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我們的政府至少要關註兩個對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十分重要的指標：壹是經濟增長。因為有了它，就能解決就業，就能保證人民的生活。尤其在我國貧富分化、區域差別、勞動力過剩和政府資源再分配能力有限的現狀下，任何引起經濟增長迅速下滑的要素都會導致社會不和諧的問題發生，從而不得不引起政府高度的關註。在美國次貸危機演變成全球的金融危機，進而滲透到實體經濟這樣的困難時期，政府的立足點更會考慮到“保增長”的目標上來。
二是維持物價的穩定。不管價格的上漲是由成本推動的，或流動性泛濫所造成的，還是由旺盛的需求所拉動(事實上這兩者有時存在很強的相關性)，只要嚴重損害了大眾的購買力，尤其在中國經濟發展失衡的環境下，都有可能因為高通脹的問題而嚴重破壞社會的和諧的生態環境。去年下半年，由於工業生產要素的價格高騰和農產品進口價格的攀升，我們就遇到了這樣的挑戰。不過今天，我們倒要註意另外壹個價格穩定問題——即像韓國那樣，外資大撤離造成的本幣泛濫所引起的貨幣貶值現象，為此，央行主動向下調整匯率，增加遊資換匯的成本，從而保證中國市場的價格穩定。
壹般來說，“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這兩大目標實際上很難兼顧，尤其中國目前對外經濟依存度很高，匯率水平調整的“藝術性”不強，就會凸現這兩大目標之間的沖突。比如，人民幣迅速增值，雖然能夠擠出靠惡性價格競爭的劣質企業，同時也能緩解資本的大量流入，但它可能會影響在華外商直接投資的水平，影響中國經增長的壹大支柱——出口產業，從而影響增長，影響就業。相反，如果我們壹味堅持匯率的穩定，那麽，貿易摩擦的成本就會加大，流動性過剩的壓力也會提升。盡管當前通縮問題是全球***同擔心的問題，但是，從中長期來看，為救市而投入的過多流動性和龐大的國際收支順差壹起（因為今天在人們更看重價格的蕭條經濟時代，中國的勞動力的比較優勢在有競爭力的匯率水平保證下會更充分地體現，貿易拉動增長的引擎還會勢不可擋），還會對我們的物價穩定構成不可小視的威脅。因此，政府就是在利用資本賬戶管制，人民幣外匯市場幹預效果較為明顯的環境下，通過主動的匯率“調整”方式來努力平衡上述的兩大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講，匯率制度和匯率水平的調整在短期內不壹定是直接盯住國際收支的平衡，而更重要的是要通過匯率調整這壹手段來使上述兩大政策目標“兼顧”的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
今天，我們不得不承認，由於世界經濟增長速度的放慢，各國的企業倒閉、勞動失業等問題會日益顯現，而且變得越來越嚴峻，於是，貿易和匯率上的“自我保護”，有可能會演變成各國之間壹種“過度價格競爭”的態勢，這對到目前為止不斷推進的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將產生不可低估的負面沖擊效果。尤其是對中國政府匯改節奏的控制更加帶來意想不到的“遏制作用”。
基於以上的事實，我們認為：要徹底擺脫各國之間“價格競爭”的博弈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中國政府首先還是要不斷加大力度改善民生刺激消費，以及促進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收入再分配的政策，以提高我國內需水平和全社會抵禦匯率政策變動所可能帶來的負面沖擊。比如，對龍頭產業和新興產業在促使其向高附加價值產業鏈轉移的同時，要對其環境成本、研發成本、人力成本給予必要、適度的“援助”（有力的減稅和財政補貼政策等）。
同時，要對產業結構轉變所釋放的失業人群給予妥善的安排。並盡快創造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消化就業市場不斷上升的壓力（比如，農村城市化和工業化所帶來的就業機會等）。而且，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提高中國消費者的購買力，才能擴大可持續的內需水平，才能保持至關重要的社會和諧。否則，目前外需的急速和大幅的收縮，會讓政府今後付出更大的管理代價。
另壹方面，這場危機讓我們深刻地意識到：外匯資產的運作方式和結構優化變得越來越重要。固然主權基金的海外運作和外匯儲備的資產結構優化必不可少，但是操作成本受到外部“警戒心”的強化和當前國際金融市場的過度反應而變得越來越大。所以，政府在這輪聯合救市的過程中，在不斷強化自己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話語權”的基礎上，應該要加強我國稀缺資源和技術產品的進口，建立必要的戰略儲備和促進自身產業的升級，而同時要為民間企業的海外資產運作提供制度上的方便和信息利用上的便利。
再者，政府更要投入必要的人力資本，進壹步吸引壹批有所建樹的海外人才，提高我國整體海外市場運作的質量。當然，企業的商業行為也會要求企業自發的進行“學習”。但是趨利的行為往往會讓企業陷入短視的境地，造成人力資本投資不足，質量下降。
最後，從宏觀層面上，政府要十分清醒，不能讓人民幣價格過度過多的調整，否則，不僅會引起目前更多的、來自各方面的國際摩擦而影響我們正常的出口，而且，我們企業控制匯率風險的努力也會松懈下來。為此，短期內中國政府可以加強有效的資本管理（雖然成本越來越大）以防治大規模資本移動對我國匯率水平產生的波動壓力。否則，人民幣匯改的節奏可能因此出現失控。
總之，動用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工具，短期看上去確實能夠緩解就業壓力，最快地促進中國實體經濟的復蘇，但中長期來看，因為我們的競爭對手也會在策略上“尾隨”我們，再加上中國企業的匯率風控能力意識和水平沒有實質性的提高，這樣，最終依然使我們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缺乏競爭力，從而影響中國企業的經營績效和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最近我們有不少企業和機構在這輪“美元獨大”的格局中，產生了不可小視的匯兌損失，這就是壹個最迫切需要應對的危機預警信號！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次央行積極的匯率調整主要是為“刺激內需”和“結構調整”的宏觀經濟政策逐步發揮作用贏得寶貴的時間（否則，經濟壹旦出現“硬著陸”，就會破壞中國社會的和諧），而不是單純地向市場釋放出中國政府今後將不斷采用主動型的匯率貶值來促進出口，保證就業這樣的政策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