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發生了太多事情。
所有人的命運，整個中國的命運，都站在了壹個全新的起點上。
歷史洪流中，有壹位正值而立的青年也迎來了自己的轉折點。
1978年12月下旬的壹天，壹列火車穿越2300多公裏山川平原，從昆明駛向上海。
車上坐著34歲的戴相龍，他的懷裏揣著壹封剛從人民銀行江蘇分行發來的工作調動通知書，即將開啟壹段全新的人生征程。
就在三個月前，他從同學那裏聽說江蘇省財政廳和省人民銀行要分家了，人民銀行江蘇省分行正招聘財經幹部。
壹得知這個消息，他立馬買了壹枚8分錢郵票，毛遂自薦寫信給當時從未謀面的江蘇省分行行長。沒想到，不到兩個月就收到回信，同意接受他回鄉工作。
自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雲南省圭山煤礦，他壹待就是10年。當過井下運輸工、當過采煤工，當過采煤隊黨支部副書記。當時的宿舍就建在壹個叫“王家墳”的山包上，他和工友們以此為家，以詩勵誌：“春城無處不飛花，四海無處不安家”。
但在他內心壹直有個聲音，想和遠在南京壹年壹見的妻兒早日團聚，如今終於等到這個機會。
此刻火車上，廣播喇叭裏壹遍遍播放著十壹屆三中全會的公報，想到未來的新生活、新工作，他心潮澎湃。而他想不到的是，新中國最波瀾壯闊的壹段歷史將從此時開啟，而他也將成為這股大潮中的中流砥柱。
當時的中國金融體系，百事待興。戴相龍的每壹次新任命，都是追隨著國家金融改革開放的步伐。每壹次由他牽頭的工作，都有益於日後站在更高維度，為重構中國金融體制打下堅實的地基。
離開人民銀行江蘇分行後，戴相龍的第壹站是農業銀行。1984年底，時任農業銀行行長韓雷，召集十多位年輕的分行行長，討論 農村信用社 改革。這也是戴相龍第壹次見到行長，當時每人限時發言15分鐘，並有專人按鈴叫停。他逐條陳述、層次分明，話畢鈴響，得到韓雷贊許。
不到壹年，戴相龍即升任農業銀行副行長，時年41歲。這個時期，他提出並實施了“信貸資金集約化經營工作計劃”，並在國家專業銀行中最先實行了不良 貸款 的四級分類和清理壓降工作。
“用兩年時間，把農行的不良率降到13%以下。”在1988年8月10日農業銀行清理信貸資產工作會議上，戴相龍立下目標。
這段寶貴的工作經驗，在他之後身居金融業頂層決策之位，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90年初，戴相龍從農業銀行副行長調任交通銀行行長。從壹家資產六千億的大銀行來到壹家資產只有二百多億的小銀行，他開始不免有些失落感。作為全國唯壹的綜合性銀行，當時的交通銀行被稱為“商業銀行的改革試驗田”。想到這壹點，戴相龍又起了幹勁，揮汗耕種，甘之如飴。
任行長期間，他最早公開提出“努力把交通銀行辦成社會主義商業銀行”。當時的交通銀行籌建了子公司海通證券公司和中國太平洋保險公司。並會同10多家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沖破國有銀行業務範圍實行專業分工的限制，推動我國加快商業銀行改革步伐。直到現在，他仍主張把我國五大商業銀行逐步辦成綜合經營的跨國銀行集團。
知天命之年，戴相龍迎來了人生的又壹個重要轉折點。1995年6月，他被任命為人民銀行行長。那時，人民銀行承擔後來“壹行三會”四個部門的職責，可以想象工作之艱辛。
運用曾在專業銀行、商業銀行擔任領導工作的經驗，他在國務院領導下依法履行中央銀行職責，進行金融宏觀調控，推動商業銀行改革，加強金融監管。8年整頓全國金融秩序，三度推進四大銀行不良清降，他全力以赴。
數十載磨礪，終淬煉成金。在1996年的二十國集團財政部長、央行行長會議上，戴相龍曾和當時的德國、法國央行行長合影留念。他笑言：“我們三個人不僅是同行，而且都是從‘地下’（指煤礦）走出來的人。”
回頭看，從挖煤工到央行掌門人，恰是整個中國在改革開放四十年間巨變的壹個縮影。某種意義上，其所折射的，與其說是個人成長史，不如說是壹部中國新金融體系的發展史。對舊體制的改革，為這些個體提供了生長和超越的空間；新秩序的建立，給中國當代金融體系奠定了穩固的基石。