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源如何避免成為“詛咒”

【編者按】自從經濟增長與發展問題引起廣泛關註以來，經濟學家們壹直致力於探索與經濟增長有關的各種因素和條件，即增長的源泉。自然資源或自然稟賦、物質資本、技術進步、公共秩序和法律，甚至信仰和價值觀，都被揭示出來，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其中，自然資源作為物質生產活動的必要投入，成為經濟發展的重要物質基礎，資源相對豐富的國家通常蘊含著更大的發展潛力。近代以來的經濟發展史表明，自然資源確實在壹國國民財富的最初積累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例如，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快速工業化就與其豐富的自然資源密不可分。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資源豐富的國家陷入增長陷阱的事實引起了經濟學家的深思。經驗數據表明，在很長壹段時間內，資源豐富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緩慢甚至停滯。從1965到1998，世界中低收入國家人均GNP年均增長2.2%，同期石油輸出國組織國家下降1.3%。在世界上資源相對豐富的65個國家中，只有4個國家(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泰國和博茨瓦納)的年人均GNP增長率為4%(1970~1998)，而壹些資源稀缺的東亞經濟體(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和中國臺灣省)的人均GNP增長率已經超過了發達國家(世界)的平均水平，因此，國際經濟學家提出了壹個專有名詞:資源詛咒，即豐富的自然資源並沒有給國家帶來好運，而是聯系在壹起的比如收入分配極度不平等，腐敗尋租活動盛行，人力資本投資嚴重不足，內亂頻發。類似的情況在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壹些國家極為突出。中國被稱為資源豐富的國家，但在實際的經濟運行過程中，我們越來越發現，我們為開采資源所要付出的成本，尤其是社會成本，遠遠高於我們所獲得的收益。《》是對有關“資源詛咒”文獻的總結，但讀起來仍有啟發意義。資源怎麽會變成詛咒？國際經濟學家研究豐富的自然資源對國民經濟的拖累已成為近20年來發展經濟學的重要發現之壹。為什麽資源豐富的國家比資源貧乏的國家增長更慢？為什麽資源豐富的國家收入更不平等，人力資本投資低，甚至內亂和戰爭頻繁？20世紀90年代以來，探索資源詛咒的奧秘成為發展經濟學關註的焦點之壹。在解釋資源詛咒的問題上，國際學術界形成了多個不同的觀點，有的側重於資源出口國貿易條件的長期惡化，有的側重於自然資源出口導致國內經濟結構的變化，從而導致國際競爭力下降，還有的認為是收入不平等和人力資本投資嚴重不足造成的。貿易條件理論。最早提到或涉及資源詛咒的經濟理論是20世紀50年代末發展經濟學領域的結構主義學派。Reavis和Singer等經濟學家認為，商品出口國將不可避免地遭受貿易條件惡化的命運，這些商品基本上缺乏收入和需求的價格彈性，這將導致富裕的工業化國家和貧窮的商品出口國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壹些經濟學家註意到，國際初級產品市場價格的劇烈波動會給政府制造難題，而出口商品價格的劇烈波動往往會極大地影響政府的財政收入，進而影響壹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此外，他們還認為資源部門的發展不能促進甚至阻礙其他部門的發展。因為自然資源部門大多掌握在跨國巨頭手中，這些部門類似於發達國家的經濟飛地，自然資源開采部門基本不存在“前向連接”或“後向連接”。這使得自然資源部門的發展鶴立雞群，但對其他部門沒有帶動作用，最終會拖累整個國民經濟。荷蘭病。20世紀60年代，荷蘭北海發現大量天然氣。隨著天然氣的開采和出口，荷蘭盾變得堅挺，但非石油出口競爭力下降。人們稱這種綜合癥為“荷蘭病”。荷蘭病表現在自然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制造業逐漸衰落。制造業承擔著技術創新、組織變革，甚至培養企業家的使命，而自然資源開采部門缺乏聯動效應和外部性，對人力資本的要求相當低。所以壹旦制造業衰落，人才流失是必然趨勢。仔細觀察荷蘭病發現，荷蘭病模型並不能完全解釋發展中國家的資源詛咒。荷蘭病模型的理論假設是在資源出口繁榮之前存在充分就業和資本固定，這無疑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實際情況。在發展中國家，勞動力絕對過剩，資本嚴重不足。荷蘭病分析認為，由於發展中國家勞動力過剩，資源部門的意外繁榮會使剩余勞動力轉向繁榮的資源行業，但同時不會提高制造業的工資水平。因此，資源轉移效應中提到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可能並不存在。另外，如果發展中國家制造業的大部分中間產品需要進口，如果匯率升值，國內制造業可能不會失去競爭力，而不是像荷蘭病模型所說的制造業會崩潰。但荷蘭病分析的價值在於，它強調了當地制造業在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中的決定性作用，這與他們提出的資源轉移效應以及後來壹些學者認為優秀人才會轉向高薪部門，從而導致國家經濟增長放緩的觀點不謀而合。人力資本投資不足與收入不平等。國家和企業層面的研究提供了足夠的證據，表明教育應被視為壹種投資。人力資本理論包括內生增長理論，該理論預測教育投資的差異將導致各國勞動生產率的差異。此外，教育投資還可以減少收入不平等，從而提高經濟增長率。對女性教育的投資也會降低生育率，提高孩子的健康水平，有利於壹個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最近，許多經濟學家試圖從這個角度解釋資源詛咒，即探討為什麽資源豐富的國家缺乏教育投資的熱情。研究結果表明，資源豐富國家對高素質勞動力的需求嚴重不足。從財產權到尋租、腐敗和內戰。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發展中國家的許多資源部門都被國有化了，但這樣的國有制並不能解決資源部門的產權問題。壹個典型的弱點是產權的定義不能以法律和條例為依據。當產權的落實面臨困難時，制造業的發展就會有更多不可逾越的障礙。但這種產權困境並不妨礙資源產業的發展，因為資源產業的短期回報率足夠高，足以吸引投資。而這種投資的回報甚至需要私有產權的實現。當資源的租金足夠高，國家產權的實施面臨法律障礙或操作困難時，大規模的尋租活動和內亂就不可避免。壹般認為，豐富的自然資源會增加壹個國家發生內戰的風險，因為內戰的出現與資金密切相關。冷戰結束後，分離主義者無法獲得前超級大國的資金支持，這使得他們很容易將目光轉向壹些租金高昂的自然資源。還應該指出，許多自然資源的出口相對來說沒有受到內戰的影響。於是就會出現這樣壹個奇怪的現象:壹邊是內戰如火如荼，壹邊是圍繞自然資源的交易井然有序。然而，其他部門，如制造業和服務業(旅遊業)，就沒有這麽幸運了。他們往往在內戰中遭受毀滅性打擊，戰後不易恢復。即使內戰停止，雙方也會很快發現國計民生比內戰前更加依賴自然資源部門，這又壹次為內戰埋下了伏筆。資源如何不成為詛咒？就如何避免資源詛咒而言，有兩個問題必須考慮:壹是采取什麽樣的政策，二是為什麽要采取這樣的政策。在學術界對自然資源詛咒的分析中，也提出了壹些如何避免資源詛咒的政策建議。將自然資源留在地下。這種觀點似乎過於極端，不能被視為壹個嚴肅的政策建議。其發起人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認為，必須仔細權衡自然資源開發的速度和由此產生的社會經濟後果。按照傳統工程或項目經濟學的觀點，在自然資源的開采和開發中強調速度是符合效率原則的。顯然，資源開發的放緩會降低資源的現值。當資源的價格隨時間增加時，所有者可以期望資源隨著資本的收入而增加。如果資源資本的收入增長率等於其他財產的利率，所有者將沒有偏好將資源留在地下或開采，資源開采將以最優速度進行。然而，考慮到資源詛咒假說，自然資源的集中出口和開發會使國家經濟更加脆弱。資源開發項目的放緩將使壹個國家有更多的機會和更大的能力來調整隨之而來的收入流。顯然，緩慢而穩定的收入流比快速而巨大的收入流更容易管理。荷蘭病帶來的相應的資源轉移效應和擠出效應也會變得輕微。在這方面，英國和挪威的成功實踐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多樣化。解決資源詛咒的另壹個辦法是減少對資源部門的依賴，即促進產業多元化。奧蒂認為，產業單壹是資源豐富國家經濟表現不佳的重要原因。雖然多元化是幾乎所有經濟學家公認的解決資源詛咒的好方法，但要成功實施並不容易。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石油出口國將其巨大的石油出口收入投入到促進產業多元化中，但結果令人失望。究其原因，除了上面提到的荷蘭病，還在於刻意追求政府主導的多元化，而忽視了自發市場力量的培育，而這些所謂的多元化往往被政府壟斷，為壹些部門提供了大量政府資金尋租的機會，自然也就沒有效率和競爭力，反而限制了有前途的民間投資的發展空間。雖然政府也發揮重要作用，但真正有效的多樣化來自私營部門的投資。此外，在鼓勵多樣化的同時，要求政府實行開放的出口導向型貿易政策，這有利於國內私營產業的增長和制造業競爭力的形成。收入凍結、穩定和資源基金。合理的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財政政策，是解決資源詛咒的重要手段。在資源出口國，巨大的出口收入轉化為財政收入的大幅增加。政府往往被這樣的“大好形勢”沖昏頭腦，倉促上馬壹些成本巨大、周期長的項目，往往導致國內總需求的擴大。壹旦資源價格非自願下跌，政府迅速陷入財政危機，需求收縮造成國民經濟大起大落，對國民經濟增長極為不利。這就要求政府要防止資源出口的收入轉化為總需求的增加，這可以通過設立資源基金來實現。資源型基金既可用於海外投資，也可用於穩定收益。具體方法是以穩定政府預算收支為目的，制定壹個資源價格。如果國際市場價格超過這個價格，基金收入就會增加，防止增加的收入變成預算支出；如果低於這個價格，基金的部分收入將進入政府預算，以穩定預算支出。在實證研究方面，有資源基金的成功案例，如智利和印度尼西亞，也有失敗的國家，如委內瑞拉。此外，2002年，德夫林和樂文研究了71個國家從1970到2000年的數據，發現資源基金可以減少政府支出，提高投資率。然而，壹些經濟學家質疑，資源基金實際上可能惡化財政紀律，導致軟預算約束，因為這種設立資源基金的方法實際上在財政支出壓力增加時給政府留了後門。政治改革。也有經濟學家主張，要關註資源豐富國家的政治體制改革。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壹些經濟學家主張推行民主制度。然而，戰後50年的經濟發展實際上已經證明，如果從單純的經濟增長目標出發，民主制度並不能顯示其優越性，民主制度並不是經濟發展的真正必要條件。而問題在於，如果壹個國家的收入和財富嚴重分化，要讓民主制度成功運轉是相當困難的。現代社會選擇理論指出了民主制度的理論缺陷。收入的嚴重分化往往導致利益的尖銳對立。實行民主往往使政府成為再分配機器，不利於經濟增長。然而，如果我們不引入民主，繼續維持寡頭和精英的統治，資源和財富將繼續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收入不平等將繼續惡化。這真是壹個兩難的選擇。另壹部分經濟學家專註於消除政治改革中的腐敗和尋租行為，要求政府支出和相關資源收入項目更加透明，公眾更多地參與政府決策，以防止政府部門和官員濫用資源收入損害人民利益。例如，2003年，透明國際發起了壹場運動，要求跨國石油公司披露它們向產油國政府或國家石油公司支付的款項及其用途。透明國際英國主席庫克·庫勒富特(Cook Kulefut)指出:“這將有助於尼日利亞、安哥拉、伊拉克、印度尼西亞和哈薩克斯坦等這些產油國的民眾及其公民社會組織了解本國的收入狀況。這樣，他們就有權監督自己的政府是否用國家預算來增加公共服務和商品，防止這些財富被揮霍在毫無效果的面子工程上，或者幹脆被轉移到政客的海外銀行賬戶上。“目前，關於資源詛咒的研究方興未艾。最新的研究試圖通過討論自然資源系統的質量來研究資源詛咒的傳導機制。因為世界上還有壹些資源同樣豐富的發達國家，比如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挪威等。壹些資源豐富的發展中國家，如馬來西亞、博茨瓦納等，卻成功保持了長期的高水平經濟增長，實在令人費解。目前，人們認為自然資源稟賦和自然資源系統會影響經濟發展，而發展路徑和系統質量的差異會影響長期經濟績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