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發展的核心問題是“錢從哪裏來”？成都將農民土地承包期限定為“長期不變”，為今後土地有序流轉和社會資金進入農村奠定了堅實可靠的基礎。農村產權改革實際上是壹場艱難的利益調整。
成都農村產權制度改革
本報記者尹宏偉特約記者魏晨成都報道。
在成都下轄的都江堰市劉傑鎮何銘村，村口的巨幅廣告牌上寫著“成都市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第壹村”。春節剛過，開滿油菜花的何銘村表面上看似平靜，但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讓其內部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以前這裏農民生活的主題是每年去大大小小的城市打工。如今，隨著農民完成對土地和房屋的確權，農村社區開始復興。
2008年以來的成都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準確地觸及了土地這壹核心話題。“農村發展的錢從哪裏來？”這是成都從2003年開始城鄉壹體化改革以來壹直在思考的課題。成都的改革者認為，農民實際上是拿著“金飯碗”生活在貧困和相對貧困之中。改革者希望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與維護農民利益結合起來，推動土地要素市場化，進而帶動“農村勞動力”要素自由流動。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成為成都打造城鄉新形態的關鍵壹環。
從試點開始改革
2005年夏，成都市農委對全市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情況進行了全面調查:全市8.35%的村年集體經濟收入在65438+萬元以上，38.165.438+0%的村在5萬元以下，35.24%的“空殼村”沒有集體經濟收入；全市村級集體經濟收益只有39.33%能分給農民。
何銘村位於富饒的川西壩子。2007年，成青高速公路從成都到青城山穿過何銘村，昔日的“角落地帶”變成了“香饃饃”。這壹年，村裏40多畝土地流轉出去了。“有錢進不澆糞。”以前外出打工棄地的村民開始找村幹部，想回到承包的土地上退耕。
這著實讓何銘村的幹部們為難。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村裏壹些常年外出打工的村民不願意種地了。原因很簡單:他們壹天的工作可以買到65，438+00公斤的大米。在何銘村八組，有五六畝土地長期拋荒，組長只能將拋荒土地需要繳納的稅費分攤給其他村民。村委會主任俞越每年都多壹項任務:挨家挨戶求村民種地。
“土地承包解決了農民吃飯問題，但土地上沒有‘金娃娃’。“從2001開始，我國農村稅費制度改革開始試點。到2006年，農民不僅不再繳納各種稅費，每年還補貼種糧。土地上能產生的效益，讓很多村民感到興奮。
距離何銘村幾十公裏的大邑縣韓場鎮藍田社區，近年來食用菌產業蓬勃發展。到2009年底，韓場鎮流轉的4000畝土地大部分集中在藍田社區。
成都希望土地流轉規模進壹步擴大，農民組織化程度進壹步提高，打入市場的能力進壹步增強。但是農民打入市場的動力在哪裏？早在2003年，成都部署城鄉壹體化戰略時，就提出要通過土地規模經營等多種形式，探索農村與城市同步增收，實現農業產業化，發展現代農業，引導農民走上* * *富裕之路。
然而，壹個現實問題擺在成都面前: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雖然是農民個人所有權的集合，農民個人是集體產權的最終所有者，但農民個人並不擁有集體土地的所有權。農民擁有的土地權利是空的，很難將資源轉化為資本。
在成都市常務副市長孫平看來，癥結在於農村沒有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要素市場沒有形成，土地、人、資本沒有真正被激活”。2007年2月，成都市委召開城鄉壹體化工作會議，“用市場化的辦法解決城鄉壹體化問題”的思路正式拋出。
“產權改革的過程會削弱地方政府的利益，但對整個農村的發展有好處。”在孫平看來，農村產權改革實際上是壹次利益調整。“以前政府花很小的代價從農民手裏拿到土地，轉手就能增值很多倍。政府在中間拿了大量，但並沒有真正解決農民的問題。這也是三農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的本質所在。”
壹位參與改革試點的學者透露，改革中來自各方面的阻力“非常大”:“成都郊縣包括那些靠工業項目支撐的鄉鎮，地方政府都不願意確定。不確權怎麽維權？產權制度改革呢？每次開會討論產改，部門之間爭論也不為過。”他說，成都甚至有壹個官方研究機構專門做過報告。表面上肯定了農村產權改革的核心是確權。實際上是希望通過農村產權改革，變相回到以前的土地制度。“這實際上反映了地方高層對改革有不同的聲音和看法。不可否認，這給改革帶來了很大壓力。”
因為眾所周知的“敏感”，成都市決定先在雙流縣、溫江區、都江堰市、大邑縣開展試點，而都江堰市則選擇了平壩區、沿山地區、山區6個鎮不同產業類型的20多個村。試點內容包括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土地承包經營權、林權、房屋所有權登記，產權明晰；集體土地所有權和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確認到村或組；承包地、自留地、宅基地、農民住宅確權到戶。
“產權制度改革之初，我們村幹部分析，第壹輪土地承包改革讓農民吃得起飯，第二輪土地承包給農民吃了定心丸。這個改革應該還是有益的。”作為最早的試點村，村支書劉文祥說，當初對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認識比較模糊:改革就是要摸清村裏的家底。
劉文祥說:“在農村基層工作的人都知道，農村首先難的是計劃生育，但實際上，調解土地糾紛比計劃生育還要難。過去由於農業稅、打工潮等多種原因，部分農民棄地，其他村民種植，繳納農業稅。但這應該是誰的土地？村幹部很頭疼調解這種問題。”
新起點凸顯公平
2008年3月的最後壹天，何銘村7組的俞月和34位村民第壹次拿到了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證、與城市房屋同權的房產證。他可能是中國這壹輪農村產權改革第壹個領證的人。
和俞越壹樣，全村574個農民每人都拿到了三證。少數有林地的人多了壹個林權證。除了“四證”，大家還領到了“兩證”，即耕地保護證和養老保險證。在產改中，成都提出，創新耕地保護機制，市縣政府每年從財政預算中安排26億元設立耕地保護基金(補貼標準為基本農田每年每畝400元，壹般農田每年每畝300元)，為負有耕地保護責任的農民提供養老保險補貼，調動農民耕地保護積極性，確保耕地總量和糧食生產能力不下降。
都江堰在組、村、鄉三級確定了農業合作社、農業合作聯社、鄉鎮集體資產管理委員會為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既規範了所有權主體，又建立健全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
隨後，成都現代農業發展投資公司和成都小城鎮投資公司這兩個成都農村市場化改革的引擎成立，決策者希望利用政府有限的啟動資金，撬動金融和社會資金投資現代農業和農村基礎設施。
確權後，農民擁有的權證的“含金量”在於，有證的農民可以通過各種方式流轉承包地，獲取各種利益。對此，成都市市長助理、都江堰市委書記劉俊麟的形象比喻是:農村產權改革“相當於揭開了壹個蜂巢。當我們建立了完善的產權制度，就像馴服了所有的蜜蜂，這樣我們才能享受到蜂巢裏的蜂蜜。”
2008年6月28日，10，成都率先成立綜合性農村產權交易所。交易所將為林權、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房屋產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等項目提供專業服務。2009年，成都市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確權頒證工作基本完成，市級籌集資金全部到位。254個鄉鎮發放耕地保護資金1140萬元，惠及109萬農民，涉及耕地384萬畝。農村產權交易2.7萬筆，金額21.2億元，制定了農村產權抵押融資辦法。
2009年6月5438+065438+10月，何銘村村民手中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證全部變更了承包年限:土地承包期限由“2027年”變更為“永久”。土地問題專家、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秘書長肖錦成認為，成都市建立的耕地保護基金和城鄉社會保障體系，為產權“長效”改革提供了堅實基礎。
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完善仍在進行。成都市委市政府要求，土地、戶口、證書、合同、農田保險基金必須“五壹致”。只有堅持確權，才能為未來土地的有序流轉打下堅實可靠的基礎。
變化還在繼續:2009年，韓場鎮被確定為大邑縣產權融資試點鎮；2010年3月，藍田社區兩位村民將在大邑縣產權轉讓擔保公司的幫助下，以確認的房產證為依據，獲得5萬至65438+萬元不等的融資貸款。
在何銘村，確認了權利的村民自願加入了新農村社區建設項目。村裏引進了135畝的花卉基地，壹位村民不願意流轉自己的土地，繼續在自己的承包地上種植自己喜歡的糧食作物。藍田社區村支書李俊江認為，有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村民的腰板更直了，要不要參與土地流轉由他們自己決定。村裏只能尊重村民的決定，但確實對引進企業有影響，只能繼續做村民的工作。
成都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陳家澤表示，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本質是農村微觀經濟基礎的重建。沒有這壹步，農村改革就建立在沙灘上，沒有堅實牢固的基礎。
樸素有序的民間智慧
2008年3月，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書記李到村調研，問:生產改革中的矛盾是怎麽解決的？劉的回答是:我們把矛盾解決在基層。李又問:妳們是這裏最基層的單位。怎麽會有基本單位？劉也回答:我們的基層就是各個村民小組成立的評議會調解小組。
村民委員會是隨著產權改革而產生的。成都要求，參與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幹部必須廣泛發動群眾，在基層做基礎工作。在宣傳動員過程中，壹些官員對確權過程中如何解決財產或使用權的公平分配問題各持己見，誰也說服不了誰。但村組開座談會，問題和政策都交給群眾，群眾壹參與，問題就解決了。
何銘村成立了理事會，每個小組都成立了調解小組，調解村民之間的所有權糾紛。調解小組由各小組按每5 ~ 15戶1名村民代表的人數選舉產生。何銘村的調解小組制定了五條原則:壹是“公道自在人心”(相對公道)；二、“多總比少好，有總比沒有好”(先到先得)；第三，“壹層壹層地吃竹筍”(循序漸進)；第四，“言而有信”(誠實)；第五，“我們都是壹條船上的人，應該同舟共濟”(相愛相扶)。
但村幹部也有頭疼和委屈。聽說要確認發證權。常年外出打工離開承包地的村民開始回來找村幹部承包土地。村民羅廷貴，1998外出打工。承包地扔給村裏的時候，他寫了承諾書:30年內不回他的承包地。聽說他是在房改開始後從幾百公裏外回來的。
村民只知道自己有多少畝承包地，村裏到底有多少承包地，村組有些村民並不清楚。何銘村村民第四組原組長去世前，該組村民的承包土地合同及原始資料在他去世後已無法找到。確權後，四組新組長還要重新登記造冊，重新建立每戶的承包地檔案。
經過近壹個月的登記、丈量和公示，何銘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和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確權到村或組。承包地、自留地、宅基地、農戶房屋都確權到戶。為了顯示透明，劉傑鎮從600多年前的“魚鱗圖”中獲得靈感，開發了“魚鱗”數字系統，通過測量並結合衛星地圖，準確確定農民土地的所有權。何銘村的每家每戶都在全村土地的“魚鱗地圖”上按上自己的指紋，看起來就像魚鱗壹樣。在全村的這張地圖上，每壹棟房子、宅基地、承包地、林權的歸屬都清清楚楚。
當產權改革得到確認後，羅廷貴的要求遭到了何銘村委會成員的拒絕。他去過劉文祥三四次，後者的回答是:理事會決定的事情，村裏不能改變，“種地的老實人不能吃虧”。
成都市國土資源局官員楊表示，沒有承包土地的農民要求調整承包土地，這是他們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應該享有的權利。但是，被裁減人員不退出承包地是受法律保護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調整與不調整的矛盾日益突出。大邑縣農發局工作人員何說:2009年，大邑縣有500多名村民到縣城上訪或咨詢。“為什麽有的人沒有承包地卻有‘死人種活人的地’？”
08年產改之初，聽說要重新丈量調整承包地，把承包地補上，把農民的田補上。大邑縣韓場鎮藍田社區村民劉儒林堅決反對。劉儒林老兩口耕種了6畝多承包地，遠超村裏人均承包地標準。他兒子考上了大學，承包地卻沒有退出；女兒結婚了，承包地沒退出。
盡管村委會和調解小組多次做工作，劉儒林還是很有信心:確權後的土地承包經營權證已經發給我了，無權更改。村支書李俊江講述了劉儒林的“生涯”:2009年，藍田社區引進壹家企業建設花卉基地，每畝地的流轉資金相當於800斤大米。劉儒林擔心，如果發放轉移資金，這筆錢會發給其他村民。
劉儒林決定上訪，但可以上訪兩次。相關部門實地調查後，他的答復是尊重村委會和這個小組調解小組的決定。2065 438+00 . 2 . 23劉儒林改變主意了。他主動找到鎮上，同意退出壹畝多的承包地。有人猜測，既然評議會決定的事情都得到了村民的同意，大家肯定對劉儒林的做法有意見。每天都低著頭不擡頭在村裏看他，劉儒林心疼。
生產改革中類似的問題層出不窮。但因為基層的主體作用和智慧，整個過程還是比較順利的。而且政府也很註重不能激化矛盾的導向。這是成都農村產權改革的壹條非常重要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