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壹 西學東漸的沖擊
自明代萬歷七年（1579）以後，隨著許多西方傳教士和商人陸續來中國傳教經商，出現了“西學東漸”的趨勢，給予傳統儒家知識分子和官僚士大夫以很大影響，也大大助長了實學學風。
“西學東漸”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壹向以“泱泱大國”自居的封建時期的中國，到了明末清初時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非常緩慢，大大落後於同時期的歐洲。耶穌會傳教士在此時來到中國，他們不僅帶來了大量的科學技術，同時也向中國大量的傳播基督教的教義，這壹時期的中國除接受了壹部分國外先進的科學知識外，長久以來以元氣論為主的古代中國哲學思想也受到了壹些細微的影響。這是“西學東漸”的第壹階段。
第二個階段，洋務運動時期，西方的科學技術再壹次傳入中國，但是這壹次中國人主要關註的是西方的先進武器，也出現了壹些進步的思想家，如龔自珍等，但是中國整體的哲學思想仍然沒有太大的變化。由於清朝政府采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政策，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最後導致失敗。
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列強用武力打開了中國大門，大清帝國日益衰落，瀕臨崩潰。在內憂外患交替、社會民族危機日益加劇的時代沖擊下，深具憂患意識的儒家知識分子掀起了檢討社會弊病、呼籲社會改革的實學新潮。其時，龔自珍大聲疾呼“更法”、“變古”，提出了改革“壹祖之法”的要求；魏源則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口號。繼之而起的是同治、光緒時代的“洋務派儒家”，明確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或“舊學為體，新學為用”的思想主張。其所謂“中學”或“舊學”，主要指以儒學為主體的中國傳統學術文化，即“倫常名教”、“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之類；其所謂“西學”或“新學”，是指西方科技、政制、歷史，即“西政、西藝、西史”之類。 他們認為，“中學”是“治身心”的“內學”，西學是“應世事”的“外學”，應當內外兼用以匡救時弊。
洋務派儒家提出“中體西用”口號，反映了中國傳統的儒學在西學強烈沖擊下企圖通過吸收西方新知新學以彌補傳統理論之缺陷、進而挽救社會危機的主觀努力，這標誌著歷經兩千多年的儒學開始嘗試突破舊學的思想模式而尋找改革開新之路。但他們所謂的“西學”，其實還不是真正的西方之“學”而主要是西洋之“技”，他們在基本思想模式上仍然沒有跳出傳統儒學的藩籬，因此也就沒有實現從古典儒學向現代儒學的根本轉型。然而，這壹口號的提出及以後壹百多年的“中西體用”之爭，對於人們探索儒學轉型乃至中國現代化的道路卻是發人深思的。
西學東漸對近代中國的科學和思想領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直接導致了辛亥革命的爆發，它對中國的文化傳統可以說是壹次思想解放運動，這壹時期只有中國歷史上的百家爭鳴可以與之媲美。
第二 打倒“孔家店”
“打倒孔家店”這壹口號最早是由胡適提出來的。1921年5月《吳虞文錄》出版，他在為該書段寫的序言中，贊揚吳虞是中國思想界掃除“孔滓”、“孔塵”的清道夫，是“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打孔家店”後演變為“打倒孔家店”而廣泛流傳。
中國封建社會中文人學士無論對孔子作出什麽樣的評價，其研究方法都是偏重於對孔子言行的解釋和訂正。這雖然給我們留下豐富的歷史遺產，但卻沒有也不可能揭示孔子及其思想學說的實質，因而也就沒有也不可能對孔子作出科學的評價。
而在封建王朝即將崩潰和滅亡之後，資產階級學者對孔子的研究和評價發生了新的變化。資產階級革命派指出：“孔丘砌專制政府之基，以荼毒吾同胞二千余年”，到了“五四”運動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對孔子的批判更加尖銳。吳虞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用資產階級的政治觀和歷史觀對孔子進行了嚴厲地批判。他認為孔子是他生存的那個時代的偉人，而形勢發展到自由、平等、博愛的時期，如果再堅持孔子的學說，那就會阻礙文化的發展。他在《吃人的禮教》壹文中指出，孔子的禮教是吃人的。胡適進而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對孔子及其思想學說進行了徹底的否定。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是完全必要的，它對於清除封建統治者對孔子的神化和聖化起到了壹定的積極作用。1948年，張申府在發表的《論紀念孔誕》壹文中再次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認為把孔子當成教主，罷黜百家，獨為壹尊，關門閉戶，使得學術不得進步，遺害中國已經兩千年，當然要不得，當然要打倒，也只有打倒了儒家孔教獨尊地位，打倒了對孔子的壹時崇拜，可以自由研究孔子的面目，孔子的真精神，孔子的偉大，才真正會被人認識。胡適也在30年代所寫的《說儒》中提出，將歷史上的孔子與偶像的孔子分開，采用中西比較的方法，對孔子作歷史的再評價。他說，孔子是原始儒學的革新家，把“柔順取容的殷儒擡高到那弘毅進取的新儒，這真是‘振衰而起儒’的大事業”。總之，從最初的尊孔到批孔，再到客觀公正地認識孔學，無疑是儒學研究的壹大進步。
第三 新儒學
新儒學亦稱“新儒家思想”，中國賀麟哲學用語，指以西方哲學“與中國孔朱陸王的哲學會合融貫”，“產生發揮民族精神之新哲學”。主張以西方文化使儒學“循藝術化、宗教化、哲學化之途徑邁進”，重新解釋和發揮三綱的真義，建設新的行為規範和準則，以此復興中華民族文化。
“壹定的文化是壹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映”，新儒學的產生，歸根到底是由當時的中國社會的性質決定的。從“五四”開始，中國的歷史雖然發展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並沒有變，它的經濟基礎仍是外國資本主義、封建主義、官僚主義、民族資本主義等多種經濟成分組成的綜合體。新儒學就是在這樣的社會條件下產生的壹種意識形態，它主要代表了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思想傾向。梁漱溟先生可被視為新儒學的開山鼻祖，他首先創立了“新孔學”思想體系，早在1921年，他就出版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壹書，用“意欲”論和“直覺”論觀點來看待中西文化。牟宗三在談到梁漱溟對新儒學貢獻時曾說：“在新文化運動中反孔頂盛的時期……他獨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與孔子的真實生命及智慧相照面，而孔子的生命與智慧亦重新活轉而披露於人間。同時，我們也可以說他開啟了宋明儒學復興之門，使吾人能接上宋明儒者之生命與智慧。”壹般認為，新儒學產生於20世紀20年代初，大革命失敗後有了進壹步發展，而在抗日戰爭時期進入了成熟階級。
由於新儒家對傳統文化和儒學的研究能夠擺脫舊經史的窠臼和政治勢力的幹擾，加之中西貫通，古今銜接，源於傳統，又立足於現代的特點，所以出版了壹批上乘之作，成就了壹批大師、巨匠。梁漱溟先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壹書是中國近現代文化比較學的奠基之作；熊十力先生以其思想最精湛又有高風亮節而成為受人敬仰的哲學大師，眾多學者隨其後而為弟子；馮友蘭先生的《中國哲學史》不僅在中國影響巨大，而歐美學界很長時間也是通過此書來了解中國古典哲學的；錢穆先生是國學大師，他的《國史大綱》，通古今之變，合當世之用，是壹部以史為鑒的上乘之作。這些儒學大師與他們的著述，為而後的儒學研究和中華學術的繁榮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第四 批林批孔
從1971年9月13日林彪等人在內蒙古溫都爾汗機毀人亡，到1976年9月9日毛澤東與世長辭。其間，發生了壹場“批林批孔”運動。
運動的開始，在北京毛家灣林宅查到“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克己復禮”的條幅和其他揄揚孔孟的材料，毛澤東便肯定林彪是極右，並把批林和批孔聯系起來。1973年，毛澤東寫詩致郭沫若：“郭老從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產黨，崇拜孔二先”，後又寫《讀〈封建論〉—呈郭老》：“勸君等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視龍雖孔秦猶在，孔學名高實和糠。後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道文王”。1973年8月7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批復的楊國榮所作《頑固地維護奴隸制的思想家》，8月13日，又發表了楊的《兩漢時代唯物論先驗論的鬥爭》，這兩篇文章為“批林批孔”提供了某種理論的準備。
1974年1月18日，《林彪與孔孟之道》發表，“批林批孔”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毛澤東發動“批林批孔”的真實意圖，既不在批判被打倒的林彪和孔夫子，也不是為秦始皇翻案，而是著眼於解決對待文革的態度問題，進行“思想和政治路線的教育”，進壹步肯定“文革”的理論和實踐，防止“右傾翻案”。江青集團急於亂中奪權，又塞進“批周公”的私貨。毛澤東既鼓勵江青壹夥推動“批林批孔”，又不允許他們奪取最高權力。為此，這場運動壹波三折，撲朔迷離。
第五 儒學研究的盛況
隨著以信息化、數字化、網絡化為標誌的“知識時代”的到來，二十世紀初、中葉受到嚴酷沖擊、批判而壹度“花果飄零”、衰極壹時的儒學，到世紀末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建、復興的良機。1980年起孔子研究進入拓展階段 ，並逐漸形成高潮。相較之前的儒學研究有了壹些新的特點：首先，研究孔子的學術機構和團體相繼產生。在1984年以前此類專業機構只有曲阜師範大學孔子研究所，到如今，成立了國際儒學聯合會、中國孔子基金會、中華孔子學會、山東省孔子學會、湖南省孔子學會、山西孔子學會、四川省孔子研究會、雲南省孔子學術研究會、廣西儒學學會、蘇州市子研究會等學術團體，建立了山東省社會科學院儒學研究所、復旦大學孔子研究所、四川社會科學院中華儒學研究中心等研究機構，尤其是1996年國務院批準在曲阜成立了中國孔子研究院，以期成為孔子及儒學的現代化綜合資料中心、學術研究中心、信息交流中心、人才培訓中心和展覽教育中心。其次，各種類型的孔子思想學術討論會不斷召開，而且規模越來越大。“文革”後第壹次全國性的孔子學術討論會是1980年由曲阜師院發起召開的，以後每年都多次舉辦各種類型的學術活動。中國孔子基金會1987年與新加坡東亞研究所在曲阜聯合舉辦第壹次國際儒學討論會，1988年與德國阿登納基金會在波恩聯合舉辦了第二次儒學國際學術討論會，1989年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合作召開了孔子誕辰2540周年紀念暨國際學術討論會，1993年在韓國召開了第五次儒教思想國際學術會議。再次，孔子研究的論著以及學術專刊、專欄相繼問世。1984年以前，每年發表孔子研究的文章不足百篇，而到了1987年後每年都在300篇以上，1986年還創辦了《孔子研究》專刊。另外，研究領域不斷擴大。除哲學、史學、教育學、政治學、語言文學仍是研究的主流外，經濟學、法律學、管理學、美學、邏輯學 、人才學、心理學、軍旅學、宗教學、音樂舞蹈學、飲食衛生學、旅遊學等方面也都開展研究。在新的形勢下，更加開放、更加現代化的研究環境下，儒學研究將會愈來愈活躍，成果愈來愈豐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