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0年,危機發生。政府財政赤字1958年約為60億,1960年達到100億,占當年收入的比例從5.6%增長到14.3%,三年赤字總額達到200億元,而當時的財政收入最高才600億左右,高額赤字擠占了財政用於擴大再生產,增加就業機會的開支。1960年以後,由於財政投資能力下降,就業嚴重不足,政府不得不動員大約2千萬城市人到農村去生產自救,以解決城市的失業問題。
1960－1962年,經濟蕭條。國家財政年收入進壹步由572.3億下降到313.6億。從1982年重新修訂並公開出版的六十年代政府統計數據可以看出, 1960－1962這三年的人口增長曲線呈下降趨勢,"未增加人口"大約為2千萬人,這其中大部分可認為死於饑餓。人們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
1962－1963年,經濟復蘇。由於政府在全面危機壓迫下改革"壹大二公"的人民公社統治經濟為"隊為基礎"的村落經濟,放松了政府對農村基層的全面控制,允許農民搞"三自壹包(這種以放為特征的經濟改革15年後再次重演,只是改名叫大包幹或者叫聯產承包責任制了)",因此,農業生產全面恢復,農產品供給連年增長,農業稅收占財政收入的比例也由8%上升到22%,財政形勢有所好轉。
此時,由於中央領導人之間在經濟政策上的分歧和在政治上的路線鬥爭越來越明顯;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無法解決基層階級鬥爭問題,因此"文化大革命"正處在蘊育階段。
1963－1966年,高漲期。國家在經濟形勢初步好轉後,增加了對工業的投資,使得經濟發展速度加快,但緊接著財政赤字再次出現……隨後,1968－1972年數百萬的城市"知識青年"奔赴農村,其真正原因仍在於城市無法解決的高失業率。
此後即是文化大革命這個特殊歷史階段。盡管非經濟因素作用在這個階段上明顯大於經濟因素的作用,也僅僅只是把危機期的陣痛延長而已。
1.04 第二次經濟危機周期(1978－1986年)
1978－1979年,危機發生。國家財政赤字自1974年突破百億大關後,連年虧損,到1978-1979年,赤字進壹步增加到每年約為200億,占收入的比例高達20%左右,比上壹次危機爆發時的比例還高5%。其中的原因不僅僅只是"文化大革命"對經濟的影響,還有"洋躍進"--大規模舉債用於基礎工業投資;以及中越邊境戰爭造成約50億的直接非預算開支等等。
1980－1981年,經濟蕭條使得政府再次采取"放"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對農村地區的控制,降低農業稅收,提高農產品價格,允許農民承包土地、分戶經營,開放集市貿易。這就是農村改革的第壹步。也是上壹次為緩解危機而采取的"三自壹包"政策的翻版。
與上壹次經濟危機相同的是,在城市采取"關、停、並、轉",壓縮基建投資,使幾百萬基建職工"停工待料",幾千萬城市人口"待業";不同的是,毛澤東時代自1976 "四五"事件之後即告結束,後集權主義體制(Post Totalistarian System)缺乏準軍事化的國家動員機制, 無法再象60年代初壹樣迫使城市人去農村來解決失業問題,因此,犯罪率增高,全國開展"兩打"運動,監獄暴滿。
1982－1983年,復蘇階段。由於全國範圍對農村土地的再分配和農產品自由市場的開放,糧食產量每年創歷史記錄地增加20%,1982-1984三年的總增加量約為75億噸。中國農民第壹次用自己的力量解決了吃飯問題,同時,農業產值也提高到工農業生產總值的40%。
1984－1986年,高漲階段。工業產值增長幅度加快,同期財政赤字增加到每年大約100億元。其中較重要的原因即是1982 "利改稅"之後形成的國有資產 "單位所有制"作用。由於國家壟斷金融的低利率政策和政府財政投資的無償,相對於較高的物價水平而言,任何單位獲得投資本身即是意味著吃進利差;又由於單位內部"利益同構",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中壹般有40－50%會以各種渠道轉化為消費基金。因此,自1983年以後,非生產性建設投資也大幅度增加。在投資和消費雙重膨脹壓力下,供需矛盾和由赤字轉化的超發貨幣量終於引發出全面通貨膨脹危機。
1.05 第三次經濟危機周期(1988－1994年)
1988-1989年,危機爆發。以1988年夏季大搶購為表象的全國範圍的通貨膨脹危機和1989年的社會政治危機相繼發生, 如果可以不考慮意識形態的影響來分析政府決策, 則可以看到從1986－1988年在使用傳統的行政手段強行壓減投資消費雙膨脹未能奏效的情況下,政府於1988年末開始連續大幅度調高利率,以此吸納社會即期貨幣,減輕通脹壓力,存款利率跳躍式地升高70－80%。而同時貨款利率又在行政強制下不得提高,於是造成銀行多年出現400多億政策性虧損,最終沖入財政變成赤字。然後,高額赤字壓迫政府改變決策行為,相應調高貨款利率,危機又惡性循環轉嫁給企業。這種流量資本調節的極端性措施是在不觸動存量資本的情況下運作的,必然由於企業產權虛置而造成極端性後果,即：銀行高利率造成企業資金成本大幅度提高---使用流動資金貸款最多的商業企業被迫減少資金占用,改購進為代銷,向生產企業轉嫁成本負擔---生產企業如法炮制,緩付原材料款向原材料企業轉嫁產品成本占壓資金負擔---連鎖負債迅速波及全社會。
對1988年通貨膨脹缺乏經驗和規律的認識,在經濟調節和行政控制上都反應過度,是第三次經濟危機造成重大損失的主觀原因。不僅貨幣政策過度調整是連鎖負債的內在原因,而且市場政策的過度調整也是當時"市場疲軟"的內在原因。
中國在進入九十年代之前只有"兩極化的市場"：既無資本、技術、勞務、物資等要素市場,也無住房、保險、醫療、旅遊、教育等社會消費市場。十億民眾可以進入的只是壹極高檔大件消費品, 另壹極基本生活消費品這樣的"翹翹板"形的"兩極"消費品市場。為了抑制通脹發生時本屬短暫的對高檔商品的搶購,政府在大幅度調整存款利率的同時還大幅度調高以彩電為代表的大件消費品價格,另加高檔消費稅,使等量貨幣的市場購買力大幅度下降,幾乎壹瞬間就人為地關閉了兩極市場的壹極。翹翹板壹頭空了,而另壹頭,據測算早在1986年大多數農業主產品即已受到"市場需求制約",於是,1989年初城市消費品市場開始呈現疲軟之態。
1990－1991年,經濟蕭條階段。政府采取向國營大中型企業傾斜政策,投入1500億貸款,但此時的連鎖負債已達2000億之巨,同期國營企業庫存產品占壓資金也已超過1000億元。另據統計,國營企業虧損面已達74%,遂不得不將"全面傾斜"改為"點貸解扣"。
國營企業連年虧損,造成以國企稅收為主要來源的政府財政連年赤字。先是1989年秋冬之交試圖財政、外貿收權不果;接著以財政解困為目標,政府"甩包袱"式的改革政策便相繼出臺。其效果之壹,即蕭條階段財政取消農產品購銷補貼後的農村市場也走向全面疲軟:以往國營流通部門憑借財政補貼,壟斷性地占有農業主產品商品量的壹半以上,當1990年取消購補,銷補暗轉明之後,國營流通部門的直接反應是立即大幅度減少購進和庫存,同時挪用銀行專項資金用於高利潤經營。這壹行為的直接作用是基本生活消費品市場不再有"蓄水池調節",導致各種欺行霸市和價格波動無序化並且隨時誘發社會動蕩,經濟矛盾日益社會化,"菜藍子"等與是否穩定相關的問題漸漸成為各級政府分外重視的主要矛盾。其間接作用,壹是二億多小農戶無法適應原有的國營大買主市場份額迅速下降到20%以下的新局面,"農產品賣難"再次普遍發生,農民收入隨之連續三年下降,占有基本生活消費品市場60%以上的消費額並且壹向穩定的農村,隨之出現全面市場疲軟。二是農業比較收益過低的老問題在農產品"賣難"和農民收入連年下降的作用下陡然突出起來,逼使農民背井離鄉,"民工潮"大範圍湧流。
1992年前後,中國經濟漸漸復蘇,並隨即轉入高漲。刺激經濟復蘇的興奮劑有兩支：
壹是1988－1989年的高利率政策失敗之後,政府又把利率連續調低到甚至低於原來水平,高利率時期大量吸收的存款必須貸出,因此資金環境暫時相對寬松,同時資本市場初步開放,低利率政策又使貨幣持有者轉向風險大但收益率高的股票、證券市場和其他投資市場。
二是八十年代中期以來中央財政連年赤字,半數以上縣級財政長期虧損,政府利益在財政分配難以滿足的情況下,仍然每年以集團消費遞增25－30%的速度迅速膨脹。在第三次危機已經吃空了可以行政占有的流量資本的逼迫下,政府及所屬部門的利益之手伸向能夠即占即盈的房地產投機。全國性的開發區圈地熱和房地產、股票、期貨三大投機壹齊上的存量資本瓜分浪潮忽然間似狂飆拔地而起,的確在暴富了壹批投機於權錢交易的食利者的同時,在病態的經濟背後又擊壹猛掌！
1993－1994年, 經濟高漲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從1992年的7600億,躍增至1993年的1.3萬億,1994年又在上年增長70%的高比例上再增40%。任何對存量資本的重新分配都會促進經濟成長！盡管九十年代初以圈地運動和泡沫經濟為表象的中國經濟發展讓人看得眼花繚亂,但其實質不過是周期規律作用和對國家資本的又壹次再分配。
之所以說是"又壹次再分配",是因為八十年代初那次農民曾對人民公社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做過壹次再分配,並迅即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所不同的是,那次分配是農民憑借社區成員的天賦權利和農業文明的均平傳統所做的社會化占有;而這次分配是食利者憑借政府權利或以"尋租行為"贖買到的法權關系所做的特權占有。
無論如何,相隔十年的兩次國家資本再分配盡管都與當時的意識形態主流相左因而不盡如人意,但卻都形成了經濟發展最起碼的基礎--利益目標明確的活躍的經濟主體--因而促使經濟高速增長,所以可以從歷史角度肯定其進步意義。
1994－1995年,第四次危機發生。與前三次滯漲型危機不同的是,這是壹次信用過度膨脹導致的通漲型危機,現象過程如下：上次滯漲型危機過程中,政府財政甩包袱只部分減少了虧損,並未從根本上解決其稅收主源國營企業效益低下的問題,企業虧損面壹直在50%上下徘徊。到1992年自然赤字額已高達近500億,1993年不計入債務的虧空進壹步上升至800億左右。此時,連續8年的財政向銀行透支,已吃掉了國有銀行全部自有資本金,使金融系統100%負債。盡管1993年末政府宣布不再向銀行透支,發行1200億國債抵補財政虧損,但銀行部門仍不得不掏口袋購買其總額的70%。對銀行而言,這意味著用債務(社會存款)來買債,亦即寅吃卯糧了;而對政府而言,這意味著用公眾存款充填政府消費,顯然是政府信用危機！
又由於上次危機中失敗的利率政策使企業連鎖債務壹直未能根本解決,向國營企業傾斜和"花錢買大好形勢"、"貸款發工資"等保穩定的政治任務又進壹步迫使銀行貸出資金的40%逾期難以回收。實際上即是用60%的可貸出資金產生的利潤來支付100%的存款利息！人民銀行資深研究人員指出：如果不是以國家為名,銀行早該破產了！
金融部門如此困境之中既然不能破產,其解困行為只有兩條路：壹是投入高利潤領域,提高貸款利率,以高盈利來抵補以往虧損;二是轉向國際資本市場吸收其過剩、低息資金來緩解中長期投資需求壓力,防止進壹步虧損。
盡管國家現行政策限制使之無法公開走第壹條路,但暗中違紀拆借或利用自辦公司參與金融投機仍屢禁不止,使得國內資金市場利率壹直在月息二分左右,高利貸由此橫行全國;而第二條路--大規模舉借外債(對外擴張信用),則顯然正在發生作用。1994年上半年中國外債總額從上年800多億元激增近半,達到1200億,即是明顯例證。同時, 由於40%的逾期貸款包袱越背越重,銀行也不得不眼光向內擴張信用。1994年上半年各項存款大幅度上升也是明顯例證。
進壹步分析則可以看到,金融體改要轉換機制、實現"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因全行業統算竟無自有資本金並且超額負債而勢難成立,唯有在劃分職能之際將逾期貸款和虧損重負甩給政策性銀行由國家財政背起來,才可能做到讓銀行有正常經營利潤。但甩給財政的包袱勢必惡化財政虧損局面,轉而演化為新增內債,仍會擴張長期信用。
壹般而言,當信用膨脹到臨界點,必然發生信用崩潰。上壹輪"三角債"的惡夢淫威猶在,新壹輪連鎖負債重又發生,這即是信用崩潰的表現之壹。
本次經濟危機與政府對應之策的其他性狀特征與上次類似。例如高漲期的投資消費雙膨脹與危機期的緊縮銀根,控制物價等。只是此次壓縮基建會相對影響幾千萬進城民工的就業,社會犯罪問題必然日益突出,且由於基數巨大而防不勝防。
1.06 正如七十年代末的危機導致了第壹步農村改革壹樣,八十年代後期和九十年代中期的危機也促進了城市改革。農村改革中人民公社解體使農村發育出各種獨立的經濟主體並成為商品經濟的基礎,農村社會恢復了自治形態。從而,以人民公社體制做組織保障的統購統銷制度難於運作,農業投入品和產出品市場於是漸次開放,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商品經濟新體制於是在農村形成。同理,城市改革從八十年代中期日益觸及產權,城市企業產權主體多元化和股份化使政府部門壟斷和計劃控制相對弱化,工業投入品和產出品市場也漸次放開。因此,假如沒有新的戰爭把現在的中國"平民政府"再壹次造就成"英雄政府",則中國的市場取向的改革趨勢是不可逆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