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李嘉圖繼承和發展了亞當·斯密創立的勞動價值理論，並以此作為建立比較優勢理論的理論基礎。
在分析論述比較優勢理論中，李嘉圖賦予勞動以重要的地位，他在《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開宗明義就指出，“壹件商品的價值，或曰用以與之交換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數量，取決於生產此件商品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進而，他也像斯密壹樣，將價值區分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指出“有用性不是衡量交換價值的標準”，認為“商品的交換價值以及決定商品交換價值的法則，即決定為了交換他種商品必須付出多少此種商品的規律，全然取決於在這些商品上所付出的相對勞動量”。
國際貿易中各方的利益全然系於國際市場上各類商品的交換價值，即相對價格水平。在李嘉圖看來，壹國國內各地區、各產業間資本、勞動等各類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利潤率均等化的根本原因。但國與國之間的要素流動則勢必因各種原因而被強制性地打斷，甚至完全不流動。由此，李嘉圖斷定，正是國際間的這種生產要素的不流動性，決定了“支配壹個國家中商品相對價值的法則不能支配兩個或更多國家間相互交換的商品的相對價值”。正好比“葡萄牙用多少葡萄酒來交換英國的毛呢，不是由各自生產上所用的勞動量決定的”壹樣。或者說，各類生產要素在國際間完全不流動，打斷了國際間利潤率均等化的進程，因而使壹國能夠比較穩定地保持在某種商品生產上的比較優勢地位。
既然諸多原因決定了同壹種商品在不同的國家其相對價值各異，那就給各國參與國際貿易獲取貿易利益留下了可利用的空間。然而此處的前提必須是各國都能找準自己同他國比較的有利之處，即確定它們各自的比較優勢。 李嘉圖也像斯密壹樣，采取了由個人經濟行為推廣至國家經濟行為的辦法，來分析論證他所說的比較優勢以及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上的貿易模型。
在李嘉圖看來，在商品的交換價值由生產中所耗費的勞動量決定的條件下，每個人都會致力於生產對自己說來勞動成本相對較低的商品。他舉例說，“如果兩個人都生產鞋和帽子，其中壹人在兩種商品的生產上都比另壹個人具有優勢，不過在帽子生產上只領先於其競爭對手1/5或20%，而在鞋的生產上卻要領先於其競爭對手1/3或33%；那麽，這個具有優勢的人專門生產鞋，而那個處於劣勢的人專門生產帽子，難道不是對於他們雙方都有利嗎？”
既然國際間生產要素的不流動性打斷了各國間利潤均等化的進程，既然基於各種原因，每壹個國家都可能有“某種具有優勢的產品”，而且“這種優勢還相當可觀”，那麽，“各國都更為合理地分配它的勞動資源，生產這種具有優勢的產品”，並“將其用於相互交換，各國就都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同斯密相反，李嘉圖強調的是在相互比較的基礎上，兩國在兩種商品生產上所處優勢或劣勢程度的差異，以及由此產生的貿易機會和貿易利益。因為葡萄牙在葡萄酒的生產上優勢更大（葡萄牙葡萄酒的生產成本為英國的2/3，毛呢的生產成本為英國的4/5），而英國在毛呢生產上劣勢較小（英國毛呢的生產成本為葡萄牙的1.1倍，葡萄酒的生產成本為葡萄牙的1.5倍）。就像生產鞋和帽子的兩個工匠壹樣，只要葡萄牙致力於生產葡萄酒，英國致力於生產毛呢，然後進行相互交換，兩國就都能獲得貿易利益。
由此可見，“兩優擇其甚，兩劣權其輕”，是比較優勢理論的基本原則。“正是這樣壹條原則，決定了葡萄酒應該在法國或葡萄牙生產，玉米應該在美國或波蘭生產，而機器和其他商品應該在英國生產”。
比較成本學說
李嘉圖剛剛開始進入經濟學界的時候，英國正在緊鑼密鼓地制訂限制谷物貿易的《谷物法》。李嘉圖鼓吹自由貿易，但《谷物法》最終還是通過了。這促使李嘉圖更深入地思考貿易問題，從理論上駁斥貿易限制的荒唐。
他的國際貿易學說可以被稱為“比較成本說”或“比較成本規律”。他模仿同亞當·斯密斯關於個人勞動分工的理論來分析兩個國家間貿易的好處。假定制壹單位布，英國需要50個勞動日，葡萄牙需要25個勞動日；制壹單位酒，英國需要200個勞動日，葡萄牙只需要25個。可以看出，葡國制酒、制布所需的成本都比英國絕對低，即都處於絕對優勢。不過，葡萄牙在酒的生產中表現出的優勢更大，葡萄牙的制酒成本相對低，處於比較優勢，制布成本相對高，處於比較劣勢。而英國制布成本相對低，處於比較優勢。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放棄生產比較劣勢的酒，專門生產比較優勢的布。如此分工，兩國合起來不僅可以生產出更多的酒和布，英國還可以用布換到較多的酒，而葡萄牙用酒可以換到更多的布。兩國同時獲得國際分工與國際交換的好處。
這種理論為自由貿易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李嘉圖認為，國際分工與國際交換的利益，只有在政府不幹涉對外貿易，實行自由貿易的條件下，才能最有效地實現。“在壹個具有充分商業自由的體制下，每個國家把它的資本和勞動置於對自己最有利的用途”。因此，他是堅定的自由貿易論者。 李嘉圖的經濟學理論的基礎是勞動價值論，這種理論是從斯密那裏來的，但經過了壹些改動。
李嘉圖的價值理論的核心就是下面壹句話：“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其生產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根據這個理論，他認為，勞動的價值（工資）是壹定社會中為維持工人生活並延續其後代通常所必需的生產資料決定的，而利潤則決定於工資。在所有這些分析中，我們看不到供給與需求的作用，壹切都是某種神秘的因素所決定的。
不過，聰明的李嘉圖早就意識到了這種價值理論的內在矛盾，他自己曾經犯過嘀咕：“我不能克服這樣的困難：在地窖裏貯藏了三四年的酒，或最初在勞動方面花費了也許還不到2先令，後來卻值100鎊的橡樹。”後來，人們用水與鉆石來概括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所面臨的“價值悖論”：水對人極端重要，是生命的支柱，但在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低；而鉆石是奢侈品，對於人的生存而言沒有任何用處，通常情況下價格卻很高，為什麽？
李嘉圖始終沒有能夠解決這個難題。到了1870年代，邊際主義興起，經濟學家才能夠解答這壹問題。答案很簡單：價值只能來自個體消費者的主觀評估。我可能花了30年時間研究壹種東西，但拿到市場上卻沒有壹個消費者問津，那麽，它就沒有任何經濟價值，不管我在這上面投入了多少勞動。商品和服務的價值是消費者評估的結果，商品和服務的相對價格是由消費者對這些產品的評估和欲望之水平和強度所決定的。 李嘉圖認為，實際工資的增加會導致實際利潤的降低，因為貨物銷售的毛利可分為工資和凈利兩個部分。在論文《論利潤》中他寫道：“利潤取決於工資的高低，工資取決於生活必需品的價格，生活必需品的價格取決於食品的價格。”
此外，壹個與李嘉圖有關的思想是“李嘉圖等價”：在某種情況下壹個政府應該如何支付其開銷（即稅收，發行債券或財政赤字）的選擇對於經濟沒有影響。諷刺的是，盡管這個思想被冠以其大名，他本人似乎並不相信這個理論。 賦稅來源
李嘉圖對政治經濟學的主要功績，在於他的勞動價值學說。他堅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的原理，認為勞動是創造價值的唯壹源泉。根據他的勞動價值理論，李嘉圖認為稅收來自勞動產品的價值，賦稅是壹個國家的土地和勞動的產品中由政府支配的部分；它最後總是由該國的資本中或是由該國的收入中支付的。也就是說，李嘉圖將稅收歸納為來源於資本和收入兩個方面。如果稅收的征收使得人們增加生產或減少消費，那麽稅收來源於收入；如人們沒有增加生產或減少消費，則稅收是來源於資本。
李嘉圖認為，稅收不論來自收入還是來自資本，都是對積累的減少。凡屬賦稅都有減少積累能力的趨勢。賦稅不是落在資本上面，就是落在收入上面。如果它侵占資本，它就必然會相應；地減少壹筆基金，而國家的生產性勞動的多寡總是取決於這筆基金的大小。如果它落在收入上面，就壹定會減少積累。因此，李嘉圖認為，國家在增加稅收時，除非人們能夠按比例地增加資本和收入，否則他們的常年享受就必然減少。政府的政策應當是不要征收必然要落在資本上面的賦稅，因為征收這種賦稅，會損害維持勞動的基金，因而會減少國家將來的生產。
稅收原則
李嘉圖並沒有像亞當·斯密那樣比較系統和全面地對稅收原則進行分析，但在壹些論述分析中也體現出他的稅收原則思想，其中主要是稅收公平和稅收對生產的影響。
李嘉圖認為社會壹切收入都應征稅，人們應按自己的財力來負擔稅收；政府稅收只要負擔合理，至於落在哪項收入上面是無關緊要的，只要賦稅不是不平均地壓在從事積累和節約的階級身上，它究竟是課加在利潤上面、課加在農產品上面、還是課加在工業品上面，並沒有多大關系。為了公平地征收稅收，應該建立以工資稅、利潤稅和農產品稅組成的稅收制度。 同亞當·斯密壹樣，李嘉圖也同意政府財政支出是非生產性的；政府稅收是用於政府支出，因而也具非生產性；稅收具有妨礙生產和耕種的通病，給生產帶來負擔。任何形式的賦稅，都只是流弊與流弊之間的選擇問題。它要不是影響利潤或其他來源，就壹定會影響支出。因此，李嘉圖認為最好的財政計劃就是節流，最好的賦稅就是稅額最少的賦稅。
賦稅影響
①賦稅對資本主義生產的影響。李嘉圖認為，稅收不是來自資本，就是來自收入，因而從總體上看，稅收不利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他說：“如果沒有賦稅，資本這種增加還會更多得多。凡屬賦稅都有減少積累能力的趨勢。賦稅不是落在資本上面，就是落在收入上面。如果它侵占資本，它就必然會相應地減少壹筆基金，而國家的生產性勞動的多寡總是取決於這筆基金的大小的。如果它落在收入上面，就壹定會減少積累，或迫使納稅人相應地減少以前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非生產性消費，以便把稅款節省下來。但是，賦稅的巨大危害倒不在課稅的目的的選擇，而在於整個來說的總效果”。李嘉圖還進壹步指出，來自資本的賦稅比來自收入的賦稅對生產更有害。如果賦稅落在資本上，人民原來決定用在生產性消費上的基金將會因此受到損失。李嘉圖在闡述稅收對經濟的影響時，還指出賦稅會造成利潤率下降，從而導致資本轉移的傾向。他說：“如果谷物的價格不能按課稅總額提高，農業利潤就會低於壹般利潤水平，資本就會尋找更為有利的用途”。他還認為，如果征稅不具有普遍性，對某些行業征收某種稅。而對另壹些行業不征稅，同樣會引起資本的轉移。他認為，為了減輕賦稅對生產的不利影響，就要避免對資本課稅，而盡量征收弊病最小的均等收入稅和奢侈品稅。
②賦稅對價格的影響。李嘉圖認為課稅往往使商品價格呈上升趨勢。“任何課加在農業經營者身上的賦稅，無論是采取土地稅的形式，什壹稅的形式還是產品稅的形式，都將增加生產成本，因之也就會提高農產品的價格”。“每壹種新稅都會成為生產的壹種新負擔，並使自然價格提高”。李嘉圖還認為，賦稅可以改變商品間原來的價格比例關系。“我們已經看到，谷物和農產品的直接稅在貨幣也在本國生產的情況下，必須會按照農產品加入商品構成的比例而提高壹切商品的價格，因而破壞各商品之間原有的自然關系”。
③賦稅對經濟的其他影響。李嘉圖認為，稅收可以通過改變利潤水平來影響產品供求；稅收還可以通過改變國民的收入投向，變個人所得為政府收入，引導資源配置；稅收可以通過減少資本，減少勞動的實際需求，從而減少工人的就業機會；稅收可以通過出口退稅，進口課稅，發展對外貿易，促進本國經濟發展。
分析
李嘉圖在分析稅收來源的基礎上，進壹步對各種稅進行了分析，而對各稅的分析實際上是集中分析稅收轉嫁問題。
關於地租稅。李嘉圖根據其級差地租理論，認為地租稅只影響地租，全部稅收負擔落在地主身上，不能轉嫁給任何消費階級；但在壹定條件下，地租稅也會引起農產品價格提高，稅負由消費者承擔。十分肯定，對真正的地租所課的稅全部要由地主負擔，但對於地主，由於人們使用他在農場上投下的資本而得到的報酬所課的稅，在進步的國家中就要落在農產品消費者身上。
關於利潤稅。李嘉圖認為，對資本利潤征稅會導致所生產的商品漲價，如對制帽業者利潤征稅會使帽子漲價；對農產主的利潤征稅會使谷物價格上漲；對毛織業者的利潤征稅會使毛呢價格上漲等。對資本家來說，如果征稅後稅收負擔不隨商品價格上漲而轉嫁，生產產品的資本家就不能獲得平均利潤。李嘉圖進壹步分析，對資本利潤課稅而壹切商品都按稅額成比例地漲價，股票持有人就會受到影響，雖然他的股息並未課稅。但是，如果由於貨幣價值變動，壹切商品都回跌到以前的價格上，股票持有人就完全不負擔稅款。
關於工資稅。對工資征稅會使得工資上漲，因而導致資本利潤率的降低。李嘉圖指出，對必需品征稅和對工資征稅是不同的，必需品征稅必然使必需品價格上漲，而工資稅則不然；必需品征稅部分是利潤稅，部分是對富有的消費者征稅，工資稅則全部是利潤稅。李嘉圖認為，工資稅的影響是使工資增加，增加的數額至少與稅額相等。稅款即使不是直接由雇主支付，最後也要由他支付。
關於農產品稅。李嘉圖認為，任何加在農業經營者身上的稅收，無論采取土地稅的形式、什壹稅的形式還是產品稅的形式，都將增加生產成本，因而會提高農產品的價格。對農產品的征稅，不會是由地主負擔，因為不能從地租中扣除稅款；也不是由農場主的利潤負擔，因為沒有任何理由在其他行業獲得較高利潤的情況下要求農場主從事這種利潤較低的行業。這樣，李嘉圖得出結論：農產品稅不會由地主支付，也不會由農場主支付，而只會由消費者在上漲的價格中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