稅”。認為社會保障費改稅與現行的社會保險制度運行模式相矛盾。原因是：第壹，稅收的公用性與社會保障個人賬戶的私有性相沖突。第二是稅收的不直接償還性與社會保障的專用性沖突。第三，與現行的社會保障政策難以銜接，操作上難以運行（汪澤英，2002）。另外，以開征社會保障稅解決收費難和融資問題，將使政府陷入財政負擔不斷加重的境地（李紹光，2002）。
第三種觀點，社會保障費改稅應當緩行。理由是費改稅的目標模糊、制約因素較多、存在較多技術障礙、預期效果尚不確定、與國際上社會保障改革與發展趨勢不吻合（鄭功成，2000）。類似的還有認為，由於我國財稅制度實行的是分稅制，社會保障稅的開征必須考慮事權與財權的匹配問題，這樣可能性只有兩個，其壹是建立起來的養老保險計劃只能是地方性的，地方政府需要面臨很大的財務風險，其二是仍舊存在許多遺留問題的全國性養老保險計劃。因此，建立政府我國尚不具備開征社會保障稅的條件（鄧子基，2002）。
第四種觀點，采取壹種非指定稅或準指定稅的變通方式。這種觀點認為，開征社會保障稅難以避免我國以前所采用的現收現付式的融資方式所產生的“擠出效應”，同時也無法保證能確定壹個最優稅率。而采用變通方式進行融資，即在總財政收入中按照壹定的款項，定期劃撥進入養老保險專項基金中，這樣既可以減少現收現付制對總儲蓄的壹部分擠出效應，而且也不妨礙在未來某個合適的時機開征社會保障稅。采取這種方法是與我國養老保險改革以及財政、稅收制度改革的現狀相吻合的（成誌剛，2002）。
第五種觀點，未來我國社會保障的籌資模式應當是復合式的，收費與收稅並非是有妳沒我、互相取代的關系，沒有哪壹種籌資方式能夠獨立滿足社會保障巨大的資金需求收費抑或收稅與社會保障的模式和項目選擇有關。稅費各自有其存在的依據，不能相互替代。但是，開征社會保障稅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收費只能是對收稅的補充（王怡、劉晶，2004）。
四、基金運營模式
隨著我國社會保障基金籌措由現收現付制向部分積累制轉化，養老基金投資運營是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課題（蔡興楊，1997）。當前我國社會保障基金的主要投資仍是銀行存款、國債和社保定向債券，壹小部分投資於企業債券、股市及其他證券市場。在保證了安全性的同時，保值增值成了社保基金管理的面對的難點和挑戰，社會保障基金運營模式也壹直是熱點問題之壹，涉及社保基金進入資本市場、投資運營多元化、市場化、管理模式、余融工具選擇等多方面問題。幾個典型的觀點如下：
第壹種觀點，養老基金應成為機構投資者。機構投資者規模較大，投資趨於長期化，在使社會保障基金保值增值的同時能起到穩定股市的作用。不過養老基金需要具備四個條件，壹是要有壹個能夠承擔壹定風險的資本規模；二是要以較發達的金融市場為基礎；三是要有專業的基金托管機構；四是養老基金應采取指數化投資政策（程宏業，2001）。
第二種觀點，社會保障基金應投資於開放式基金。這種觀點認為，第壹，開放式基金是壹種風險相對較小、收益相對較高的品種。作為收益***享、風險***擔的集合投資工具，它既不能保證投資人壹定盈利，也不能保證最低收益，從國外成熟的社會保障基金運作來看，投資於開放式基金的做法較為普遍。第二，在進行投資時，需要註意要控制額度，避免發生流動性風險，造成支付困難。第三，由於開放式基金的價格風險，社會保障基金投資於開放式基金應堅持長期投資的原則，選擇收益性基金進行投資（張書源、杜愛平，2001）。
第三種觀點，養老金進入資本市場是最終選擇，但條件尚不成熟。這種觀點認為，從理論上講，壹個完全積累制的養老金計劃必須成為資本市場中的機構投資者，才能使其得到壹個長期穩定的投資回報。壹個穩定和繁榮的資本市場才能使養老金儲蓄能夠通過這條渠道轉化為高效率的投資，並且分享投資的收益進而使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地維護經濟增長的整體效率。但是在我國，由於資本市場長期以來壹直處於高風險狀態，同時也由於沒有壹個完全積累的養老金基金合法而且無慮地進入資本市場，從而使它在理論上的作用也無從發揮。如果基金積累制在中國養老金制度改革中能夠繼續走下去並且成為壹個長期性主要目標的話，那麽養老金計劃進入資本市場就會是壹個遲早都要做出的選擇。但基金適合在資本市場中運作的制度體系尚未定型，組織結構尚未形成，運行規則尚不明確（李紹光，2002）。具體到社保基金進入股市的探討，類似的觀點還有，現收現付性質的社保基金不宜匆忙進入股市，因為無論從資本市場還是從社保基金的制度條件上看，社保基金進入股市都不成熟（鄭秉文，2003）。
第四種觀點，認為根據我國社保制度的基本特征、目標取向、資金管理和資本市場的現狀，我國社會基金應劃分為三個性質不同的基金，即儲備基金（全國社保基金）、賬戶基金（個人賬戶積累）和統籌基金（社會統籌部分積累）。並成立三個獨立的事業法人對其進行投資和管理。對於儲備基金，應完全脫離國內資本市場，走向國際市場；賬戶基金由中央政府管理和投資；統籌基金實行省級統籌和投資管理（鄭秉文，2004）。
第五種觀點，社會保險基金應選擇貨幣市場作為流動性管理的主要場所。認為社保基金進入貨幣市場可以增加貨幣市場的資金供給，活躍貨幣市場的交易；另壹方面，還有助於促進貨幣市場的競爭，推動金融工具的創新，進而提高貨幣市場的流動性和運行效率。社保基金的進入還對金融監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為社保基金對安全性的特殊要求需要貨幣市場有良好的秩序和較高的效率，客觀上可以推動監管當局提高監管水平。貨幣市場利率的變化對社保基金產生的短期效應和長期效應是有區別的。貨幣市場和社保基金的互動對壹國金融市場和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都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楊波，2005）。
五、管理模式——政府作用
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突出特征就在於政府在社會保障制度建設與運轉中的主導地位。政府在社會保障管理模式不同，直接決定並體現社會保障制度的類型。自社會保障改革開始後，管理模式經歷了企業分散管理——政府分散管理——政府集中管理這樣的過程。在改革初期，關於管理模式的爭論大多集中在國家社會保障管理機構的統壹或分塊負責的角度。比如，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與完善，這種管理方式越來越無法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必須進行改革，由現行的多部門管理轉變為由壹個部門進行統壹管理（田家官，1997）。堅決扭轉“五龍治水”條塊分割的局面，實行統壹管理。社會保障管理體制實行政事分離、政經分開、行政管理和監督分開，政府管理部門不管經營只管政策和監督檢查（馮蘭瑞，1994、1996）。關於政府在社會保障制度的管理中具體充當什麽角色，歸納起來有如下觀點：
第壹種觀點，主張自治管理。認為我國應建立集散結合的社會保障管理體制，實行自治管理，不隸屬於政府機構。保險機構的最高領導權屬於代表大會，雇主和雇員各占壹半。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理事會，理事會是集散結合的管理模式根據各項社會保險管理要求上的差異，把***性較強的那部分項目集中起來，實行統壹管理，而把特殊性較突出的若幹項目單列，由相關部門進行分散管理。這種管理模式積極推行壹體化的保障制度，在職責分明的原則上有利於建立起高效、精幹的社會保障管理網絡（孫久鵬，1996）。另外，基於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項目的不同特點，管理模式應不盡相同。中國社會保險的管理模式應當由政府集權管理向多元合作的自治管理模式轉化，成立政府、雇主代表、勞工代表和專家組成的社會保險管理委員會（3+1模式），實行自治管理（鄭功成，2004）。
第二種觀點，主張政府主導型的社會保障模式。認為社會保障體系向社會成員所提供的各種保障措施，具有滿足社會***同需要的“公***產品”性質，具有壹定的財政特征。因此財政主導型應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模式（馬蔡琛，1999）。我國的社會保障模式的選擇在今後相當長的壹段時期內都應以政府主導、直接管理為宜。原因有二，其壹從歷史文化傳統來看，我國長期實行的是中央集權的政府管理體制，政府具有較高的權威力，社會成員對政府的認同度也較高，由政府來推行和發展社會保障阻力較少，效率較高；其二從現實國情來看，我國政府規模比較龐大，由政府來負責社會保障制度具體實施，成本也較低。在短時期內為適應制度轉軌的需要，加大政府對社會保障的於預力度。同時，與政府的主導作用相對應的，社會保障制度管理模式中市場發揮的是補充作用（宋文斌、張強，2004）。這壹觀點為目前的主流觀點。
第三種觀點，混合型管理模式。認為，我國政府應對公***社會保障計劃承擔全面的直接管理的責任，而對基金制的社會保障計劃主要承擔外部監管的責任，並對不同社會保障計劃進行協調。政府的長期目標應是發展競爭性的社會保障基金，而近期政府應承擔公***社會保障計劃的主導責任，應通過立法來明確國家、企業和職工三方面的責任，並建立有效科學可行的資金籌集制度（李紹光，2002）。
關於政府在社會保障作用國際上還有這樣的模式，即主要通過市場來進行間接管理的社會保障制度管理儀式，政府僅作為立法者與監督者。在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實踐中少有類似觀點。
六、綜合評價
事實上，雖然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發展到今天，制度框架建設已經基本完成，但我國社會保障領域中仍存在大量理論問題有待研究和探討，實踐上城鎮及農村社會保障制度中也有大量有待建設和完善之處。在理論界和實際部門，關於中國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選擇問題仍在爭論中尚未確定。總結文獻可以發現，多數學者能夠從社會保障制度模式的多樣化發展規律和趨勢出發，立足於中國的國情研究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以下是由於這個原因，關於框架選擇和具體模式選擇的文獻非常眾多。但另壹方向也存在壹些不足：
第壹，偏重於從經濟學角度進行社會保障制度研究，忽視對社會保障制度進行跨學科研究（丁建定，2003）。社會保障涉及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公***管理學等多個領域，尤其是對社會保障制度模式選擇問題，更受到多種因素（包括經濟和非經濟因素）的影響，而大部分文獻在研究社保模式選擇問題上學科角度較單壹。
第二，研究解決實務性問題較多，基礎性和理論性問題研究較少，尤其是關於建制理念的研究更少。比如，偏重於社會保障制度內容構成與基金運營的研究，忽視社會保障中責權關系的研究（丁建定，2003）。沒有理論指導的實踐常常會搖擺不定，有時不免會出現“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盲目現象。
第三，“就事論事”（單獨研究模式）的單壹性研究較多，綜合性、系統性的研究較少。比如，關於基金籌集模式，許多文獻探討費應該改稅的原因和必要性，但較少有關於我國當前情況下費改稅的制約因素、可行性以及如何保證效果等方面的分析。
第四，註重必要性研究和分析，忽視充分性和可行性論證，理論性、系統性和綜合性分析不夠。往往不能充分論證所述觀點或對辯駁相反觀點，可謂是形成了“百家”而不能形成“爭鳴”的局面。
第五，在介紹國際經驗（如基金運營模式、管理模式、籌集模式等方面）的基礎上，註重靜態研究，忽視動態研究（如制度、模式演進規律及影響因素等）；註重在國外普遍性和有效性，未能充分考慮中國的實際情況，考慮國外與國內在制度基礎、背景等方面的差別。另外，重視對當代西方國家社會保障現狀的研究，忽視對西方國家社會保障制度發展演進的研究。
結合國際關於社會保障領域的研究主題，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模式選擇的研究應當側重以下幾個主題方向：第壹，我國特定時代背景下的社會保障制度模式選擇的有效性分析；第二，人口老齡化、城鎮化趨勢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模式選擇的影響分析；第三，社會保障制度模式選擇與勞動力市場（城鄉勞動力市場）、就業市場的關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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