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2月17日，歐洲***同體十二個國家的外交部長和財政部長在荷蘭的馬斯特裏赫特簽署了《馬斯特裏赫特條約》，這個條約至今仍是歐洲壹體化進程中最重要的裏程碑。《馬斯特裏赫特條約》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司法、公民福利等多方面內容，但關於歐洲貨幣聯盟的規定是其中的核心，也是爭議最大的部分。條約規定，歐***體（不久改稱歐洲聯盟）各國應當分三個階段完成統壹貨幣的工作，其中第壹個階段是強化當時已經存在的“歐洲匯率機制”，實現資本的自由流通；第二個階段是建立“歐洲貨幣機構”，負責協調歐***體各國的貨幣政策；第三個階段是建立統壹的歐洲貨幣（歐元），並把“歐洲貨幣機構”升格為“歐洲中央銀行”，為歐盟各國制訂統壹的貨幣政策。
如果以上計劃能夠順利完成，歐元將成為能夠與美元相提並論的超級貨幣，歐盟十二國的資本市場將實現無縫接軌，資本流通的成本將大大降低，這非常有利於歐洲金融業的發展，歐洲的銀行家和基金經理們有望從美國人和日本人手中奪回過去幾十年喪失的大片領地。但是，《馬斯特裏赫特條約》無法改變歐盟各國經濟發展不均衡的現狀，所以只能是壹個先天不足、命運多舛的條約。處於經濟繁榮頂峰的德國主宰著整個歐洲的經濟發展，保守黨執政的英國則陷於衰退的泥潭；南歐的意大利的經濟形勢甚至還不如英國。英國人顯然知道，歐洲貨幣的統壹只會加劇德國的經濟霸權，甚至使“歐洲貨幣機構”變成德國中央銀行的代名詞，所以他們戰戰兢兢，疑慮不已。在簽署條約的時候，英國要求歐盟各國承認它“有不參加統壹的歐洲貨幣”，也就是說，當歐元在20世紀末建立的時候，英鎊會繼續存在下去，英國的中央銀行也將繼續制訂貨幣政策。
英國政府走的是壹條前途未蔔的折衷路線——如果不加入歐洲匯率機制（英國已經在1990年加入了這個機制），不參與統壹的歐洲貨幣體系，英國就將被扔在歐洲壹體化進程的大門之外，最終淪為邊緣角色；如果在歐洲貨幣體系中涉足太深，甚至放棄英鎊的獨立地位，又無異於讓英國成為德國的經濟奴隸，並且使倫敦逐漸喪失歐洲金融中心的地位。所以，英國只能小心翼翼地“部分加入”，壹旦發現前方的水太深，還可以及時抽身上岸，重新回到“光榮孤立”的碉堡中去。
從今天看來，英國政府的決策是基本正確的，但是時機選擇的相當錯誤。在《馬斯特裏赫特條約》簽署之前，英鎊已經處於嚴重被高估的境地，這壹方面是由於英國經濟非常不景氣，另壹方面是由於英國已經加入了歐洲匯率機制，它的貨幣必須與馬克等歐洲其他國家貨幣掛鉤，在壹定範圍之內浮動。如果英鎊出現異常的貶值或升值，歐洲各國中央銀行負有幹預外匯市場，穩定英鎊匯率的義務。《馬斯特裏赫特條約》進壹步強化了歐洲匯率機制，使英鎊自由浮動的回旋余地更加狹小；所以，英國政府已經不可能通過英鎊的主動貶值來刺激經濟的發展，解救蕭條中的英國工業。
在《馬斯特裏赫特條約》簽署之後，英鎊與馬克的匯率是1比2.95，這個數字無疑太高了。在兩德統壹之後，由於東德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的影響，德國經濟出現了過熱的趨勢，德國中央銀行不得不調高利率，以抑制通貨膨脹，這又給英鎊帶來了更大的壓力。面對德國中央銀行的加息，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只有兩個選擇：要麽跟隨德國的步伐，增加英鎊利率，以維持英鎊在資本市場的競爭力；要麽籌集足夠的資金，在外匯市場上大量購買英鎊，維持英鎊匯率的穩定。兩條路都要付出沈重的代價。如果加息，無疑將給英國低迷的經濟加上最後壹塊無法承受的巨石；如果籌集資金穩定市場，英國政府和中央銀行壹時又拿不出這麽多資金，只能向其他國家政府或國際組織借貸。壹旦穩定市場的努力失敗，英國政府必將巨額虧損，負上沈重的外債包袱。
在當時的嚴峻形勢下，英國最好的出路是說服德國降低馬克利率，減輕英鎊的升值壓力，可惜德國人並不想幫英國人這個忙；其次是說服歐洲其他國家，暫時容忍英鎊的貶值，等到英國經濟復蘇之後再讓英鎊回到正常的匯率浮動區間，可惜歐洲各國幾乎不可能同意這種請求；再次是堅定不疑地主動加息，不惜以犧牲經濟復蘇為代價，先穩定住目前的局勢，讓全世界的金融投機家明白英國政府維持英鎊匯率的決心，這樣至少可以維持英國的信譽。但是，當時的英國保守黨政府是不可能有這種魄力的，通過“宮廷政變”上臺的梅傑首相完全缺乏處理復雜的經濟問題的能力，他也因此在日後被人們稱為英國歷史上的最差首相之壹。
在英國政府和中央銀行的對面，蜇伏著壹群能量巨大卻鮮為人知的金融投機家，他們來自壹種叫做對沖基金的金融投資機構。年收入在20萬美元以下的老百姓是不可能有緣認識任何對沖基金經理人的，因為他們只為富人和大機構管理財產；他們低調，他們很少對外宣傳自己的業績，而且他們也不承擔壹般金融機構的信息公開義務。他們可以買空賣空，可以從事風險極高的投機策略，可以以驚人的速度把資金從壹種資產轉移到另壹種資產，從壹個市場轉移到另壹個市場。他們擁有高素質的人才和精簡的機構，壹位天才的基金經理加上幾個聰明的分析師就足以指揮壹只數億美元的基金，如果再加上幾位優秀的交易員，這只基金就幾乎可以制造任何風浪了。
直到1990年代初，金融監管者都沒有充分意識到對沖基金的能量；等到他們意識到的時候，壹切已經太晚了。世界上最強大的宏觀對沖基金將在猶太人喬治·索羅斯的率領下，與英國政府展開壹場面對面的決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